內容摘要：焦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一種典型的心理非正常狀態。焦慮很可能會給人們帶來一些認知與行為上的變化，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焦慮這個問題是各種最重要的問題的中心，我們若猜破了這個啞謎，便可明了我們的整個心理生活。” [1]晚明啟蒙思想家李贄的焦慮心態比較明顯，深受世人關注。如能采取精神分析研究方法，并結合李贄的現實遭遇和情愛態度，探討他異端思想行為背后的焦慮，顯然有助于李贄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關鍵詞：精神分析；焦慮的本質；李贄的焦慮

　　作者簡介：許安群（1983 – ）男，江西贛州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2009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學。

　　弗洛伊德認為，焦慮可能使個體不恰當地使用防御機制，導致神經癥狀。而神經癥狀對于飽讀詩書、思維活躍的文人來講，又更多地體現為怪誕的思想和行為。說到思想行為怪誕，莫不以晚明因異端而著稱的李贄為典型：自小所受的是儒家正統教育，卻常常抨擊孔孟之道，甚至在《焚書·論證篇》中譏諷后儒“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形若狗彘然也”；李贄身為儒者，卻立下要求施行伊斯蘭葬禮的遺囑；內心并不篤信佛教，卻又拋妻棄子，落發為僧；既已做了和尚，卻偏偏不守佛家清規戒律，收女弟子，在佛堂上大啖狗肉且懸掛孔子像；年輕時為養家糊口，甘愿千里迢迢去河南任一卑職，卻于官運亨通時，在姚安知府任上毅然辭職；既已辭職，遁入空門，卻對社會政治關注依舊……如此異端行為難道僅僅一句反封建反傳統且傲世不羈就可以解釋么？究李贄一生，其背后藏著一顆極度敏感而又倍感焦慮的心，有多少人能推心所及呢？縱觀今人看待李贄，或多或少存在一個誤區：就是過多地從主流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為了維護李贄“反封建斗士”的正面形象而忽視李贄異端行為背后的深層因素，當然也包括其存在的心理健康問題。所以，在微觀上把握李贄的心理無意識，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洞察李贄的焦慮，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嘗試。

一、焦慮的本質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討李贄的焦慮心態，則必須了解焦慮如何定義，如何應用于人格分析。在《精神分析引論·第二十五講》中，弗洛伊德詳細地闡釋了焦慮的定義，他認為，焦慮源于自我，是自我“對于外界危險或意料中傷害的知覺的反應。它和逃避反射相結合，可視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種表現”。[2]他的這種焦慮論又被稱作“焦慮的信號理論”。

　　焦慮論作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中的重要環節，在分析過程中，首先要注意焦慮產生的邏輯順序：把產生焦慮的原因放在前面，作為焦慮的前提；焦慮放在之后，作為結果；而隨之出現的神經癥狀應放在最后，作為焦慮的結果。而焦慮分析的方法論則是遵循精神分析理論中非常重要的因果回溯原則，“弗洛伊德堅信，沒有任何麻雀從房頂上落下不是出自上帝的特殊意愿，‘沒有一種心理表現是無意義的、任意的、沒有規律的’。”[3]在弗洛伊德看來，任何純粹的偶然現象都是不存在的，而任何的客觀結果都是由主觀動機引起的，因此運用精神分析法時應強調追本溯源，探討研究對象無意識的原始動因。

