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秀美的山川中有兩處遺址，與南宋著名的詞家和政治家辛棄疾晚年乃至一生關系極大：一是帶湖，辛棄疾落職在此閑居了二十二年，辛活了六十六歲，正好占去一生的三分之一，大量的精美詩詞皆產生在這一帶；另一是京口北固亭。辛棄疾六十五歲時被任命為鎮江知府，籌備北伐。京口之命是詩人一生的最后一次振起；圍繞北固亭的懷古感慨，則是辛詞最后達到的創作高峰。

帶湖投閑與壯心不已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在隆興知府兼兼江西安撫使任上的辛棄疾突然被罷免全部職務，而且不容上辯。中書舍人崔敦詩起草的《辛棄疾落職罷新任制》公布的主要罪狀是化公為私、草菅人命、藐視上級、交接黨羽、施行賄賂等。歷代學者多以為這是誣陷，今天的文學史家更將此與投降派打擊排擠抗戰派聯系起來。我倒是以為，這當中有的罪狀是出于捏造或歪曲，如草菅人命、施行賄賂等；有的則可能是夸大其詞或觀察角度不同，如交接黨羽。辛棄疾曾率一萬義軍南歸，后又擔任建康通判、滁州知府，這兩地皆是抗金前線，在血與火的考驗下，辛棄疾一定有許多生死相隨的戰友和袍澤，你可以貶義地稱之為“結交黨羽”，也可以褒義地夸之為患難弟兄。至于化公為私之說，我以為并非空穴來風。由于歷史資料的匱乏，我不知道當時的情況究竟如何，但從今日我在考察中所見的辛棄疾落職后購置的帶湖一帶田地、房產、家山和瓢泉一帶的別墅來看，是需要相當資金的。況且，辛棄疾故鄉淪陷，他又是在突襲張安國大營后率輕騎星夜南歸，不可能攜帶大量資產南歸，何況在帶湖又無薪俸閑居了二十二年，此間又有大量宴飲、酬祚、祝壽、偕游之類應酬，這又需要多少資金來維持？面對“巨額財產來歷不明”，我以為化公為私之類指責并非空穴來風。只是在有些人的眼里，英雄皆是完人，如有缺憾也要“為賢者諱”：如此齊國的管仲、北宋的晏殊皆很靡費：每進飲，皆是鐘鳴鼎食，賓朋滿座，按今天的說法是“過度鋪張浪費”，但并不妨礙他們成為著名的軍事家、文學家和一代名相；南宋著名詞人張孝祥在靜江府任上被彈劾落職，罪狀是“臟濫”。宋高宗問及此事時，張孝祥的回答是：“‘濫’或有之，‘臟’不敢奉詔”，也就是說，并非全是誣陷歪曲，但我們在文學史上關于張孝祥的介紹中，卻看不到連自己也承認的缺陷。

　　從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被革職到寧宗嘉泰三年（1203）夏被啟用為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其間除了在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撫使任上任職兩年外，辛棄疾在上饒帶湖和瓢泉落職閑居了整整二十年。

