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一）晁錯傳本與承詔作傳

　　《詩》、《書》等典籍及百家語在秦火之余喪失幾盡，漢初廢挾書令，“廣開獻書之路”，于是“天下眾書往往頗出”。其中《尚書》大約有三個本子，伏生本、孔壁本和河間獻王本。伏生本是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漢代[26]的二十九篇今文（秦漢文字）《尚書》（《泰誓》后得），漢文帝時立為太常博士學官。《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晁）錯往受之。”孔壁本是出自孔壁[27]并由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先秦文字）《尚書》[28]。河間獻王本是河間獻王得自民間的古文《尚書》傳本[29]。

　　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專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博士。其中，《書》即晁錯就學于伏生的今文《尚書》。大約在漢武帝即位后十余年之間，由于“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30]孔壁本成為皇家“秘府”藏書（所謂“中秘本”），與此有直接關系。這是孔安國《書大序》提到的第一次獻書：“悉上送官，藏之書府”，第二次在“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后：“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后代。”

　　閻氏《疏證》（第十七）對兩次獻書提出質疑：“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于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他由此得出結論：“蓋偽作此《書》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并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傅會其說，以售其欺耳。”按閻氏《疏證》的前提是魏晉間某人對《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乃至“孔傳”的作偽，上文“偽作此《書》者”指的是魏晉間那個莫須有的作偽者。這里需要搞清兩個問題：即《今文尚書》立于學官的過程以及立于學官需要具備的條件。

　　《史記·晁錯傳》張守節“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征之，（伏生）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錯往讀之。年九十馀，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引文與此大同小異）。”伏生撰有《尚書大傳》，據后人輯本觀之，其格制內容與《韓詩外傳》有些相似，講了一些不一定可靠的小故事，并非章句類教材。也就是說，伏生傳授原本只有《尚書大傳》而沒有成文的章句類教材。所以晁錯奉詔“往讀”以及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者，實為草就一部“屬讀”章句的教材。“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是說晁錯傳本“師說”解讀質量較差。因此，在今文《尚書》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錯的傳授就此被取代。

　　立五經博士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要有一個相對完整的經文解讀“輔助教材”，所謂“訓傳”、“師說”、“家法”。由《漢書?藝文志》可知，“歐陽氏學”的“輔助教材”是《歐陽章句》和《歐陽說義》，“大小夏侯之學”是“大小《夏侯章句》”和“大小《夏侯解故》”。由于孔安國二次獻書未果，所以《漢書·藝文志》只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又如《春秋》鄒氏未立學官是因為“無師”，夾氏則“未有書”。《今文尚書》晁錯傳本雖然解讀質量較差，畢竟有書和“師說”，這是立于學官的起碼條件。按《史記·儒林列傳》提到“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征，不能明也。”張生是伏生弟子，但他和伏生的孫子并未改觀晁錯傳授的解讀質量。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歐陽生后人（歐陽高）才有必要另行撰寫《歐陽章句》。

　　《漢書·藝文志》提到，歐陽生（武帝時人）的曾孫歐陽高始為博士，始有“歐陽氏學”[31]。“曾孫”是歐陽生后第三代，時間最早也在武帝末昭帝初，武帝末數年間正值巫蠱事起，治獄極酷，殺人數萬，朝野震動，不太可能有立博士之事，故當在昭帝時。立大小夏侯更晚些（在宣帝甘露三年）[32]。也就是說，終武帝世太常博士《今文尚書》只有晁錯傳本及其質量較差的“師說”。

　　上述情況從多個方面呼應了孔安國《書大序》的內容：第一，他只知有晁錯傳本（不知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并指出其解讀質量不高（口以傳授）。按孔氏初為五經博士所學即此。第二，孔氏獻書共有兩次，前次只有經文，后次有經有傳。第三，由于擁有“師說”是立博士的前提條件，所以“承詔作傳”與當時具體歷史情況完全吻合，同時也是“二次獻書”唯一合理的原因。第四，從“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到第二次獻書“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孔氏“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前后用了大約二十年時間。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孔傳解《書》質量之所以不遜色于馬、鄭諸儒的原因。

　　閻氏質疑的關鍵是：“初獻《書》時……何不即立于學官”。上面討論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由于初獻《書》時沒有“師說”，故未能立于學官。不僅如此，上面引證史料還提供了孔安國作傳的原因，也是《孔傳》不偽的依據。因此閻氏質疑毫無道理，不能作為魏晉間某人“偽作此《書》”的證據。他由此得出的結論也是捕風捉影。這是從沒有問題的地方去找問題，是“有罪推定”尋找“罪證”的典型體現。關于衛宏（東漢初人）《詔定古文尚書序》的內容，閻氏在《疏證》中多次給予否定，但并未提出相對可靠的否定依據。

