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不讀孔子的書，難以深知什么是中國文化；那么也可以說，不讀《老子》，就難以深知什么是真正的中國智慧。以非凡的洞察、簡練的語句，幾千年前的老子用五千字總結了中華民族的智慧精華。老子不僅給我們帶來了漢字所特有的含蓄而深刻的表述方式，也帶來了大部分哲辨思維和小部分宗教情懷，還帶來了“無為”這樣一個法寶。

　　老子可以說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孤獨的思想家。他既不像孔子那樣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也不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有一批批的學生，更不像釋迦牟尼、耶穌那樣有眾多虔誠的信徒。這位“周守藏室之史”，一個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給全世界奉獻了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一部無與倫比的經典。

　　老子的《道德經》，在中國和世界的所有經典中，可以說是文本最簡潔、文字最優美、內容最豐富、思想最深刻而又最玄妙、最富啟示意義的經典，并且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越顯其價值的巨大和影響的深遠。

　　老子的思想，既是先哲在長期社會實踐中獲得的對于自然、社會及人類自身的認識和經驗的總結，又反過來指導人們修身養性、立身處世、建功立業、治國安民；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人生態度和行為準則，對中華民族的心理性格起著重要的陶冶作用，在中國歷史舞臺上留下了巨大的投影，并廣泛滲入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它灌溉著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像一個永遠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老子》五千言讓中國人受用了幾千年。

一、老子的思想首先應該是政治思想

　　《老子》，又稱《道德經》，是我國道家學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經典。它綜羅百代，廣博精微，短短的五千文，以“道”為核心，建構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隱士修身，蘊涵無比豐富的哲理體系。

　　歷來對老子思想的研究，大概可分為三個路線：第一類純粹走哲學思想的研究路線；第二類把老子單純地歸到個人修養，所謂神仙丹道上去；第三類把老子歸到政治謀略上去。但我認為，《老子》一書中固然有辯證哲學、有養生，但更主要的以及首要的應該是政治思想；老子不僅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養生家或宗教家，他更應該是一位政治思想家。

　　史書記載，老子出于史官，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老子其人貌似超脫恍惚，其實很關心政治，很關心天下大事，總在為統治者出謀劃策，講圣人應該這樣，圣人應該那樣。比如“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比如“圣人抱一為天下式”，比如“圣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等等。同時我們也知道，老子所謂的“圣人”，并不是孔子、孟子心中的“道德先生”，而是“社稷主”和“天下王”，是“圣明的統治者”或“英明的領導人”。所以，老子講的這些話，都是“為君主謀”，為作為統治者的“圣人”服務的。

　　《老子》一書雖然言語極簡，微妙難識，實際上是有為而發的，是對當時“周文疲敝”的社會背景的直接反映。周朝的文物典章制度，曾經粲然大備，但經歷一段時間后，已漸呈疲弊僵化的狀態，老子自然目睹這種疲弊的狀狀。思想家的結晶，免不了環境社會的影響。雖然老子的身世背景披有神祕的外衣，再加上是否先于孔子的爭論，使老子的形象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不過，我們可由《老子》一書的文本內涵，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知道《老子》一書的產生是“救世”、“救時”的需要，老子的目的在于“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

　　“道”和“德”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的“道”并不像時下哲學史所認為的那樣，是對自然現象和宇宙規律的觀察、概括。“道”字在《老子》全書中共出現了72次，有36個章節提到“道”，其中明顯屬于談自然宇宙之道的，只有4個章節（今本《老子》第四、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二章），其他32個章節談的“道”，都是治國之道，都是經術政教之道，都是關于存亡治亂、成敗興衰的客觀規律之道。老子不過是借自然以明人事而已，并非對自然知識的真正研究或總結，因為老子的真正立足點是當時的社會斗爭和歷史經驗。

　　老子的“德”，指事物的本質屬性，是內部所具有的。得，是從外部得到的。《老子》中說的“上德不德”，是說具有上德的人的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精神不游移在外，自身的內在本質就能保全。自身的內在本質保全就叫做“德”。“德”是得之于自身的意思。凡是德，都是以無為來積聚，以無欲來成就，以不思慮來得到安定，以不使用來得到鞏固的。

