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諸子同源典墳，漢儒遂尋緯補，因度晚《書》亦借助巫統(tǒng)

　　秦始皇坑術士，后人又稱坑儒，實則術士與儒，其學俱源自典墳，而互寓焉。揚雄《法言》：“昔者姒氏治水士，而巫步多禹。”是知巫教崇禹道。參《尸子·廣澤》“禹于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足無爪，脛無毛，偏枯之病，步不能過，名曰禹步”云。巫學頑強存于社會，秦火之余，終釀成漢之緯學，遂有《六緯》之補《六經(jīng)》。而宋人也曾擷方術之英，如周敦頤從陳摶受《太極圖說》。以此度之，東晉學者猶可藉巫益，繼絕學，晚《書》因成也。

　　漢學及《尚書》今、古文起因如次。《史記·儒林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參觀清皮錫瑞《經(jīng)學通論》：“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尚書》。其后，接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尚書》者，始自伏生。”《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乃漢磚起屋作夾墻，壁中故輒藏物。伏生藏者當為秦隸本，于是稱“今文經(jīng)”。又《孔序》：“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皆科斗文字”云云。《史記》言此：“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于此矣。”

　　孔安國嘗從伏生習今文《尚書》，故《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孔安國不但習今文，后又以“隸古定”合編《尚書》之兩種殘卷，是亦“今為”也。后人之別今、古文《尚書》，輒據(jù)殘卷之字體異，其實不盡然。綜論今、古文經(jīng)學，素以前者善闡義，趨合時政，后者擅考稽，高標史學獨立為尤確。而《尚書》今古之別不外乎此，乃體現(xiàn)于章句、講義，書體則終于一從隸字，后至于楷書。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漢代古文學家，又謂儒家之學，為羲農(nóng)、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而非孔子所獨有。”此蓋考稽《尚書》遂論“經(jīng)即史”，而兼得學統(tǒng)之源流派衍。孔安國借伏生“今文”辨識“科斗”古文，然其章句、講義亦當另有訪學，至于逸士、卜巫。轉益多師、不恥下問，儒家之一貫。后文有引漢之名士訪學實例，此與《經(jīng)》《緯》互補乃一事，當時風氣乃爾。孔安國將小序置各篇之首，與口誦慣例尤合，抑或益自巫家。而《孔序》之述古神農(nóng)伏羲，也似方士口吻。

　　《孔序》自稱：“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諸）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云云。推伏生曾為秦博士，不免“法后王”情結，故講義趨合時政，視文體為小節(jié)，往往并篇而講。安國則參他學而推勘《書序》，據(jù)誦傳慣例分篇，并分置小序。太史公史家傳代，諳先古事，尤認同古文《書》，見《匯纂》引陸德明：“司馬遷每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jīng)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呂思勉言此：“可知《書》之大義，存于口說者多矣。”參觀《史記·儒林列傳》：“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征，弗能明也。自此之后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彼等亦有心授所承，所憑，非僅賴冊籍也。猶如《公羊》、《谷梁》曾無寫本，乃漢儒據(jù)口傳以隸書編定。

　　參觀《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劉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jīng)、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云，乃獻王作派一似古文學家。漢代古文家之稽遺曾大有可為，又參《匯纂》引陸德明：“漢宣帝本始中，河內(nèi)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及《閻疏》：“伏生于正記廿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口授諸其徒。”等等有余。

　　典墳之口傳，尚有他途，如逸學而附于卜筮者。參《史記·日者列傳》：“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又：“今夫卜者必法于天地，象四時，順于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蓋典墳、方術一統(tǒng)于陰陽，而陰陽之效用，驗之《黃帝內(nèi)經(jīng)》可曉，祖先賴以活命延嗣者也。凡此等皆不可輕否。復比《史記》相關之言：“（孔子）乃冊以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而《中候》后來見于《書緯》，當采逸于巫教者。緯學存原思維特征及原文本資料，延存巫教，儒家取補，亦見“禮失而求諸野”、“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

　　今馬王堆西漢墓出土文物，典籍見于簡策，方術則見于帛書。余度前者乃先前所存，后者則當時據(jù)口傳所錄。漢士學風，趨勢經(jīng)緯互補，今文家或由之附會讖言，古文家則緣此稽核典故。如太史公訪古，山川無不至，復搜舊于市井，亦頗有得于卜者。參《日者列傳》略窺風氣：“司馬季士者，楚人也，卜于長安東市。”而宋忠、賈誼往訪：“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士視其壯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士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明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兇吉之符。語數(shù)千言，莫不順理。”蓋巫統(tǒng)，起源以來也；儒者，源流之派也。然則儒與巫之互益必也。大巫小巫，“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也。想孔安國之“禮失求諸野”，“三人行必有我?guī)煛辈煌馍锨椋@也非止《書序》之相關，猶完善《書》義成其《傳》，猶俾章句近于賦誦原貌，及妥當銜接古、今字體。