　　（二）孔安國蚤卒、家獻

　　前引孔安國《書大序》提到，他作傳既畢二次獻書，遇巫蠱事未能立于學官。閻氏《疏證》的基本思路是：《書大序》、《孔傳》和“二十五篇”都是魏晉間某人的偽作。如果《書大序》提到的情況屬實，就意味著不存在偽作。這是一個“要害問題”，他必須提出證據給予駁難。他提出“蚤卒”、“家獻”兩個著名“證據”。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疏證》（第十七）：“司馬遷親與安國游，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倪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后，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余歲矣。以二十余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于安國而夭之乎？頗不可解。”

　　《疏證》后文提到（第十七）：“向云安國為博士，年二十余。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蚤卒。此安國之壽命也。”閻氏關于孔安國年歲的兩個推算頗有心計，“五十七八”是盡量拉長，“不滿四十”是盡量縮短；由此造成鮮明反差，再以“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作為依據，進而確定縮短的年歲才符合“蚤卒”含義。實際上孔氏子孫在安國前連續四代都是五十七歲，“不過四十、五十”也有盡量縮短之嫌。

　　閻氏推算巧則巧矣，但并不能排除安國實際年歲在兩個數字之間。漢武帝用人不拘，超遷之事歷歷可數：“卜式試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33]。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為儒家宗師，安國為孔子嫡孫。因此，漢武帝超遷安國（18～20歲）為博士的可能性極高。《漢書·藝文志》：“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在上述情況下，由于當時《尚書》博士所學只有晁錯傳本及其質量較差的“師說”，又由于“孔壁本”出自孔子舊宅，是孔學之正宗，且其篇數多于前者，文字質量好于前者（后文具體說明），故漢武帝詔令安國“為五十九篇作傳”盡在情理之中。

　　張湯為廷尉的下限在元狩二年（前121）。上推5年（前 126），安國19歲為博士，次年（前 125）教倪寬。一年后（前 124）倪寬通過考試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又過三年（前 121）武帝以張湯為御史大夫，這一年安國24歲。漢武帝征和元年（前92）巫蠱事起，安國“甫獻《書》而即死”，大約54到55歲。閻氏在《疏證》另一處地方（第一百四）為說明相反問題引《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這里剛好拿來以其矛攻其盾：既然“下壽六十”，那么五十四五歲（甚至按照閻氏所說五十七八歲）為什么不能說“蚤卒”？[34]

　　再者，《史記》述事稱漢武帝為“今皇帝”，僅見于上引《孔子世家》一處。《史記·孝武本紀》裴骃《集解》：“《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后人所定也。”因此，《史記·孔子世家》安國“蚤卒”一條應是后人追記。從述事稱謂“今皇帝”僅見一次（褚少孫也沒有用過）的情況推測，追記的時間，很可能比宣元之間褚少孫補《史記》更晚一些。也就是說，安國“蚤卒”一條極有可能是后人誤記。

　　《疏證》（第十七）：“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游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后，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

　　《前漢紀·成帝紀》開篇615字（計標點）到《疏證》所引內容：“魯恭王壞孔子宅，……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再向后1070字（計標點）。通計此一千七百余字范圍內，除“孔安國家獻之”一處，“家”字凡26見，除兩處為人名（子家）外，其余24處“家”字含義均與學術有關；這是因為，這一大段文字專講學術源流，即五經、諸子以學名家者的師承傳授情況。比如，“孔子……后世諸子，各……成一家之說。……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又如，言五經師說，于《易》施、孟、梁丘之學曰“此三家者”，高氏、費氏曰“此二家者”，于《春秋》曰“公羊家”等。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后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王國維《史記所謂古文說》：“蓋《古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35]《漢書?儒林傳》所謂“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指安國為《古文尚書》作章句訓詁，也就是撰寫《孔傳》；所謂“因以起其家”，指“起”其孔氏“《尚書》古文學”的“師說”、“家法”。《前漢紀》“孔安國家獻之”，指安國完成以學名家的訓傳之后的第二次獻書。

　　針對閻若璩上述說法，毛奇齡《冤詞》已經指出：孔安國第二次獻書因“遭巫蠱，未立于學官”一事，并非安國《書大序》自家所云，而是《漢書》、《前漢紀》等史書多處提到的內容。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上引史料提到孔安國獻書由于“遭巫蠱”而未能列于學官。《漢書》也提到別的經傳家法未能列于學官的情況，如《藝文志》：“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儒林傳》：“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于學官”。兩種情況明顯不同：后者只說“未得立”、“未嘗立于學官”，而前者則強調了未立的原因。言外之意，如果沒有“遭巫蠱事”將“孔壁本”列于學官本在擬議之中。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講得更加明確：“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前面有決定“施行”，后面才能有“未及施行”。這些都是對安國《書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的史料呼應。