　　呂思勉先生也認為：“現在研究先秦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學方面。這個實在是錯誤的。先秦諸子的學術，有兩個來源：其一從古代的宗教哲學中蛻化而出，其二從各個專門的官守中孕育而成。前者偏重玄學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會方面。《漢書·藝文志》說諸子之學，其原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說諸子之學，皆出于救時之弊。一個說其因，一個說其緣，都不及古代的哲學。尤可見先秦諸子之學，實以政治社會方面為重，玄學方面為輕。”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就是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務實性的民族，中華文明具有獨特的現實主義和注重世俗性的特點。因此，中國古代的學說大多都是主張學以致用。先秦諸子正是這方面的典型，無論其學說在哲學方面建樹多高，必有其社會的或政治的歸止。美國學者伯恩斯和拉爾夫對此也英雄所見略同，他們在合編的《世界文明史》一書中說：“由于一些無法解釋的原因——或許僅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個相隔很遠的地區，在大約同一時候都開展著高度的哲學活動。當希臘人正在探討物質世界的性質，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靈魂和神的關系時，中國的圣人正試圖去發現人類社會和賢明政治的根本區別。”他們還指出：“中國的思想家對自然科學和玄學都沒有多少興趣，他們提供討論的哲學是社會的，政治的和倫理的。從規勸和改良的語氣來看，這種哲學無疑反映了一個屢起沖突，政治混亂的時期……哲學家們在東周時期大動亂的形勢下，力圖提出穩定社會和安撫人心的原則。”

　　梁啟超先生也有同樣的觀點，他說：“我國自春秋戰國以還，學術勃興，而所謂‘百家言’者，蓋罔不歸宿于政治。……我們的民族性，又是最重實際的，無論哪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濟世安民為職志，差不多一切議論，都歸宿到政治。”

　　撇開諸子百家的互絀不論，其實各家是非常一致的，都有著同樣的產生背景和學術目標，即各家都興起于“周文疲弊”，都是“務為治”的。對先秦學術的精辟總結，要數《莊子·天下篇》、司馬談《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和班固《漢書·藝文志》，他們無不認為諸子百家的學說是經世致用之學。

　　所以，胡適先生說：“我述老子的哲學，先說他的政治學說。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學思想不是懸空發生的。……在中國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學思想，全是當時社會政治的現狀所喚起的反動。社會的階級秩序已破壞混亂了，政治的組織不但不能救補維持，反而呈現同樣的腐敗紛亂。當時的有心人，目睹這種現狀，要想尋一個補救的方法，于是就有了老子的政治思想。”

二、老子政治思想的內容與本質——“君人南面之術”

　　老子對當時的社會歷史冷眼旁觀，他“贍足萬物”，同時又“觀往者得失之變”，“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他從中發現了解事物的矛盾性以及矛盾之間的對立、轉化和消長，進而概括為政治哲學理論，其后又直接衍化為政治統治的謀略——“君人南面之術”。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老子》是一部為了君王、寫給君王、讓君王看的書，書的主要內容是怎樣做一位圣明的統治者和杰出的領導者。

　　老子的“君人南面之術”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個對內，一個對外。對內，可以分為“圣人之道”和“統治之術”；對外，可以分為“外交之法”和“用兵之策”。

　　（一）圣人之道

　　老子心中的圣人其實就是國家的統治者，是“社稷主”，是“天下王”。他認為要做一位合格的圣人，必須“無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因為在春秋戰國之際，諸侯均欲富國強兵，大有為于天下，而結果毫無成就，內則引起紛亂，外又引起戰爭。老子有鑒于此，所以說：“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老子》第六十四章）。

　　老子之所以主張無為，乃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如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文子》第十九篇《下德》）所以老子希望君臣俱休息乎無為。

　　老子主張“無為”，還有一個原因是“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說：“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眼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老子》第十一章）老子認為，人們光知道“有”的好處，卻很少知道“無”的妙用；“有”是暫時的，“天地尚不能長久”，何況區區人事，只有“無”是萬物的本原。不知事理的人常常沾沾自喜于“有”，到頭來卻兩手空空。因此，應守住“無”而反對“有”。“無”表現為人事便是無為。

　　老子的“無為”，許多人都誤解了。“無為”并不是不做事，而是順其自然，當為的就為，不當為的就不為，站在否定的立場來肯定，站在不為的立場來為。所謂‘無為’乃是一種‘君道’；君主必須‘無為’才能‘無不為’，表面不管，實際卻無所不管。……只有‘無’、‘虛’、‘道’，表面上似乎只是某種空洞的邏輯否定或混沌整體，實際上卻恰恰優勝于、超越于任何‘有’、‘實’、‘器’。因為它才是全體、根源、真理、存在。而這就正是君主所應處的無上位置，所應有的優越態度，所應采的統治方略。