　　帶湖在當時信州上饒郡（今江西省上饒市）城北郊，是一條狹長如帶的湖泊，故得名帶湖。它的北面是大茅山，東北是有名的風景區懷玉山，其主峰玉琊峰海拔900多米，上有懸崖峭壁、懸泉飛瀑，下有玉琊溪穿林越谷，形成有名的懷玉山十八澗。帶湖的東面則與三清湖相連，實際上帶湖即是三清湖的一個支汊。大概在明末，帶湖便已淤塞，改造成一片水田，今日已夷成一片開闊地，據說上饒市政府已將這片土地賣給開發商，準備建造商品樓——“帶湖花園別墅”了。辛棄疾愛上這依山傍水的秀美山川，在帶湖東邊購置了170多畝土地，建造了上百間廳堂、房舍和亭閣，其中見諸文字，為后人所知的有稼軒、植杖亭、集山樓（后改名雪樓）、婆娑堂、信步亭等。他又在湖邊筑堤，造一個“偃湖”新的景區；更鑿“新開池”，作為自己的賞玩之所；又買下山巒，遍種松柏，作為自己的嘯傲之處。在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撫使任上罷職歸來后，他又愛上鉛山瓢泉一帶風景，又在鉛山瓢泉下的期思渡營造別墅。他在筑偃湖堤時，寫過一首《沁園春》，從中可以窺探他新居的園林規模和心情：“疊嶂西馳，萬馬回旋，眾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缺月初弓。老合投閑，天叫多事，檢校長身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 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數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蒙蒙”。眾山回旋，有瀑布、有小橋，有遍山的松林，松林之外，便是詩人的新居。詩人終日盤桓其間，吟詩作賦之際，還在想著“偃湖”新堤何日筑成，形成煙水蒙蒙的新景。至于說“吾廬小”恐是謙詞。如果說170畝的莊園還是小廬的話，我輩的居處就是螞蟻窩了。宋代理學家朱熹曾私下到過“稼軒”，感嘆其廳堂建筑“為耳目所未曾睹”，于是也為拜見便拂袖而去，可見其奢華宏麗。我在上饒一帶考察時曾專門到過期思渡和瓢泉。期思渡是信江邊的一個渡口，在上饒市東南約12公里處今已不存。據老年人回憶，渡口民國初年猶存，渡口西面是個三面環水的半島，上面曾有成片屋宇，據說就是辛棄疾瓢泉別墅的遺址。瓢泉今仍在，位于上饒東南10公里，通往武夷山市（即崇安）的公路邊。此處叫薛家洞鄉橫坊村，是辛氏故里，其祠堂已坍塌蕪漫，僅剩一石頭橫梁和幾個巨大的石礎，可以想見當年的規模。橫坊村的背后就是沿山，這是一座不高的山坡，瓢泉就在朝東的山坡上。真是百聞不如一見，清代學者方苞讀李白的《夢游天姥山吟留別》，非常神往這座神山的高峻和險阻，但等見到了天姥山，卻大失所望：“天姥山者，一小丘耳”（《游天姥山記》）。我到了瓢泉也有類似的感覺，這個泉又小又淺，似嵌在一塊大石頭上，水很清冽，入口也有甘甜之感，但水深不到一尺，名曰“瓢泉”，不僅如歷代注家所云“其形似瓢”，也兼有水少之意。當然也可能蘊含佛理：“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靠著這個辛棄疾喜愛的小泉，橫坊村辦了個礦泉水公司，出售“瓢泉”牌礦泉水。陪同我們的公司總經理給我們每人送了兩瓶，喝一口，似沒有剛喝的瓢泉水味甘甜，說不定是從沿山下那個溪水中取的，因為瓢泉太小太淺，根本無法開個礦泉水公司。

　　瓢泉下、帶湖邊，辛棄疾就在其間過著寄情山水、交游賦詩的優游生活。寫下不少詠歌帶湖、瓢泉的絕妙詩章。例如小小的瓢泉，在詞人的筆下是：“且對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蒼顏照影，故應零落輕裘肥馬。繞齒冰霜，滿懷芳乳，先生飲罷”（《水龍吟·題瓢泉》）。泉水清冽如冰霜，香甜似芳乳，泉中映著浮云，為陪伴詞人而不肯流下山去。詞人有瓢泉為伴，也忘了輕裘肥馬。對帶湖也是如此：“帶湖吾甚愛，千丈翠奩開。先生杖履無事，一日走千回”（《水調歌頭·盟鷗》），可以說是他帶湖隱居生活的真實寫照。當他在福建短暫任職期間，還不時回憶帶湖生活：“雞豚舊日漁樵社，問先生：帶湖春漲，幾時歸也？為愛琉璃三萬頃，正臥水亭煙榭”（《賀新郎》）。當然，作為一個愛國詞人和胸有大志的政治家，他也并未忘卻抗金大業和北伐之志：“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希望有朝一日能東山再起，去建功立業、收復中原：“卻笑將軍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