　　（三）東漢杜林本《古文尚書》

　　兩漢今古文《尚書》源流“最糾紛難辨”，由“杜林本”入手比較直接：它是東漢“遂顯于世”的《古文尚書》源頭。《后漢書?儒林傳》：“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賈逵（30～101）、馬融（79～166）、鄭玄（127～200）所注《古文尚書》都是“杜林本”。按王肅（195～256）所注亦此本。閻氏《疏證》認為：“馬、鄭、王三家本系真古文”[36]。兩漢之間《古文尚書》傳遞過程的關鍵問題有二：一是西漢今古文《尚書》之爭；二是賈、馬、鄭、王四家所注“杜林本”《古文尚書》的由來和性質。二者間存在因果關系。

　　歐陽、大小夏侯立于學官之所以能夠輕易取代晁錯的傳授，因為三家師說的解讀質量都要好于后者。在“歐陽氏學”立于學官后，大小夏侯之學得以再立的主要原因，是三家同屬一系（伏生本）且彼此同門（《漢書?儒林傳》：“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倪）寬”）。由此構成三家之間同門、同系、彼此支持的鼎足之勢。所謂肥水不流外家田。漢哀帝時劉歆欲將《古文尚書》等“列于學官”[37]，“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38]，受到“諸博士”斷然抵制。于是他“移書太常博士”[39]予以責備。三家竭力排斥孔氏《古文尚書》立于學官的原因是后者的文獻優勢和政治威脅。

　　文獻優勢指：（1）孔氏《古文尚書》在經文篇數上包容且多于伏生本；（2）在經文的文字質量上優于伏生本[40]；（3）“孔氏傳”在解經質量上至少不差于三家師說且很可能更好。夏侯勝（大夏侯）與夏侯建（小夏侯）是叔侄關系，《漢書?兩夏侯傳》記二者間一段對話耐人尋味。勝指責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夏侯建所謂“敵”不是政敵，而是“為學”方面的敵人，當指《古文尚書》經傳的文獻優勢。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大小夏侯這段對話在劉歆爭立古文經之前，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于石渠”之后，這提示今古文《尚書》之爭并非肇端于劉歆爭立。

　　政治威脅指西漢太常博士學官一直是“讀書做官”之階梯，是謀取利祿的重要資源[41]。夏侯勝（大夏侯學創始者）經常教導其弟子：“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假如只有《古文尚書》經傳的文獻，則立與不立并不構成政治威脅，關鍵還有傳人，還有“取青紫”的異己勢力。《古文尚書》傳人是漢成帝（約在河平三年后十余年間）“傳問民間”被找到的“膠東庸生之遺學”的傳學者，這門“遺學”的師說當即“孔氏傳”。

　　一俟孔氏《古文尚書》得立，在文獻方面足以取代三家《今文尚書》，在政治方面將直接威脅一個勢力極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存在。今文博士排斥《古文尚書》的道理自然不能明說，他們只能提出一個毫無道理的道理：“以《尚書》為備”。由此可以更準確理解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對今文博士的指責：“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左氏春秋》、《逸禮》及《古文尚書》）。……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以往學者大多認為，劉歆爭立的主要文獻是《左傳》；其實此次爭端最敏感者是《古文尚書》。

　　由于反對勢力極大，劉歆爭立雖得哀帝支持仍告失敗，并“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他畏懼報復，自請外放“補吏”，輾轉數年“歷三郡守”。大約十年后（約在平帝元始四年），雖有公孫祿等激烈反對，劉歆爭立古文經（《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終于成功。這是雙方勢力對比發生變化（王莽專漢政，劉歆為羲和官）的結果。不久，新莽改制失敗，引發綠林、赤眉起義，繼而王莽被殺，劉秀稱帝。東漢初期廢除莽時所立古文經，五經博士恢復到劉歆爭立前的情況。只有《左傳》立于學官，由于今文家極力反對，不久即廢。

　　此后，終東漢古文經未能再立學官。“以《尚書》為備”雖毫無道理，但其中包含一個重要原則，即《尚書》的“合法”篇目已經夠數（備），其訓傳亦限制在三家二十九篇今文《尚書》學之內，任何篇數和訓傳的改變斷然不可，一概封殺。今古文《尚書》不同有三：字異，篇異，訓傳異。今文博士的“底線”在篇數和“訓傳”。杜林所傳《古文尚書》的情況恰可說明這個問題。