　　同時需要強調的是，人們經常認為老子是消極無為。其實，老子一再講“圣人”、“侯王”，老子的“無為”是一種“以無事取天下”的積極的政治理論，是一種迂回之術。“無為”是過程和手段，“有為”、“無不為”才是結果和目的。治天下本求有所作為，但這是費力不討好的，不如順其自然，無為而為，不治而治，這樣就“無不為”，“無不治”了。

　　錢穆先生也同樣認為：“莊周書中之圣人與明王，常是淡漠、混沌，無所容其私，而老子則不然。老子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是老子心中之圣人，乃頗有其私者。彼乃以無私為手段，以成其私為目的。故老子又云：‘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目屬虛見，腹屬實得。圣人而如此，則此圣人顯然欲有所為，亦有所得。”因此老子說：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于無名之樸，夫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第三十四章）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第五十七章）

　　老子書中，有很多話，上半句是無為，下半句是有為。例如：“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第三章）。例如：“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例如：“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二十二章）。例如：“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三十四章）。例如：“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第六十七章）。在老子看來，要想“有為”，必須先“無為”，或者裝著“無為”。這一點，老子倒也不避諱。老子的“無為”，只不過是重拳出擊之前的收回胳膊，難怪有那么多的“有為者”會喜歡《老子》了。

　　老子洞明萬事盈虛消長陰陽互動之理，詳察萬物一體兩面對立轉化之要，他認為要想“無為”，應當從反面下手，從弱處著眼。這樣的話，反面的可以轉化為正面，柔弱的可以戰勝剛強，進而實現“無不為”的目的。

　　老子說“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反”當作“返”講，“反”的意思即是相反、返回。老子認為，事物存在盈虛消長的規律，總是向相反的方向運動發展，并且在對立轉化中顯現出來。所以老子說：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合，前后相隨。（《老子》第二章）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

　　三代以上，歷史久遠，資料不全，姑且置而不論。三代以下，從商湯、周武的征誅開始，一直到秦漢以后，凡是建立統一世系的帝王，沒有哪個不深通老子“有無相生……前后相隨”的路線的。大舜起自田間，赤手空拳，以重孝道德行的成就，繼承帝堯而有天下。大禹是以為父贖罪的心情，胼手胝足，治河治水的勞苦功高，又繼大舜之后而有天下。湯以一旅之師，文王以百里之地，以積德行仁為大謀略，而享有天下。秦始皇以區區西陲之地蠶吞六國，漢高祖劉邦的手提三尺劍降秦滅楚，以及曹操父子的陰謀篡位，劉裕的效法曹瞞，李世民的反隋，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忽必烈的聲東擊西，朱元璋的奮起淮泗，多爾袞的乘機入關，康熙的帝王術，都是師承老子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等原理而建立世系基業。

　　因此辦事情應當“無為”，應當從反面下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老子》第三十六章）。同時，老子又認為事物的運動發展總要返回到原來初始的狀態。又案“反”即“復”也，“復”即是返而歸之的意思。因此，老子說：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老子》第十六章）

　　復歸于嬰兒，復歸于無極，復歸于樸（《老子》第二十八章）

　　事物既返且復，也就是“動”，所以老子說：“反者道之動。”當事物返本復樸時，也就回歸了自己的根本，這樣才是順和自然。即“與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順”（《老子》第六十五章）。

　　因為老子經常講“居下處虛”、“守弱用柔”，所以有很多人認為老子是弱者的哲學，這其實是大錯特錯。《老子》中講“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等等，其中的“若”可解釋為“好像”，與《孫子兵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兵家“詭道”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也有人認為老子“實質便不外一個裝字”。因為能才有資格裝作不能，強才有資格裝作弱，智才有資格裝作愚。因此，梁啟超先生才認為“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

　　老子雖然用柔用弱，但柔弱不是軟弱，所以老子說：“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老子認為柔弱勝剛強，他說：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三十章）

　　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老子》第四十三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堅強處下，柔弱處上。（《老子》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

　　既然正反兩面要易位，柔弱的可能戰勝剛強的，那么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無失，常利而無害呢？這里說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條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轉到反面，必須“知止、知足”，必須“去甚、去奢、去泰”，必須“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脫離反面，正面就會保持常態。例如王公大人自稱孤、寡、不谷，表示貴不棄賤，高不棄下，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貴、高脫離賤、下，貴、高也就不能存在。因此，《漢書·藝文志》說：“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總之，在老子看來，“圣人之道”應該以“無為無不為”為中心或原理，以“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方法論，以“道”、“德”、“自然”為法則。其中，“無為”是“道”，“無不為”是“德”，“無為無不為”是“自然”；“反”、“弱”是“道”，“動”、“用”是“德”，“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是“自然”。老子認為，統治者只有這樣做，才能達到“無不治”、“取天下”、“民自化”的目的，從而進入“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境界；也只有這樣，才能做一位老子心目中的圣明的“社稷主”和“天下王”。