　　《漢書·藝文志》：“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乃《孔傳》既有資于巫學，且巫人復存孔說以自益，故其《傳》涉巫案而遭斥也。

　　武帝屢屢用兵，國力竭且民怨四伏，兼之晚年體衰、求仙不果，遂疑遭巫厭，而用爪牙之臣江充查禁巫蠱以寬己憂。充濫權，冤、殺數(shù)萬，更殃及皇后、太子。于此側見該時巫道行世，勢如野火在原，亦緯學前潮也。孔安國牽連于蠱案，推其動機原乃訪逸學于卜者耳。筮教既曾承載舊學，而《孔傳》未立官學，是亦可藉彼承傳。若成帝時張霸所出《書序》百篇，既可能竊卜家之口傳。漢代之中原與南方，無不熾于巫風，馬王堆遺物則例見北南學之交通。俟晉人東渡，北學陷于難，古文家尚有南學可憑矣，其學固亦存于南巫。

　　陳夢家《尚書通論》指晚《書》：“出現(xiàn)于江左，乃是南人之學”云。如東吳有虞翻以治經(jīng)名世，裴松之注《三國志》有引虞翻奏孫權：“玄所注五經(jīng)，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云云，翻自信勝北學鄭玄，定當別有憑據(jù)。三國之際群雄并起，遂逸士大得用世。孫權帳下群儒云集，虞翻則亦儒亦巫，有似北儒之亦經(jīng)亦緯也。傳翻好陰陽，精筮法，善占斷。曾為關羽占曰：“不出三日，必當斷頭”，果然。事載《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又引《翻別傳》，言其“依《易》設象以占吉兇”。孔融則稱善翻《易注》之陰陽說。虞翻會稽余姚人，氣高孤直，終被孫權流放交州，于是講學著作愈力，顯于南域，其成果復可遺之方巫。雖西晉滅吳，但不能伐南學。東渡爾后江左中興，重修諸經(jīng)，晚《書》之取益南學，想當然耳，間接賴巫助亦也。學者猶不妨直接訪學于方家，如漢儒故事。而皆無待作偽。

　　十四、漢晉士族為民，學術散隨社會；晚《書》大可兼集北南逸學，但無可偽為

　　《書》學承傳，非止一途，依漢晉之學術大局言，古文《尚書》誠不至于亡絕而淪于偽造。夫《孔傳》雖涉蠱案未列官學，但不乏后繼，緣私學興盛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據(jù)先載而列圖示其授受有序：元始孔安國，一傳都尉朝、兒寬，再傳庸生，三傳胡常，四傳徐敖，五傳王璜、徐渾，六傳桑欽、賈徽，七傳賈達。

　　孔子聚學，弟子三千，漢儒猶爾，有“歐陽教授數(shù)千人”云云，乃時代氣象（甚者如張角傳教）。乃《六經(jīng)》業(yè)已載人口人心矣。商周士人列貴族，但無領地，輔宰家邦或游方食祿。至于秦漢“四民社會”，土農(nóng)工商，土族既不襲貴，退居更為常態(tài)，學術固散隨之，乃官學攸非可囊括者。學在民間，如此而已。至于隋唐行科舉，朝為田舍郎，夜登天子堂，必以此為前提。

　　劉向、劉歆父子中興古文《尚書》，但憑博覽秘閣藏書、民間獻冊，悟道精學，雖不以宗師相標榜，唯不輟孔安國真義。江聲《集注》：“成哀時劉向劉歆相繼校理秘書，咸得見之”云，即提示二劉有窺《孔傳》。西漢末哀帝時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倡言古文。隨之王莽新朝，復古崇舊，治統(tǒng)道統(tǒng)，劉歆尊為國師。《尚書》古文學因盛。然東漢官學又曾廢古文《尚書》，唯私學循遵之。江聲《集注》列東漢古文《尚書》名家數(shù)十，如尹敏、杜林、衛(wèi)宏、益豫、孔僖、周般、丁鴻、楊倫、孫期、盧植、許子威、索盧放、李生、賈復、張充、張酺、寒朗、馬續(xù)、王渙、劉陶等。但無祖師可追，或“未由考其為誰氏之學”，或輒師生兩三代之記述。無稱大匠，看似冷場，實則學術在野之真相乃爾。靜水深流，何曾式微。其中孔僖為一家，則孔安國后裔，江聲《集注》“孔僖者，安國后也，能傳其家數(shù)世之學”。緯學亦盛于時，成其《七緯》。遂至馬、鄭之學大顯，尤學術同仁之盛事，既無關閣府，也不系宗師。《后漢書·杜林傳》：“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于是寶爰之并潛心《書》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釋，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復至曹操罷門閥，貴族、寒士互為降升，遂逸學大得施展。古文經(jīng)學亦隨散士而舉。魏石經(jīng)之古文因成立。章太炎《小學說略》以為《孔傳》乃據(jù)魏石經(jīng)而增改，“亦足寶矣”。史載“永嘉喪亂，眾家之書并亡”。雖然，實存于人心人口，章句誦傳。加之東晉學者尚可跨取南學佚冊。