　　《隋書·經籍志》：“后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余絕無師說。”《隋書·經籍志》成書于唐太宗、高宗之間（641～656），當時馬、鄭、王三家所注“杜林本”尚存[42]；《尚書》漢魏《石經》在唐貞觀初雖已“十不存一”，但“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43]上引《隋書·經籍志》關于賈、馬、鄭注“杜林本”的記載并非得自傳聞或猜測，而是對尚存文獻進行具體比照的結論。因此，這是一條十分可靠和重要的史料。歷陳、隋、唐的“三朝大儒”陸德明（約550～630）撰《經典釋文》要早于《隋書·經籍志》的成書，因此他的文獻考察結論更加可靠：“今馬鄭所注并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這里有必要對伏生本、杜林本和孔壁本的篇目及篇數作一簡要說明。《史記》、《漢書》皆云伏生本為“二十九篇”，其篇目大約是“后得《泰誓》”加上二十八篇：《堯典》（包括《舜典》）《皋陶謨》（包括《益稷》）《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包括《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關于“杜林本”三十三篇，《尚書正義·書序》孔《疏》認為是：“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孔壁本多出的二十五篇是：《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說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按還有一些不同說法。無關宏旨。

　　杜林（？～47）“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的具體情況已經無從考知[44]。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引鄭玄《書贊》云：“自世祖興后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從賈、馬、鄭、王注本的情況看，第一，“杜林本”與孔傳《古文尚書》有淵源關系（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第二，賈、馬、鄭注“杜林本”在“遂顯于世”以后，其原有情況已發生改變：（1）沒有《孔傳》（及傳說絕無傳者），（2）篇數與今文《尚書》相同（亦無其五十八篇），（3）《書序》“總為一卷”篇次也不同于孔傳本[45]。（4）經文中“又雜以今文”。故陸德明《經典釋文》說它“非古文”，《隋書·經籍志》說它“非孔舊本”。

　　這個本子的形成與上述今文博士“底線”有直接關系，是今、古文家兩股勢力彼此擠壓、磨合的結果，今文家占有壓倒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奇跡發生了，《古文尚書》居然得以流行于世。與此同時，一個適應性變化也隨之完成──它已經“非孔舊本”，只是孔氏原本為適應“底線”的一個“變種”。東漢太常博士用以教學課試和錄用官吏的正式教材，一直是三家今文《尚書》學。與這個版本形成有直接關系的杜林、衛宏、徐巡、賈逵等人都是小學家[46]，這個版本得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在小學（文字訓注）方面，它可以彌補今文《尚書》版本質量的不足。

　　漢末盧植（鄭玄同時人）上書提到：“古文科斗，近于為實，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后漢書·盧植傳》）”。“厭抑流俗”是今文博士對古文經的排斥；“降在小學”是“杜林本”的功能。這說明今文博士對孔氏原本及其傳人的排擠于東漢一世從未松懈。《尚書》古文經雖在秘府，但束之高閣。建初四年（79）白虎觀會議由太常機構主持，今古文問題不在議程中，所論“《五經》同異”只限于今文諸家經說的同異（由班固撰《白虎通義》）。賈逵“數為帝言”并逐漸流行于世的賈馬鄭注《古文尚書》（包括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書孔氏》）都只是這個“變種”版本，曹魏正始《三字石經》也是它。

　　劉歆以下漢代經學有兩個主要弊端，一是讖緯之風，二是今文博士對孔氏原本及其傳人的長期排斥。這是由于伏生本的版本質量遠不如孔壁本，導致今文博士的“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版本質量也是孔壁本最終取代伏生本的唯一原因。當利祿、權勢與學術糾纏在一起，永遠不會有什么好結果。今文博士持續百余年“專已守殘”的“學術行為”，只能用兩個字來描述：邪惡。

　　閻氏《疏證》以大量篇幅（不少于5000字）說明“馬、鄭、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其意圖在于：如果三家本是“真古文”，由于東晉梅賾所獻孔傳《古文尚書》“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賈馬鄭注本）不合”[47]，自然就是“偽古文”。閻氏《疏證》號稱“博極群書”，于《隋書·經籍志》中有關《尚書》部分的內容多有引證，唯獨關于賈馬鄭注“杜林本”的一條關鍵性史料只字不提。對于《經典釋文》內容的引與不引也是這種情況。為什么？因為在“有罪推定”的思路中，無罪的證據必須忽略或推翻。

　　（四）誰是作偽者

　　《疏證》方成四卷，黃宗羲為之作序提到：“梅賾作偽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偽。”黃氏理解力不應有問題，故《疏證》最初以為“梅賾作偽書”。今本《疏證》對此語焉不詳（第十七）：“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沖，鄭沖以上則無聞焉。嗚呼，其果安國之舊耶？抑魏晉之間假托者耶？”皇甫謐（215～282）《帝王世紀》多處引用《古文尚書》和《孔傳》內容[48]。梅賾獻書時（大約317～318年）皇甫謐故去三十余年，故閻氏在黃宗羲作序后改變說法。不再強調“梅賾作偽書”，只說“魏晉之間假托者”。至于“作偽”過程，他認為是“個人行為”（《疏證》第八十六）：“《書》與《傳》同出一手”。我曾對《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真偽問題作過一些具體分析[49]。