　　（二）統治之術

　　在老子看來，社會不和諧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人民“不知足”、“有欲”、“有智”。老子說：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

　　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

　　因此，老子也希望被統治者“無欲”、“無知”、“知足”，即“使民陷入無為之地，使之不能為或想有為而不敢為”。

　　先秦諸子討論政治，大都由人性出發，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法家也都主性惡。但老子不言人性之善惡，而只說天下之亂由于人欲太多，所以老子主張“少私寡欲”。其實，這種寡欲思想不僅僅老子有，先秦諸子說到經濟生活，沒有一個不主張寡欲的，只不過老子特別強調。老子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實際上與孟子所說的“養心莫大于寡欲”很相似。

　　老子不但希望人們寡欲，并且由寡欲，進而又主張人們無欲，又由無欲，進而反對人類之有知識，老子說：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老子》第三章）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老子》第十九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老子的政治思想雖然包括使民無知無欲，但老子所攻擊的是高等的欲望，他并不反對初等的欲望。因為“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所以老子也知道必須先“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以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這正是老子的高明之處。

　　老子由無欲，進而主張無知，友無知，又展開了他偏激的政治理論，提出類似愚民的政策。之所以說是類似于愚民，是因為老子的本意不在于愚民，而只是希望人民無知無識無爭無亂，使社會和諧。老子由此出發，進而主張回歸太初世界。老子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第八十章）

　　“許多人認為，《老子》的小國寡民說是幻想回到原始社會農村公社時代。我認為這種說法并沒有多是根據，與其說是歷史觀的復古，不如說是對現實的反動。小國寡民說不是從歷史的回顧中得出來的結論，而是從邏輯中演繹出來的。”

　　老子固然希望回歸到太初世界，然而絕不是胡適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老子有“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言，更有“立天子，置三公”之言，因此可以知道老子心中理想的社會也是有政府存在的。只不過老子希望政府清靜無為，使人民“不知有之”，甚至“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同時，老子也對統治者進行勸誡，因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所以老子希望他們能“去甚，去奢，去泰”。具體而言，主要指薄稅斂、輕刑罰、尚節儉。老子雖然沒有正面提過這些主張，但他對當政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老子》第七十五章）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第六十九章）

　　從這些入木三分的批判中，我們有理由認為老子主張薄稅斂、輕刑罰、尚節儉。

　　（三）外交之法

　　老子見當時的社會，持強凌弱，以眾暴寡，因此說天道與人道不同：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

　　天道是“以大事小”，人道則是“以小事大”。老子的對策是：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

　　老子認為社會能否和諧，人類能否和平共處，關鍵取決于大國的態度。小國若能對大國謙下有禮，自然可以取得大國的兼蓄，使大國對它平等看待。但“小國以下大國”，“不過欲入事人”，依然是小國，依然是大國的臣仆。老子心中所看重的，畢竟還在大國，因為大國如果能對小國謙下有禮，不僅能取得小國的信任，使小國甘心歸附，兼蓄小國，還能“損有余而補不足”或“有余以奉天下”，即先取小國后取天下。

　　老子以江海之處下比喻大國之處下，“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所以老子說：“大者宜為下”。

　　（四）用兵之策

　　春秋戰國之時，諸侯為了擴大其領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這是各學派所共同反對的。而主張清靜無為的老子，尤其反對戰爭。老子說：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過后，必有兇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老子》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與天下矣。吉事尚左，兇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第三十一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

　　然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多是不義之戰，我不攻人，人亦攻我，所以老子雖然反對戰爭，但是又說明作戰之法。老子說：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老子》第六十七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老子》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老子》第六十九章）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老子》第七十三章）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老子》第七十六章）