　　其次要注意焦慮的具體分類。焦慮的分類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基礎上的。而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則包括三部分：本我、超我和自我。本我（id）的定義散見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綱要》，大致可認為本我是指本能，即“肉體對于心靈的要求”，大致以快樂為原則，追求自身的滿足。本我具有無意識、非理性、非時間性和非道德性的特點。超我（super-ego）是本我發生分裂后產生的一種機能，“這種機能的另一活動即為我們所稱的良心。良心最易脫離自我，與自我對峙。”“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沖動或人類活動的較高尚行動的主體。”[4]由弗洛伊德的上述闡釋可知：超我是道德理想和道德規范的內化，是限制本我及使其的實現不逾越社會規則，最終表現為人的行為符合人類的道德規范和法律制度。自我（ego）是本我的一部分，體現為理性與常識，起著協調本我與外部世界的矛盾的作用。而在《精神分析引論新編》里弗洛伊德指出：“我們可以了解為什么我們常不禁深嘆生活的艱苦。自我當被迫自認軟弱時，便將發生了焦慮：對外界而又現實的焦慮，對自我而有常規的焦慮，對本我的激情勢力而有神經癥的焦慮。”[5]

　　根據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可把焦慮大致概括為三種類型：一是現實焦慮。這類焦慮根源于客觀的現實生活，大體上相當于恐懼，對個體的自我保存有幫助。如阮籍的“窮途之哭”，便是處于殘暴的司馬政權威壓下的士人所持有的客觀焦慮。二是神經性焦慮。被抑制在潛意識之中且不受歡迎的本我沖動有可能面臨殘酷現實的壓制而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形下，勢必會讓個體對自己的本能沖動產生恐懼，這就是神經性焦慮。三是道德焦慮。當個體的本能沖動與超我（尤其是個體的道德準則）相違背時，必然會引起道德上的焦慮，具體體現為個體的內疚和羞恥，而嚴重時有可能會出現強迫癥。這三種焦慮與李贄個人的思想和行為都存在相關性，并綜合在一起，同時出現且施加影響于李贄身上，塑造了他怪異復雜的個性和乖僻譫妄的為人。

二、艱難的現實

　　李贄《藏書·卷二十四·德業儒臣后論》提出“私心說”，即“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6]趨利避害、追求本我是每個人的生物本性。不過在李贄“私心說”的背后，并非只有對人的本能的探索、對當時主流思想的叛逆，也有殘酷的現實生活對他心理的影響，尤其是帶給他的焦慮。可以說，現實焦慮伴隨著李贄一生，也直接影響到了他創作的無意識。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去探析李贄具體的焦慮癥結所在：

　　（一）性格缺陷造成的焦慮

　　幾乎所有研究人格發展的心理學家都強調這樣一個自明的命題：就是父母對于子女性格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分析心理學創始人榮格甚至認為童年時期的子女的精神完全反映著父母的精神。由此可見父母教養的不可或缺性。我們在普遍情況下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單親家庭出身的個人，或多或少有著某種性格缺陷，一般表現在以下方面：有強烈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性格孤僻，交往能力欠缺；以自我為中心，自我調節及自控能力低。在明清兩朝，徐渭、李贄和金圣嘆都是出自單親家庭，彼此的性格缺陷也相當明顯。如徐渭幼年喪母，性格多疑、好妒忌，四十五歲那年因受政治打擊而患上偏執型精神分裂癥，一年后殺妻下獄，并在獄中多次自殘；金圣嘆也是少孤，自小就內向敏感，長大后因文名日盛而性格漸趨狂妄恣肆，有明顯的自戀情結，甚至不惜“男扮女裝”，自稱女仙陳夫人附體，寫詩作文，誑騙世人，最終因“哭廟”一案被處死。