　　比如，《古文尚書》“引文”、“用文”情況。先秦乃至漢代文獻引《書》，今文和古文篇章大體相同；一字不差引用原文者不足一半，大多在原文與引文間有所不同，包括字句缺省、語句顛倒錯亂和對原文意思的概述；這與“借字”情況相似（提筆忘字，手頭沒有字典，只好寫個錯白字），是記憶不準、沒有核對原文和缺少“學術規范”的結果。此外，還有一些不以“書曰”等方式正面引用，或行文用其詞語，或以《尚書》中一些觀念、禮制為本展開論說。上述第一種情況可稱“引文”，第二種情況可稱“用文”。

　　證偽者主要方法之一，是在文獻中尋找古文篇章引文、用文例證，將其用為作偽證據。具體思路是魏晉間某人遍查群書，廣泛收集引文、用文的文獻內容，在此基礎上連貫字句、拼湊偽造“二十五篇”。這里的問題是，古文篇章引文、用文種種情況今文篇章同樣存在。在今文篇章，人們知道這是原文和引文、用文的關系，這一現象恰可證明原文的存在和影響；同樣的現象對古文篇章也應具有相同的證明意義。相同的素材和思路不應得出相反的結論。這一證偽途徑存在明顯邏輯錯誤，不能構成有效的證偽依據。《疏證》約有一半內容走此一路，深文周納，強詞奪理（后面舉例說明）。

　　二十五篇《古文尚書》約7600字，其內容精致典雅，在文化觀念和禮樂制度方面與今文篇章彼此呼應，除行文流暢一些，并無明顯作偽痕跡。現已考知出處的先秦文獻“引文”約有一百二十條，先秦兩漢文獻“用文”情況更遠多于此。以《大禹謨》為例，先秦引文約十七條，自先秦至魏晉文獻中用文情況超過一百條。這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古文篇章中存在許多自先秦至魏晉文獻中的罕見詞語，在這個時段大量文獻中出現三次以下的詞語，僅《大禹謨》就有六十余處。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刻意收集罕見詞語，用為作偽“材料”編入文中；二是《古文尚書》雖非顯學畢竟存在，這些罕見詞語屬于“用文”。前者難度太高且沒有必要。西漢以降形成一種“擬古文風”，即在一些書寫場合多采用對先秦文獻尤其是經典文獻的引文、用文。許多罕見詞語正是出現于這種場合。因此，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高于前者。

　　再如，在文化觀念和禮樂制度方面，古文篇章不僅與今文篇章彼此呼應，還與先秦乃至兩漢文獻中的大量內容間存在呼應關系。后一種呼應中多有“一呼百應”的特征。即古文篇章中片言只語提到的觀念和制度往往成為其后文獻中多次出現的議論主題。這里也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博覽群籍，區分主次，總其樞要，約其文辭，編入書中；二是《尚書》作為非常重要的經典文獻，故有一呼百應的影響。假如存在一個作偽者，他當然希望實現這樣的作偽效果，只是難度過大。若確有此人此事，后世治學術思想禮制史的學人罕有望其項背者。上述現象今古文篇章同樣存在，故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高于前者。

　　又如，“字頻”問題。今古文《尚書》約24600字，去其重復，約使用1900余字[50]。某些字在不同時代和文獻中的用字量（現代語言學研究中所謂“字頻”）明顯不同，這與不同時期、不同文獻的具體內容、語法習慣和撰寫風格有關。在文獻的長期流傳和古今字體的轉換中會出現少量改字，但不會影響用字量不同的整體情況。我曾專門作過一次檢索和對比分析。檢索范圍是《尚書》和先秦兩漢另外二十余種參照文獻（《詩》《逸周書》《易》《周禮》《國》《左》《論語》《孟》《荀》《禮記》《管子》《晏子春秋》《墨》《老》《列》《莊》《鹖冠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新書》《說苑》《論衡》《史記》《漢書》等）。

　　具體步驟是先通過初步判斷選出五百余字，在上述每種文獻中檢索每個字的出現次數，再換算成每個字在每種文獻中的萬字含量，然后在萬字含量的一萬多個數據間進行對比，選出《尚書》與其他參照文獻萬字含量（或多或少）明顯不同的108個字，姑且稱其為“《尚書》用字量特征字群”。這108個字多是《尚書》中的常用字，其重復使用數量約占《尚書》總篇幅三分之一，其中“多字組”（100字）的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萬字含量平均多出一倍以上（5：1），“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平均少了一倍以上（10：29）；在今文篇章和古文篇章之間進行對比，這108個字在二者間的平均萬字含量基本一致（今文47%：53%古文）。