　　隱居中的辛棄疾，除了吟詠山水、優游歲月以及抒發胸中磊落不平愛國之志外，就是酬祚唱和、交接友朋，他不像上文曾提到的劉禹錫，被貶之中清心寡欲、散居閑處，不與人交。他在22年隱居生活中，與許多要人賢達多有往來，如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湯朝美，曾任吏部尚書的韓元吉、曾任福建轉運副使的傅安道、江西安撫使施與點、象州教授丁懷忠、信州太守王桂發、鄭汝諧，三山（今福州市）太守徐衡仲，名流陳亮、楊民瞻、范開等，或酬祚，或祝壽，或迎來送往，或贈答等，這類詩文多是應酬文字，價值不大，但也有的值得大書一筆，這就是與韓元吉的交往以及與陳亮的鵝湖之會。韓元吉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詞人，黃升在《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中稱他“文獻、政事、文學皆為一代之冠冕”。他是開封人，南渡后寄居上饒南澗，生平著作即命名為《南澗甲乙稿》。韓元吉官至吏部尚書，晉封穎川郡公。主張抗金收復失地，與抗戰派詞人辛棄疾、陸游、陳亮等交誼甚厚，唱和中亦多故國之思和北伐之愿，如《水調歌頭·寄陸務觀》“中原何在，極目千里暮云重”，與辛棄疾唱和中的“夢繞神州歸路”并多次提到“聞雞起舞”、“勒石燕然”等。辛棄疾在帶湖與韓有數首唱和，稱贊韓是文武全才：“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蔭，滿庭清晝”，并希望他東山再起，“整頓乾坤”（《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看公從試熏風手”、“金印明年如斗”（《水龍吟·再和以壽南澗》）。辛棄疾在帶湖賦閑十年后突然啟用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撫使，我懷疑與這位前吏部尚書有關，韓元吉在給辛棄疾的一首和詞中有這樣幾句：“南風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明年看取，毒旗南下，六贏西走。功畫凌煙，萬釘寶帶，百壺清酒”。詞中除稱贊辛棄疾的文學才華和軍事才干外，主要是勉勵辛不要“臥占湖山”、“袖平戎手”，并預期他明年能建樹功業，畫圖凌煙閣，取得高官寶帶。看似酬祚套話，個中也透露出一些消息。

　　辛棄疾與陳亮的鵝湖之會更成為文學史上的佳話。陳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在哲學上和詩詞創作上皆有建樹，更是一位愛國志士，曾多次上書孝宗，陳述中興方略，與辛棄疾志同道合，成為莫逆之交。辛棄疾閑居帶湖的第二年，陳亮就托人帶信，準備前往探望，后因事未果。直到淳熙十五年冬（1188），陳亮才從東陽（今浙江省東陽市）來訪。兩人冒著大雪寒風同游鵝湖，共飲瓢泉， “長歌相答，極論世事”。陳亮在瓢泉別墅住了十日，方“飄然東歸”。在陳亮別后的第二天，辛棄疾覺得余興未盡，又追去挽留。走到鷺鶿林，因雪深路滑，無法前行，只得怏怏折回，當晚寫了首《賀新郎》寄給陳亮，詞中贊美陳亮的人品，訴說相思之情，也抨擊了當政者茍安誤國，抒發了自己的悲憤：“要破帽，多添華發。剩山殘水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陳亮接到信后，立即依原韻和了一首詞，詞中就辛的抨擊和悲憤大加發揮，有些成為流傳后世的名句，如“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間哪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辛棄疾接到和詞后，又用原韻酬答，后一首更加振聾發聵，詞的最后寫道：“汗血鹽車無人問，千里空收駿骨。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詞中雖有有志難伸、有才難用的浩嘆，但結尾處突然振起，表示自己決不妥協，一定要收復中原、統一神州。所以比起陳亮一味嘆息憤慨的和詞，要高出一籌。