　　東晉《孔傳》之來歷，《堯典》正義引《晉書》：“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謐（皇甫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頤字仲真。又為豫章內(nèi)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四庫總目提要》以孔穎達《正義》引此自南齊臧榮緒《晉書》，已逸，而未見于唐修《晉書》。唯不當因此疑焉。鄭沖則北人，逸于滎陽開封，入晉，因?qū)W識拜太傅。其學之授受經(jīng)歷，頗契時宜。梅頤奏上之《孔傳》，衡以文物真本則否，視之學術真本則是。頤既受《書》學，便不妨集遺北學，兼理南學。于是晚《書》集大成，大行于世而前數(shù)家遂廢。參觀唐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江左中興，（晉）元帝時，豫章內(nèi)史梅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又云“永嘉喪亂，眾家之《書》并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肅）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

　　唐石經(jīng)據(jù)東晉《尚書》，以楷書傳世，易讀，梅頤古文本遂湮。唐石經(jīng)則存西安碑林。然唐代曾經(jīng)之古文抄卷有遺存者，太炎親見，因言：“馬、鄭《尚書》，字遵漢隸；而三體石經(jīng)之古文，則邯鄲淳自有所受。若今世所行之偽古文《尚書》，《正義》言為鄭沖所作，由魏至晉，正三體石經(jīng)成立之時，鄭沖即依石經(jīng)增改數(shù)篇，以傳弟子。東晉元帝時，梅頤獻之于朝。人見馬、鄭本皆隸書而此多古字，遽信以為真古文《孔傳》，遂開數(shù)千年聚訟之端。今日本所謂足利本隸古定《尚書》、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字形槐怪，大體與石經(jīng)相應。敦煌石室所出《經(jīng)典釋義》殘卷，亦與之有相應。郭忠恕《汗簡》，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古《尚書》，亦與足利本及《書古文訓》相應。蓋此二書乃東晉時之《尚書》，雖非孔壁之舊，而多存古字，亦足寶矣。”

　　太炎慎嚴，曾勿信甲骨文，而許彼古文，是有根據(jù)，并見于《晉書》之梅頤說亦信之矣。竊意則梅之奏獻本，也可能采補南方之古文逸冊，參前文所言虞翻諸事。南方熾于巫，其教尤存古。又參《隋書·經(jīng)籍志》：“有《尚書》逸篇二卷出于齊梁間”，而可類推。又參《南史·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諸人無能識者，顯一見，曰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云。而晉人也有指“隸古定”為古文，此亦古賢已指出者。至于孔安國之傳釋，梅氏既出古文門派，必有此根基，并補益自南學猶宜。

　　《孔傳》之高明，非梅氏之學力所能及，此研究者共識，然則集理之功非梅頤莫屬。王國維對照以金、甲文，即主晚《書》輯佚說。余持史詩說而與王說合，是二者于《書》之早期形成、傳播有趨共識。王國維破譯甲骨文，以《史記》載上古事皆可信，而太史公則盡信《尚書》。

　　《孔傳》非偽，但不全。見《匯纂》引都穆：“朱子于經(jīng)傳多有訓釋，唯《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乃實情，今以詩體列其章句，故止得大體而已。

　　梅頤事其可事之事。若說聯(lián)綴諸子偽造晚《書》，卻為其無可事者。試想明清學者幾代人下苦功校勘，方將晚《書》一一應著子書；但憑梅氏一己之力，豈聯(lián)綴而能奏效。蓋前賢已然此問。而轉將史詩立場視《閻疏》等，彼等也不枉然，乃證典丘口傳，先曾流播廣泛，深入百家為事實。而梅賾輯佚說原系推論，今予持史詩說，更可坐實之：斷無梅氏造偽詩之理。

（二○○六年文，二○○八年十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