　　先說“多字組”的情況。比如：（1）“乃”字，在《尚書》中的萬字含量是148字，在參照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是26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2字：150字；（2）“惟”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63字，參照文獻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330字：233字；（3）“永”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0字，參照文獻是1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19字；（4）“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69字，參照文獻是2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68字：69字；（5）“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129字，參照文獻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57字：117字；（6）“作”字，《尚書》萬字含量是58字，參照文獻是1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8字：58字。

　　在兩漢魏晉間文獻中，“多字組”文字（如：疇厎誕怠孚厥緝克暨僉懋惟詢矧允攸愆爰等）的出現次數一方面明顯少于《尚書》，另一方面大多出現于前面提到具有明顯“擬古文風”的書寫場合，其前后文多有“引文”、“用文”現象（或其本身便在引文、用文中）。這里也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刻意實現了這種“天衣無縫”的作偽效果；二是今古文篇章都是真文獻，故用字量特征相同。為實現這種效果，作偽者（如果真有這么一個人）在“偽造”古文篇章過程中，每三個字中要考慮一個字的萬字含量，使其出現率同步于今文篇章。為此，他必須對“《尚書》用字量特征字群”在先秦兩漢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了解。我完成上述檢索過程，雖借助電腦的文檔檢索功能（word“替換”），仍然用了三個多月（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極其單調繁瑣。

　　如果不借助電腦檢索的字數統計功能，完成此過程要對總篇幅幾百萬字的幾十種文獻一絲不茍地閱讀（統計）幾百遍，還要將由此獲得的上萬個數據經過兩步計算（某字在某文獻中的出現次數÷該文獻總字數×10000）轉換為萬字含量。從收集文獻到完成閱讀統計和換算，僅此一項，以一人之力至少要用二十余年時間。據我所知，“字頻統計”是近代以來語言學研究中比較新穎的方法，隨著計算機的普及逐漸被研究者采用。我國古文獻研究中采用這種方法更晚一些。魏晉之間也就是一千七八百年前那位“作偽者”居然能夠嫻熟使用這項如此晚近的研究方法。這可能嗎？

　　作偽者最難實現的效果之一，是古文篇章“少字組”文字（行可相則能所之為）的出現率同步于今文篇章。因為，其中一些字在《尚書》中的出現率較高，在參照文獻中的出現率更高，需要在“較高”和“更高”之間拿捏分寸。比如：（1）“之”字，在《尚書》中的萬字含量是137字，在參照文獻中的萬字含量是367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36字。（2）“可”字，《尚書》萬字含量13字，參照文獻是4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4字：13字。（3）“為”字，《尚書》萬字含量22字，參照文獻是127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21字。（4）“所”字，《尚書》萬字含量5字，參照文獻是54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字：5字。再補進兩個例子：（1）“者”字，《尚書》萬字含量2字，參照文獻是115，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7字：1字。（2）“也”字，《尚書》萬字含量0字，參照文獻是17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0字：0字。

　　完成上述準確的“字頻作偽”要有一個前提條件，也就是在“作偽”之前預先確定“偽書”的篇幅。然后才有條件實施“作偽”過程，還要偽造出“無一字無出處”的效果。實現這樣的作偽過程和效果幾乎不可能，故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高于前者。從古文篇章“多字組”（100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高于今文篇章（35字：31字）、“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低于今文篇章（31字：33字）的情況看，古文篇章的保存質量應略好于今文篇章。這應是古文篇章行文更加流暢一些的主要原因。

　　我的基本結論是：“作偽”難度太大，大到不可能的程度。從大量文獻的搜集，到引文、用文的查找；從上百個罕見詞語的查尋采用，到文化、制度方面的理解歸納和融會貫通；從搞清先秦兩漢文獻與今文《尚書》之間字頻不同，到“偽造”過程中的拼湊引文和“字頻勾兌”。如此這般“偽造”的二十五篇不僅沒有明顯綴輯痕跡，且文采尤富于今文。其工程量之大，非一人一世所能及。其道德文章，是黃鐘大呂，絕世風華。劉勰所謂“義固為經，文亦師矣（《文心雕龍·才略》）”。此人是誰？誰能有此移山倒海之力，靈通造化之巧！

　　在此基礎上，還要將整部《尚書》寫作（包含許多已經不是當時字體的）“隸古定本”，還要“造”一部今古文同注的《孔傳》。工程量又增加一倍。據后人研究，“孔傳”解經質量多有優于“鄭注”者。“作偽”動機是“利益驅動”，屬投機行為。但人們一直沒找到因此獲得名利的“作偽”者。這是宋代以來《尚書》“證偽”最薄弱的環節之一。“投資”是為“回報”，無些許“回報”的巨大“投資”道理上說不通。假如確有一位“作偽”者，他必是極具才智且勤勉縝密的人。不可能搞不清這個簡單道理。