　　鵝湖之會的地點在鵝湖寺。鵝湖寺在鵝湖山的北麓，據《鉛山縣志》：“山頂有湖，多生荷，故名‘荷湖’。東晉時隱士龔民在荷湖邊養鵝，其雙鵝育子數百，故又得名‘鵝湖’”。唐代宗大歷年間，高僧大義禪師在鵝湖邊建寺，朝廷賜名“鵝湖寺”。宋初，為方便香客，寺廟移至此地山下驛道邊，在辛棄疾鉛山住宅東約十里左右。歷史上有兩個“鵝湖之會”，不明當地實況者往往將此混為一談。一是哲學史、教育史上的鵝湖之會是指朱熹與二陸（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在鵝湖寺的一次哲學辯論。朱熹與二陸皆為南宋理學名家，但其主張各有不同，朱熹主張通過讀書博覽來提高道德修養；二陸則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按今天的話來說，一個是客觀唯心主義者，一個是主觀唯心主義者。同為理學名家的呂祖謙同朱熹、二陸皆相友善，想調和兩者之間矛盾，于淳熙二年（1175）約朱熹、二陸同聚鵝湖寺，“相與講其所聞之學”。在相聚的十多天后，兩派各不相讓，論辯相當激烈。矛盾雖未調和，但學派主張卻讓天下人更加明晰，并在中國教育史上首開會講（研討會）之先例，因此在中國哲學史和教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臺灣有本哲學雜志就取名《鵝湖》。鵝湖寺在此之后亦改為書院，歷宋、元、明、清八百多年久盛不衰，成為祖國東南與白麓洞書院齊名的兩大書院之一。辛棄疾與陳亮的鵝湖之會是文學史上的佳話，比朱、陸之會要遲十三年。辛棄疾為什么要與陳亮同游鵝湖，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鵝湖山風景佳麗，鵝湖寺久負盛名。鵝湖山是鉛山境內名山，現在是“鵝湖山國家級森林公園”。山體綿延四十多里，青山突兀，秀嶺相連，清泉塋澈，飛瀑如練，山下又有唐代古寺，離自己居處又不遠，在此招待一位熟喜名山秀水、人文素養深厚的高士，是再適合不過的了。更重要的是，游覽地點設在鵝湖寺亦與朱熹有關。朱熹和辛棄疾雖同為名流，但理念上并不合，文學史家多解釋為誤會，實際上可能像我在前面提及的那樣，朱對辛的操守可能有看法。朱是位理學家，一生主張正心誠意，為人又特別古板道學，對辛的革職以及在帶湖、瓢泉的做派可能有微詞。而陳亮則與朱熹、辛棄疾皆是好友，陳想學當年的呂祖謙，將朱、辛邀到當年朱、陸相會過的鵝湖寺相聚。投書朱熹后朱也說了一些客氣話，但并沒有赴會。陳亮在鵝湖等了十多天，不見朱熹前來相會，方“飄然東歸”。辛棄疾在給陳亮的《賀新郎》詞下小注中亦提及此事：“陳同甫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之同游鵝湖，且會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飄然東歸”。但這次鵝湖之會并沒有因為朱熹未至而有所遜色，兩人的相聚成為文壇佳話，其間的唱和，更成為詞史上的豐碑。

京口北固亭與稼軒詞章

　　鎮江，古稱京口，位于南京之東長江和京杭大運河交匯處。它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猶如出穴之虎，所以每當南北分治之時，他就成為拱衛金陵的要塞和北伐進擊的理想之所。三國時孫權在此建都，并在甘露寺前與劉備結成軍事聯盟，共抗強曹；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北府大將軍劉裕在此渡江北伐，一直打到長安渭橋邊。十四年后，其子劉義隆又學乃父北伐，結果卻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一直追到與京口一江之隔的瓜洲；宋高宗紹興四年（公元1134），金將兀術又從瓜洲渡江，與南宋名將韓世忠鏖戰于鎮江一帶江面 ，韓妻梁紅玉親冒如猬箭矢，在船頭擂鼓助戰，這就是后世傳為佳話的“擂鼓戰金山”；宋寧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宰相韓侂胄又雄心勃勃，準備北伐，重新啟用已在上饒閑居了二十年的主戰派詞人辛棄疾。先是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半年不到，調任抗金前線的鎮江任知府，籌備北伐事宜。辛棄疾在任鎮江知府前后，寫過七篇有關京口風物和抒發抗金之志的詞章，這還不包括他知鎮江府時所上的奏章和寫給政要及友人的書信，其中至少有五首與北固山有關，其中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和《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更是傳誦千古。

　　北固山系著名的京口三山之一。秦漢時叫“土山”，大概因為當時山上荒涼、黃土裸露而得此名，此名一直沿用到唐宋，大概因為土山在北面拱衛著鐵甕城，又固若金湯，所以宋以后多稱山為北固山，一直沿用至今。它的東面是焦山，西面是傳說中“白娘子水淹金山寺”的金山，北固山雄踞其中。此山高58米，長200米，宛如一條巨龍，昂首、拱背、翹尾，由南向北飲于大江之中。山體拔地而起，巨石懸空，原東、西、北三面皆臨大江，驚濤拍岸，聲震數里沒，古人曾有“此山鎮京口，回出滄海潮”之句。后因江水改道，山東西兩側的江水退去，才形成今日“三面連崗、如虎出穴”之勢。