　　李贄的身世與徐、金二人有相似之處，在《焚書·卓吾論略》中談到自己“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單親家庭的成長環境本已缺少溫暖的母愛，況李贄又是長子，無兄姊可依靠。其父親林白齋望子成龍心切，寄希望于李贄能金榜題名，拯救林家于窮苦困頓之中，因而家教嚴謹，學業繁重緊張。可以想象，李贄的童年是極其不幸的，而這令人窒息的成長環境使其從小養成了孤僻、倔強、叛逆、不近人情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袁中道曾在《李溫陵傳》中評道：“中燠外冷，豐骨棱棱。性甚大急，好面折人過。”李贄本人也在《焚書·自贊》中自嘲：“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7]另外有些道學家也指其放誕傲睨、孤行一意和狷益而不能容。常言說，性格決定命運。李贄的這種性格注定終身受別人壓制、排斥甚至是迫害。事實也確實如此，李贄一生命途多舛、生存不易，特別是晚年備受孤立，誹謗四起，正如其《石潭紀事》所言：“年來寂寞從人謾，只有疏狂一老身”，如此惡劣的世態人情無疑讓他倍感焦慮。而現實焦慮與性格缺陷又共同影響了李贄，導致他患有強迫癥，即在日常生活中有嚴重的潔癖（李贄的潔癖事實可參見袁中道《李溫陵傳》及劉侗《帝京景物略·畿輔名跡·李卓吾墓》等著作）。

　　（二）沉重的家庭負擔下的焦慮

　　李贄的大家庭有三十余口人，其中李贄是長子，在當時家族觀念很強的封建社會，則意味著供養家庭且光耀門戶的重擔。而面對當時李家家境衰弱，曾、祖、父三世的靈柩竟因貧無法下葬的情勢，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尷尬局面及家鄉屢受倭患的生存環境，李贄不得不南北宦游，半生奔波，實在苦不堪言。他曾在《續焚書·與焦弱侯》描述自己：“逐于日常之事，無不奔走之日，其日常之中宛如聾啞”。這種盡倫盡職、永無寧日的家族負擔無疑讓他喪失自我，心情也極度壓抑。大家庭不省心，小家庭也不安寧：李贄三十歲時長子病死；數年后，次子染病身亡；而后輝縣旱災，他的兩個女兒被餓死。李贄《焚書·復鄧石陽》談到這些不幸：“獨余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語雖平淡，卻滿腹凄楚悲苦。

　　也正因李贄半生為家庭成員的生存勞累奔波、殫精竭慮，沒有自我，而在“他適”與“自適”之間彷徨焦慮，不免把承當家庭的責任和家族的負擔當成是人生的一大苦事，把儒家的宗法制度和倫理綱常看成是精神的一大枷鎖。為了擺脫這種家庭的重擔，尋求解脫，李贄在年輕的時候就曾改掉自己姓氏；辭官之后更是拋妻棄子，拒不回鄉，并且為了徹底地斷絕與家人的往來，作出所謂的“剃發出家”的舉動。對此，李贄曾于《薙發》一詩中自白：“欲證無生忍，盡拋妻子緣”“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 但這些做法，又難免會給他帶來道德上的焦慮。因而在這種情勢下，他提出的“私心說”，不排除是為了給自己尋求一些心理上的安慰。畢竟，李贄很直接地說過：“趨利避害，人之同心”。

　　（三）忍辱為官的焦慮

　　“余五十之前真一犬也”，這是李贄對自己前半生沉浮于官場的一句感慨，可見他在任官期間是相當壓抑、痛苦且沒有個人尊嚴的。前文已探討過的李贄的性格缺陷，這表明了他并不適合進入官場。而李贄《焚書·豫約》中談到自己喜歡無拘無束，不愛屬人管，且“貪祿而不能忍垢”。在官場中這樣個性十足的話，必然會造成與上司、同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李贄在官場上無處不與上司發生矛盾：共城任教諭時與縣官和提學官發生爭執；在國子監當教官時，同祭酒、司業矛盾重重；隆慶期間，時任禮部司務的他與右侍郎張居正、禮部尚書髙儀和諸位侍郎等高官產生沖突；南京期間與當時的刑部尚書趙錦等上司齟齬不斷，其理由之一是因為趙錦是一位有名的道學家；當然還有云南的時候，又與巡撫王凝、參政駱問禮水火不容……[8]像李贄這樣蔑視權貴，不服管束的率真任性，在明代黨爭激烈及特務橫行的官場，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隨時都可能丟掉性命，連累家人。李贄寫給朋友顧養謙的信中就曾提到：“其并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某為滇中人，終不復出”，而《焚書·豫約》中說得更直白：“其得免于虎口，亦天幸耳”。如此險惡的仕途、缺乏本我滿足的生活和居于人后、人趨亦趨的類犬境地，讓個性張揚叛逆的李贄精神上極度壓抑，感覺到尊嚴的喪失，而自己仿佛如“犬”一般地茍活。為了改變這一非人的處境，李贄便在眾人詫異的目光中毅然辭去了貴為四品的姚安知府一職，削發為僧，棲身于麻城芝佛院，做了一個浪蕩不羈的狂禪。