　　此外，他是在永嘉之亂前皇家藏書尚有《尚書》古文經的情況下實施“作偽”。──他有病？或是他能預料日后必有永嘉之亂，且秘府《古文尚書》經文必亡于此亂之中。──他是神仙？賈馬鄭王注本他都可以看到，為什么不按照其《書序》所注“亡”、“逸”篇目進行“作偽”？為什么不“偽造”十六篇而非要“造”二十五篇？──他到底明白還是糊涂？已知獻書者是梅賾，從“投資”與“回報”上說，如果不是他，工程巨大的投機行為已經變成“義務勞動”。僅從這一個方面進行分析，已經足以在邏輯上排除梅賾之外另有作偽者的可能。再從皇甫謐等人對《古文尚書》和《孔傳》的引用，又足以排除梅賾作偽的可能。那么，這部古代文獻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證偽者曾“指控”劉歆、皇甫謐、王肅、鄭沖、梅賾、乃至晉孔安國、孔晁等人是作偽者。從動機、難度、文獻條件、證據等方面綜合考察，這些“指控”都屬于查無實據的捕風捉影。時至今日，人們早已翻遍魏晉間相關史料，作偽者始終查無實據。至少，這些“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的“指控者”都已經實現了各自“炫名”的目的。所謂無利不起早。到底誰是作偽者？——莫須有。

　　閻氏“魏晉假托”之說還有許多無法成立之處[51]。比如，東漢末年應劭《風俗通義?過譽》引用《古文尚書》中《太誓》、《太甲》等篇內容；再如，《晉書?荀崧傳》記西晉初期太學“石經古文先儒典訓”已有孔氏“章句傳注”之學。又如，《鄭志》記鄭玄講學言及《古文尚書·周官》。他對此采用悍然“抹殺”的策略。《疏證》（第六十二）：“《鄭志》十一卷，追論康成生平應對時人者，今不傳。疑亦多為后人所羼，非本文。何以驗之？《周禮?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二語分明是古文《書》。康成及時人安得預見以相咨問？予謂學者凡遇此等處，盡從抹殺，不必復疑焉，以藉口可也。”這叫什么“學問”！在此有必要強調指出，在沒有足夠證據和理由的情況下，絕不可以用自己的主觀見解和推測去否定史料。考據學中此種“學問”很多。存疑為妥。

　　（五）唐人義疏文獻條件和學術能力

　　漢末董卓之亂后，《五經》博士失官守近30年。此后歷三國、兩晉，戰亂頻繁、社會動蕩，政權割據、王朝更迭，太學博士的傳人和傳授隨之分合、斷續。把持學官的今文家勢力逐漸削弱，今文經因此失去壟斷地位。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孔傳《古文尚書》開始流傳。其流傳的源頭，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門“世傳”之學。《后漢書·儒林傳》：“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尚書》今古文經由此發生一個雙向轉換，一則由盛而衰，一則由隱而顯。其原因仍然在政治和文獻兩個方面。當“以《尚書》為備”的原則失去穩定的權力依托，孔傳《古文尚書》文獻優勢開始發揮作用。終于在兩晉之間立于學官。這個轉換過程于東晉后仍在持續，先是三家今文經說被替換，然后是南北朝時期孔傳《古文尚書》與賈馬鄭王注本的南北并峙，隋初孔本對鄭本的優勢已成定局[52]。“唐人義疏”的文本選擇是其結果。

　　閻氏“證偽”第一對手是唐人義疏的文本選擇。《疏證》（第四）：“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考，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為正。”唐太宗命孔穎達主持撰寫《五經正義》，是對南北朝以來義疏之學的規范和統一，是李氏盛唐國策中一件大事。完全不存在“一時不加詳考”的問題。陸德明（約550～630）于隋、唐間撰《經典釋文》，確認了孔傳《古文尚書》的文獻優勢。貞觀四年（630），唐太宗命顏師古（581～645）考訂《五經》文字，已經初步確定唐代官定本《五經》中《尚書》文本的選擇（孔傳《古文尚書》）。

　　孔穎達（574～648）少有才名，學識淵博。貞觀盛世英才濟濟，罕有出其右者（若有，則顏師古是也）。貞觀八年，他與諸儒共議歷法明堂事宜，皆從其說。后與魏征同撰《隋史》（按《隋史》是唐初所修諸史中質量較好者）。十一年，他與朝臣共修《新禮》百卷，遇有疑難，都向他咨詢決定。他在奉詔與顏師古等人撰寫《五經正義》[53]過程中，最終在陸德明和顏師古的基礎上選擇孔氏“古文經”和《孔傳》。下面是他在《尚書正義序》中對孔傳《古文尚書》文獻優勢的評價：“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這一選擇過程有三個問題需要講清楚，一是他的治學動機，二是知識背景，三是文獻條件。