　　北固山是一狹長的山體，由南向北，分為前、中、后三峰，之間有條山脊相連，山脊名龍埂，又名甘露嶺。古時龍埂東西兩側皆為大江，浩蕩的江水極力要撞開龍埂東去而始終未能如愿，最后只得易道北去，鎮江今日仍能屹立江濱，亦是此嶺之功。前峰又稱鼓樓崗，唐以前所說的北固山即指此。三國時吳國在鎮江建都，在此峰下筑鐵甕城，東吳官員的府第亦多建于此。峰西南有魯肅墓，明清以來均有修茸，墓前曾有巨大碑銘，“文革”中被擊毀。前峰下有一牌樓，上書清人所撰楹聯：“峰巔片石雷三國，檻外長江咽六朝”，此處為游北固山的登山道起點。中峰，又名百果山，它和前峰間原有山脊相連。明世宗嘉靖年間，倭寇突襲鎮江，地方官倉促應戰，為了便于防守，遂將兩峰間的山脊鑿斷，切斷處現為東吳路的便道。山麓西面有鳳凰池，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此議事。山上有東吳大將太史慈墓，還有一座中山造林紀念塔，塔四周嵌有孫中山先生的造林遺訓。山上原有柳永墓，今已湮沒無存。后峰，又稱北峰，是北固山的最高峰，因其斷崖絕壁高懸于江上，故又名別嶺，這里既是北固山風景絕佳之處，又是名勝古跡集中之地。天下第一泉、天下江山第一樓、天下第一亭、試劍石、遛馬澗北宋鐵塔、甘露寺、以及三國時孫劉聯盟的有關遺跡，如狠石、遛馬澗、試劍石等。鐵塔位于后峰山門處的清暉亭旁，是我國僅存的六座鐵塔之一，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此塔原為石塔，為唐朝宰相李德裕為潤州刺史時，于寶歷元年（公元825）所建，約在唐僖宗干符年間（874——888）倒塌。北宋神宗熙寧九年（1016）由甘露寺住持募緣在原塔基上再建鐵塔，為七層。至明萬歷十一年（1583），因“海嘯塔頹”，又由僧人性成、功琪重建。1842年鴉片戰爭時，英軍炮擊鎮江，鐵塔又被擊毀。現今的鐵塔為1960年重修，僅四層，其須彌座和一、二層為宋代鐵塔。從鐵塔向左，有一山門通向甘露寺，寺下坡壁上嵌有一塊石刻，曰“天下第一江山”，原為大同十年梁武帝蕭衍登北固山時所題，現為宋代書法家吳琚所書，清代鎮江府通判程康莊臨摹刻石。北固山被稱為“天下第一江山”即由此而得名。相傳甘露寺建于東吳甘露年間（公元265—266），寺因年號而得名。劉備到東吳招親，這里是吳國太相親的地方。其實，這個傳說并不可靠。椐《三國志》：劉備為荊州牧，“（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事在建安十四年，而吳國太死于建安七年，喬玄更是已死去二十六年，怎能去相親呢？況且此時還沒有甘露寺。甘露寺的修建，是在公元六世紀左右，南朝的蕭梁時代，原在山下，唐代宗寶歷年間，潤州刺史李德裕為求福佑，在建鐵塔的同時，將甘露寺由山下遷到了山上，同時遷來的還有三國時孫劉結盟的一些傳說和遺跡，以此作為寺廟周圍的景點，甘露寺成為劉備招親之處和吳國太相親之所，即由此敷衍而來。今天甘露寺周圍仍存有“狠石”、“遛馬澗”、“試劍石”等遺跡。“狠石”今在甘露寺后，是一只無角石羊，大小與真羊相似，左側腹部刻有“狠石“二字，傳說孫權曾坐在狠石上與劉備共商破曹大計。晚唐詩人羅隱有首詩曰《題狠石》：“紫髯桑蓋此沉吟，狠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看來，至少在晚唐前，孫劉狠石共議破曹的故事已為市井所熟知。遛馬澗又叫駐馬坡，在甘露寺西側的峭壁上，兩面云山夾峙，下有一徑如線。據說孫權為了證明“南人善駕舟，亦善騎馬”，曾與劉備比肩沖下山澗小徑，又連轡登上此坡，“披襟振衣，揚鞭大笑”。清代丹徒舉人解懷有首題詩，曰《題走馬澗》：“千秋豪杰半消沈，古澗長存獨到今。可恨蒼苔迷舊跡，馬蹄踏處不堪尋”。試劍石在寺前的鳳凰池中，完全是附會《三國演義》中孫劉各懷鬼胎、劈石許愿的故事，也就是晚唐詩人羅隱詩中所云的“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之意，故事的背景還是很真實的。