三、壓抑的情欲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第二十五講·焦慮》提到了性欲與焦慮的關系：“里比多若沒有滿足的出路，一方面堅求發泄，他方面又無法升華，則所謂節欲也僅成為導致焦慮的條件。”[9]這句話揭示了被阻抑的性欲和病態的焦慮有內在的聯系。畢竟每一個正常人都有七情六欲，過度壓抑自己在性方面的需求，自然有可能導致一些神經性癥候的產生。而焦慮作為特殊防御本能的情緒，由內部產生的壓力的刺激所引起——這種壓力當然也包括被過度壓抑的性欲。李贄常年在外奔波，四海為家，與妻子黃宜人聚少離多，且又終身未納妾。因此性壓抑導致的焦慮癥候是有所表現的，如他在麻城、黃安的一些異端行為：

　　萬歷十四年，李贄在麻城時偕同胞弟時常光顧青樓狎妓，這件事情記載于他的《答周二魯書》：“日入于花街柳市之間，始能與眾同塵矣。”并且在麻城與黃安兩地講學時，每當衣冠楚楚的士大夫攜書前往佛堂向李贄求教時，他便大袖一甩，一本正經地說:“此時正不如攜歌姬舞女，淺斟低唱。”一些吊兒郎當的后生秀才們真的帶著青樓妓女去見他時，他便破顏而笑：“也強似與道學先生作伴。”這兩個事例，看似是李贄游戲人間的放浪行為，但并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他通過非正常方式發泄其潛意識中因性欲壓抑而累積的焦慮情緒：自己狎妓，當然是滿足欲望的直接手段，不過卻要承受自己人格上的不安；而看別人狎妓，在不會因本我沖動違反道德標準的前提下，通過移情作用（即投射自己的里比多于他人身上）來變相地滿足自己的欲望，這完全是一種焦慮心態下的病態做法。

　　不過，李贄與梅澹然女士超脫于現實之外的精神戀愛，似乎更能反映情欲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無法滿足而造成的焦慮。梅澹然是李贄友人梅國楨的女兒，比李贄小十五歲，年紀輕輕便成為寡婦，后為排遣孀居的孤苦寂寞，削發為尼，在家筑“繡佛精舍”修行。她結識李贄時還未過而立之年，出家后曾執師禮待李贄。但奇怪的是，李贄一直不愿以師徒相稱，而執平輩禮，并在《焚書·豫約》中特別澄清師徒傳聞。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即古今之人都把師生戀看作是不合倫理的。兩人在諸多方面相似（都是獨居，同為僧尼），又貴為異性知己，并且有相同的志趣愛好，彼此間很快就醞釀出微妙的情愫。這從李贄在南京時寄給梅女士的一組贈答詩《卻寄》即可看出，其中一首道：“盈盈細襪隨風雪，點點紅妝帶雨梅。莫道門前車馬杳，子規今已喚春歸。”在詩中，兩人的愛慕、相思之情已是相當明顯了。