　　在政治上他與李世民之間是賢明之君，忠諫之臣，李對他十分欣賞信用。在仕途上他直到年老致仕并無兇險坎坷，晚年且有“圖形于凌煙閣”的殊榮。在地位上他是國子祭酒、東宮侍講，是時人仰慕的學術泰斗。在學問上他多才多藝，貫通經史，尤其對漢儒服虔所注《春秋傳》、鄭玄所注《尚書》、《詩經》、《禮記》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很深的造詣[54]。也就是說，他奉詔主持撰寫《五經正義》時沒有任何學問之外的壓力和動機。他只想把事情做好，也有能力和條件做好。

　　他腦子足夠用，通曉《尚書》學，尤其精通《鄭氏尚書》。他舍鄭注用孔傳，舍鄭氏注本用孔氏“古文經”，是文獻比較的結果，是擇善而從。實際上《尚書正義》中仍保留了不少賈馬鄭王的注釋內容乃至一些鄭氏注本的異字。《隋書·經籍志》是他主持撰寫《五經正義》資料庫的清單，他的文獻條件與清人治學不可同年而語。他可以直接看到《漢石經》和《魏石經》拓本[55]，賈馬鄭王注本盡在眼底[56]。孔穎達“檢古本并石經（《尚書正義?堯典》）”一語直接表明他的文獻條件以及他在編撰《尚書正義》時具體使用了這些文獻。在文獻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作出“真古文”、“偽古文”的分辨并不困難。這不是一個需要明察秋毫才能解決的問題，即使需要他也有這個能力。

　　孔穎達治學傾向于謹慎和保守，博洽而持重，對于“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57]的學風十分反感。他主持撰寫《尚書正義》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文獻條件：“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58]《五經正義》是中國古代文獻學的豐碑，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漢語傳統語法學等方面有著集大成開新風的巨大成就和深遠影響。如果搞錯“真古文”、“偽古文”，其性質十分幼稚，如同一個各方面都正常的成年人拿泥土當飯吃還眉飛色舞津津有味。這可能嗎？

　　由于這是一項極浩繁的工作，故《五經正義》成書后又有博士馬嘉運對其錯謬處加以駁正。唐太宗下詔“更令詳定”。尚未完成，孔穎達已經病故。五年后（653年）“覆更詳審”的修改才最終完成。這個過程十分慎重，前后歷時二十余年。在這種情況下，孔穎達有可能由于“一時不加詳考”出現一個十分低級的錯誤嗎？《尚書正義》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寫成后又經過嚴格的“覆審”和“刊定”；參與者俱是英才通儒，代表唐初學術最高水平。即使陸德明、顏師古和孔穎達出現這樣的錯誤，與他們同時乃至稍后的唐代學者全都看不出來？

　　魏征（580～643）曾經主持搜集過漢魏《石經》殘石。《隋書·經籍志》：“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當時漢魏《石經》殘石雖“十不存一”，畢竟遠多于后世。他摘錄《群書治要》，于《尚書》部分選擇孔傳《古文尚書》為底本。作為搜集《石經》殘石一事的主持者，他對其內容應當比較熟悉。因此，他的文本選擇也應存在具體的文獻比較背景。也就是說，魏征也是“真古文”、“偽古文”問題的重要甄別者之一。如果大家都搞錯了，就意味著貞觀之際李世民身邊沒有一個明白人。這可能嗎？

　　難道非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漢魏《石經》拓本以及賈馬鄭王注本幾乎散失殆盡之后，由清代學者來解決這個問題？果真唐人之愚不見輿薪，清人之智明察秋毫？兩個時代學者的學術能力真的一愚一智如此懸殊？人類的學術發展固然有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的一般規律，但這個規律的主要發生場合是現代科學的萌芽、形成與發展過程，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傳統經學史；我們不是一個自主形成現代科學的國度，傳統學術在許多方面長期停滯；有些學術史現象看似熱鬧，實際上只是橫向運動，進一步退半步的情況也不少見。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針對具體情況作出具體分析。

　　閻氏《疏證》許多證據出自《五經正義》，包括其中保留有關《尚書》流傳史料和賈馬鄭王注本的異字和注解內容[59]，還包括三家今文本的一些異字。閻氏之后又有三百年了。這么多代考據學家在《五經正義》的“字縫”里“摳”作偽“證據”的時候，在漢、魏《石經》殘碑斷字的拼排辨認過程中，難道沒有一個人有一點點反省精神？想一想他與唐代學者之間文獻條件的天壤之別，想一想他是否過于自作聰明！清代學術之愚妄，正在其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貞觀盛世泱泱大國中正平和的學術氣派，于旃裘治下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