　　北固山上的文物，辛棄疾最感興趣的是北固亭，在他詠歌北固山的五首詞章中有三首是寫北固亭，只不過他在詞中，將北固亭與北固樓混在一起。例如在《南鄉子》中，題為“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詞中卻是“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其實，北固亭與北固樓是兩回事，雖同在北固山上，卻是兩處景點。

　　北固樓創建于唐代，大概又與李德裕有關，因為此樓又名多景樓，樓名即取自李德裕《臨江亭》詩中“多景懸窗牖”之句。民間則稱之為“相婿樓”或“梳妝樓”，這仍與上述的吳國太相婿和劉備招親故事有關。多景樓位于北固山后峰最高處，為兩層建筑。檐牙高啄，飛閣流丹，樓內回廊四通，面面皆景：東面是一瀉千里的大江，遠處的焦山帶著淡淡的翠靄漂浮在萬頃碧波之中；西面則峰嶺相連，重巒迭翠，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接之處；近處有金山匍匐于腳下，遠望則是星火萬點的瓜洲。北宋大詩人曾鞏對多景樓前的山光水色曾有過形象的描繪：“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欄桿四望通。云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氣人青紅。一川鐘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襟塵土在，只將心目羨冥鴻”。正因為如此，它與武昌的黃鶴樓，洞庭的岳陽樓齊名，并稱為“萬里長江三大名樓”，北宋的書法家米芾更把它稱為“天下江山第一樓”。今天，米芾的題額高懸在多景樓頭，兩邊的廊柱則有今人題寫的一聯：“北固暫停槎縱我雙眸看天邊風月，東瀛方用武問誰只手扶第一江山”，此聯題于抗日戰爭初期，此衛國之志、豪宕之情，倒是與七百多年前的辛稼軒摟頭題詠一脈相連。樓內的正堂各懸一聯，底樓是一長聯：“杯酒吊南朝，空余半壁殘山長向江流作砥柱；梯云登北固，愿借一杯甘露化為霖雨濟蒼生”。此聯寫于內戰時期，撰者借古諷今，有許多現實的感慨；“甘露”既是撰者理想，又是借用身邊的甘露寺，虛實兼有，巧妙又妥帖。樓上一聯為“地窄天寬江山雄楚越，漚浮浪卷棟宇自孫吳”，歷史與現實，描景與抒情妙合無痕，亦是一幅佳聯。