　　但是在當時禮教森嚴的背景下，絕不可能讓兩情相悅的李、梅二人走在一起的，原因有三：一是晚明封建禮教依然強大，出身名門的梅澹然女士作為一個嫠婦，仍然要遵守儒家的從一而終的貞潔觀；二是兩人都已遁入空門，和尚尼姑本如天上的參辰二星，永遠沒有交點，更不必提談情說愛了；三是李贄面對的惡劣的生存環境，當時他因行為異端已然是眾矢之的，如若再有一點緋聞，便要面對漫天的唾沫（李贄的朋友周公弘就曾擔憂：“李先生已入禪，行多誕，禍不旋踵矣” ）。在這種情況下，李、梅二人又如何奢談交往，既使通個書信也是輿論大嘩，被道學家們看作是“宣淫”。及至萬歷二十八年，李贄應梅澹然女士之要求回到龍潭，期間兩人恐曾相會并且東窗事發，被麻城當地官府發檄驅逐，狼狽避逃河南商城（可參閱馬經綸《與當道書》）。自此，一直到李贄于獄中自殺，兩人再也未曾會面。這種情感的折磨是何等凄慘，正如李贄《與周友山書》描述的：“男女混雜之揭，將誰欺？欺天乎？即此可知人生之苦矣……鰥寡孤獨，圣人所矜；道德文章，前哲不讓……故知學出世法真為生世在苦海之中，苦而又苦，苦之極也……”一連串的“苦”字，表明了李贄當時的心境極其苦悶，難以釋懷。而兩人精神戀愛的結局也是催人淚下：在李贄自剄后，梅澹然女士不久也郁郁而終。

　　強烈的本我需求被現實和自我過度地壓制，焦慮隨之產生，而嚴重的焦慮終究要尋找發泄的突破口。李贄因情欲被極度壓抑而產生的神經性焦慮也是通過特定的方式來宣泄的。事實上，李贄后來采取了兩種方式來釋放他的焦慮：一是極端的自殺方式。李贄在北京的獄中自殺，其實是極度焦慮下的一種尋求解脫的“利己行為”：在他看來，世上已無容身之所，“世皆欲殺身殂獄，天下何人容卓吾？”又何必留在世上遭受更多的苦難；既已陷牢獄，七十老翁何不一死百了，也免除了對被判遞解原籍后的各種擔憂和焦慮。二是在文學創作中尋求合理的宣泄和滿足。李贄對梅澹然女士的愛慕之情是不容于現實的，只能流露于平時的無意識的創作之中。如李贄蘊藉深遠的《云中僧舍芍藥》：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里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憑闌。爾但一開兩朵，我來萬水千山。

　　這首詩字面上寫的是看花之事、戀花之情，但個中深意，卻無不是表達贊頌與思念之情。李贄在這里，把對梅澹然的愛戀之情，巧妙地轉移到了對芍藥的溢美之詞中，僅一句“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便已委婉含蓄地傳達出胸中的綿綿情思。

　　另外，現實中長期遭受壓抑、無法實現的欲望會深藏于作家的內心之中，并有可能轉化為某種無意識，進而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作者的無意識動機。佛洛伊德就曾經挖掘過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內心深處的 “弒父情結”，并分析了這種情結與他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殺父情節之間的聯系。李贄也不例外。在他內心深處，與澹然女士結合的欲望，因現實情況而無法滿足，在極度壓抑之下有可能已轉化為另外一種本我欲望——與她私奔。因此《藏書·司馬相如傳》中，李贄特地為卓文君私奔之事辯護：“斗筲之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抉擇，妨小恥而就大計……歸鳳求凰，安可誣也。”[10]并針對《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所載“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一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是“正獲身，非失身”，稱贊卓文君“善擇佳偶”。自由戀愛，私奔有理，李贄的這種超前的、不容于當世的戀愛觀無疑與他自己的無意識心理有直接聯系——通過在創作中對卓文君的私奔行為的應和，給自己壓抑的無意識欲望尋求一種替代性的滿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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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李贄.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9：第544頁，625頁.

[7]李贄.焚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第130頁.

[8]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和文學個案[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第2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