　　可以知道，老子用兵，是出于自衛，是不得已而為之，并且以“慈”為主。“慈”有兩個意思：一是怕我的人民為敵人所殺；二是怕敵人為我所殺，所以我不敢挑起戰爭或爭端。但是如若敵人來進攻我，我才會起而應戰，即所謂“吾不敢為主而為客”。雖然應戰，卻不輕易開戰，因為“輕敵幾喪吾寶”。這個“寶”字，就是“我有三寶”的“寶”字，“慈”為三寶之一，輕于開戰，既是不慈。若敵人硬是來攻我，我則“以守則固”，如若守不住，我則向后退，“不敢進寸而退尺”，萬一到了無路可退的地方，敵人還要進攻，如果此時再不開戰，就是坐視我軍束手待斃，對于我方來說，這也就是不慈。到了此刻，則是不得不戰了。這時候我軍已無退路，人人悲憤，唯有向敵人沖殺才是生路，其勢銳不可當，這就是“抗兵相若，哀者勝矣”。韓信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應用這個原理。

　　總而言之，老子討論政治，必定有辦法。政治用無為，經濟求知足，兵爭求用哀，外交則取下，這些都是《老子》書中的圣人運用政治手腕的高明之處。政治用無為，經濟求知足，便是以正治國；兵爭求用哀，便是以奇用兵；外交則取下，便是以無事取天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這正是老子心中的圣人，運用政治之三部曲。

三、老子對后世的影響

　　《老子》一書自從問世以來，后人便開始對其進行研究。兩千多年來，各種研究《老子》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據不完全統計，歷代注《老子》者多達三千余家。后人對《老子》的研究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注重對《老子》版本的校讎和文字的訓詁，一是注重對《老子》思想內涵的研究。對《老子》思想的研究，又可分為三個路線：第一類純粹走哲學思想的研究路線；第二類把老子單純地歸到個人修養，所謂神仙丹道上去；第三類把老子歸到政治謀略上去，而且習慣上，有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觀念：認為老子講的是陰謀。

　　在《論語》及《孟子》里，我們可以看見孔、孟的人格活躍在紙上；在《道德經》中卻不能找出老子的真性格。老子是深刻的，但是太深刻了就會讓人覺得冰冷，而且高明得也跡近狐貍。于是老子很容易被認為是陰謀家。

　　歷代學者中認為老子有陰謀的，以朱熹、章炳麟二人影響最大。朱熹說：“老子心最毒”，章太炎說老子“為后世陰謀者法”。

　　老子主張用陰、用柔，但陰柔不是陰謀。陰是相對于陽來說的，柔是相對于剛、強來說的。陰與陽，只是一體的兩面，沒有好壞之分，關鍵看怎么用。所謂用陰柔，即不用剛強，不是勉強而為，而是一切順勢而來。

　　陰謀者固然能從老子中汲取某些營養，因為其中的確包含了“棄仁義而用詐譎”的某些東西，比如以退為進、欲擒故縱……這些稱之為“毒”、“陰謀”，也算有理。但正像老子不能等同于出世的、不與君王和統治階級合作的莊子那樣，也不應該等同于申、韓那樣“慘礉少恩”的法家。

　　史書記載，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幫助劉邦奠定漢朝四百年基業，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后來果然如此，陳平的后人，到他孫子這一代，所謂功名富貴，一切而斬，就此斷了。

　　魯迅先生說過：一部《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其實，對于《老子》這樣博大精深、玄之又玄的書，何嘗又不是呢？你是什么人就能解讀出什么樣的老子來：哲學家能從《老子》里找出辯證法，宗教家能從《老子》里找出神仙養生，軍事家能從《老子》里找出用兵謀略，陰謀家能從《老子》里找出詭詐之術，企業家能從《老子》里面找出管理之法，政治家能從《老子》里找出治國之道。

　　《老子》為古道書，辭義精微。自來詮注，每隨時代風尚，敷暢一家之言。因此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學者，對《老子》有著不同的理解，于是漢人注者為漢老子，晉人注者為晉老子，以此類推又有唐老子、宋老子、明老子、清老子、近代老子和當代老子。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不同人的眼里，對《老子》的解釋各執一端，莫衷一是。

　　老子既為統治者提供了豐富的政治哲學，又對統治者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前者為統治者所必需，后者則是統治者所不喜歡的。這種狀況決定了多數統治者對它不即不離的態度，既需要它，但又不能把它置于尊為。

　　老子作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在漢代以后逐漸被神化和宗教化，成為道教教主，稱為“太上老君”。他的思想盡管與道教有聯系，但卻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老子的思想對后代道家的派別有很大的影響，從先秦到明清，受老子影響的道家學派很多，如以莊子為代表的逍遙派；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養生派；以漢代揚雄為代表的玄學派；以漢代劉德為代表的知足派；以魏晉王弼、何晏為代表的貴無派；以及在“道隱無名”宗旨影響下的隱逸派等等。可以說，兩千多年來，老子和老子其書其思想與儒家思想，共同構成了中國思想的重要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