　　兩宋時期，多景樓是文人或達官顯貴最喜愛的雅集唱和娛賓送客之所，歐陽修、曾鞏、蘇軾、沈括、米芾、辛棄疾、陳亮、陸游等詩人、學者和科學家在此留下了大量題詠。尤其是辛棄疾，自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南歸，開始一直在沿江一帶任職，如任江陰府簽判、建康府通判、京西路轉運判官、知江陵府等，赴任、卸任途中，都要經過鎮江，臨江而峙的多景樓當然是他賞目登臨之處；另外，自孝宗干道元年（1165）春至干道三年秋，即詩人26歲至28歲這三年時間，詩人一直在吳楚一帶漫游，名聞遐邇的北固山和多景樓，詩人亦不可能不到。由于史料匱乏，我們難以在現存詩文中對此一一加以指認，但集中有兩首寫于淳熙五年（1178）的詞，可以確認與多景樓有關。這兩首詞一是《水調歌頭。舟次揚州，和楊濟翁、周顯先韻》，另一是《滿江紅。江行，簡楊濟翁、周顯先》。椐鄧廣銘《辛稼軒年譜》：淳熙五年，詞人年四十。這年秋，詞人由大理少卿調任湖北轉運副使。其赴任路線是先由杭州沿京杭大運河北上達揚州，再沿江西溯。達揚州時，友人和同鄉楊濟翁與周顯先為其接風送行，并同游對江的北固山多景樓。椐楊萬里《誠齋詩話》：楊炎正，字濟翁，江西吉水人，楊萬里的族弟，“年五十二乃登第”，周顯先生平不詳。從辛棄疾的“和詞”小序來看，楊周二人皆有詞相贈，周詞今不存，楊詞曰《水調歌頭。登多景樓》，詞中抒發了報國無門的悲慨和今日心情的灰暗，所謂“可憐報國無路，空白一分頭。都把平生意氣，只作如今憔悴，歲晚若為謀”！辛棄疾在和詞中，既同情其遭遇，又給予安慰和鼓勵：“二客東南名勝，萬卷詩書事業，嘗試與君謀。莫射南山虎，直覓富民侯”。《滿江紅》一詞則是離開鎮江時寄贈楊、周二人的。如果說上首詞是同情楊周的遭遇，此詞則是抒發自己的感慨和不平：

　　過眼溪山，怪都似，舊時相識。還記得，夢中行遍，江南江北。佳處徑需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勞塵，三十九年非，長為客。
　　吳楚地，東南坼。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塵跡。樓觀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頭先白。嘆人間，哀樂相轉尋，今猶昔。

　　詞中提到“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塵跡”顯然與北固山、甘露寺的孫劉聯盟有關；而“樓觀才成人已去”更是直接詠嘆多景樓和與孫權有關的傳說和史事，至于“旌旗未卷頭先白”則既有嘆古，也有傷今：稼軒自南歸以后，由于“歸正人”的身份和“持論勁直，不為迎合”的處世態度，受盡排擠和打擊，盡管他雄才大略，一直“以氣節自許，以功業自負”，然而事與愿違，南宋小朝廷一直未讓他在抗金大業中發揮重要作用。始而冷落閑曹，繼而調動頻繁，終而落職閑居，使他有才難展，報國無門。淳熙五年，詩人正值不惑之年，人生有為之時，就在上一年春，詩人方由江西提點刑獄改任湖北安撫使，當年冬，又改任江西安撫使；到了第二年即淳熙五年春，又召往杭州做大理少卿，下半年，又調任湖北轉運副使。這樣頻繁調職，使他在任何一個職位上都不可能有所作為，因而產生年華虛度、壯志成空的人生感慨，所以，他在詞中慨嘆“樓觀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頭先白。嘆人間，哀樂相轉尋，今猶昔”以及“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勞塵，三十九年非，長為客”，皆并非全在懷古，亦在傷今。至于“過眼溪山，怪都似，舊時相識”，則是由于干道初年曾在吳楚一帶漫游，也是辛棄疾在此之前曾到過北固山、多景樓的證據。

　　北固亭又名臨江亭、祭江亭、江山第一亭，在多景樓下東側絕壁之上，檻外即是大江，是北望中原的最佳之處，所以又名臨江亭。相傳三國時劉備兵敗彝陵，病死于白帝城，孫夫人聞訊后登上此亭，向西遙祭，然后投江而死，故又得名祭江亭。至于“江山第一亭”，則是近代康有為所書。今日的北固亭是明末崇禎年間所建，四面石柱上刻有兩幅楹聯，一幅曰：“客心洗流水，蕩胸生層云”，為集杜甫詩句而成；另一聯是：“此身不覺出飛鳥，垂手還堪釣巨鰲”。亭北的臨江胸墻上，鐫刻著辛棄疾的草書《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辛棄疾詠歌北固亭的詞章，則是在晚年任鎮江知府之時。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稼軒被誣陷削去江西安撫使一職，從此在上饒帶湖斷斷續續閑居了二十二年。“稼軒”這一別號也就是在此時起的。直到寧宗嘉泰三年（1203），宰相韓侂胄當權籌措北伐，大力擢用“士大夫之好言恢復者”，一生力主收復失地又極有軍事才能的辛棄疾自然又被朝廷想了起來。這年六月，辛被起用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歲末，又召赴行在，寧宗要親自垂詢北伐大計。臨行前，好友愛國詩人陸游寫長詩相送，要他一切以抗金事業為重，同時要謹慎從事。第二年正月，寧宗召對，辛棄疾沒有辜負老友及一切愛國者的希望，提出了“金國必亂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促可以應付之計”這一既積極又慎重的北伐方略。召對以后，辛棄疾擢升為寶謨閣待制、并任北伐前沿軍事重鎮鎮江府的知府，去作伐金準備。辛棄疾一到鎮江，不顧六十五歲的高齡，竭盡全力規劃北伐措施：他首先定做了一萬套軍服，準備從沿邊招募一萬邊民組成先遣隊。因為“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為盜，其視虜人，素所狎易”。而且這些邊民要單獨組軍，不要與官軍混雜，不然受軍中腐敗之氣影響，不但會削弱戰斗力，而且會沾染爭功自戕的壞習氣。在軍事部署上，他建議在淮東山陽和淮西安豐設立兩屯，各置一軍 “新其將帥，嚴其校閱”。對鎮江諸務，他亦力加整頓，為北伐作好各項準備。根椐對當時形勢的分析，他認為“更須二十年”積極備戰，北伐定能成功。就在此間，他兩次登上北固亭，先后寫下了《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和《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這兩首流傳千古之作：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相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這兩首詞的共同之處就是雖為登臨之作，卻無一句關于北固亭或亭前風景的描繪，完全是抒發收復失地、統一中原的愛國之志，或是借古喻今，闡明北伐方略，與自己在鎮江的軍事處置相表里。在前一首詞中，他稱贊敢于與強曹對抗的孫權，說他是曹、劉的唯一敵手，表示要“生子當如孫仲謀”，借此來激勵同志，表達自己的抗金決心。在后一首詞中，他除了表達自己老當益壯的愛國之志外，更著重于闡明自己的北伐見解，即既要積極又要慎重的方針。他舉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草草準備，便匆忙北伐，導致“倉皇北顧”為例，告誡當局要準備充份方可北進。可是，急于求成以鞏固自己地位的韓侂胄根本聽不進這些意見，相反卻在開禧元年（1206）七月，下令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與此同時，又莫名其妙地將辛棄疾調離鎮江，改知隆興府。還未等其上任，又以“好色貪財，淫刑聚斂”的罪名撤回新的任命，使辛棄疾又一次回鄉閑居。就在離開京口前夕，詩人連續寫了三首詞：《瑞鷓鴣。京口有懷山中故人》、《瑞鷓鴣。京口病中起登連滄觀偶成》、《生查子。題京口郡治塵表亭》；離開京口返鄉途中，又寫了兩首詞：〈玉樓春。乙丑京口奉祠西歸，將至仙人磯〉、〈瑞鷓鴣。乙丑奉祠歸，舟次余干賦〉。在這些詞中，詞人雖也極力表現解脫政務后的輕松感和對歸隱生活的向往，如“偷閑定向山中老，此意須教鶴輩知”、“悠悠興廢不關心，惟有沙洲雙白鷺”，但內心深處，對韓侂胄等只求虛名，不務實際葉公好龍式的做法還是耿耿于懷的，對韓等斷送了收復中原的大好機會更是悲憤難平，這從詞中的“鄭賈正應求死鼠，葉公豈是好真龍”，“悠悠萬世功，矻矻當年苦…….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等詩句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就在辛棄疾返鄉后不久的第二年春天，韓侂胄在匆忙之中草草北伐了，由于招募的民兵不是當地邊民，又與官軍混雜在一起，結果是“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甚至自相殘殺，椐當時曾到淮甸視察，親眼目睹宋軍潰敗情況的程珌回來報告說，“無一而非辛棄疾預言于三年之先者”。韓侂胄本人，也為這次草草北伐付出了腦袋。至于辛棄疾，也在壯志成空后的這年秋天，帶著“生前恨不見中原”的無窮遺憾與世長辭了。因此我們可以說：知鎮江府，是辛棄疾政治生涯中最后一個亮點；在鎮江尤其是在北固亭的題詠，是稼軒詞中最輝煌的絕唱。

辛棄疾鉛山帶湖隱居處的瓢泉（陳友冰攝）

辛棄疾與陳亮相聚的上饒鵝湖書院（陳友冰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