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現在讀者諸君面前的這本文集，是筆者多年來在學術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1513-1568，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改革功績、著作考辨及其研究概況的論文選編。在序言中，擬就高拱研究的緣起、高拱從政歷程、學術分期以及本文集的主要內容加以簡略敘述。

一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始，我選定明代嘉靖、隆慶、萬歷時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進行研究，是因為我與高拱有其同鄉、文化和學術“因緣”。

　　其一，同鄉情結。溱洧之濱，具茨山下，軒轅黃帝故里的所在地、黃帝文化的發祥地——河南新鄭，是一塊人杰地靈、文化底蘊深厚的風水寶地。自古以來，人才輩出，代有英賢，如鄭國名相子產、法家先驅鄧析、集大成者韓非、道家學者列子、漢代謀士張良、唐代詩人白居易、宋代文豪歐陽修、建筑大師李誡、元初名臣許衡、清代名將岳鐘琪，等等。其中，明代內閣首輔高拱就誕生于新鄭，是中原名人之一。有幸的是，我也生于新鄭，長于新鄭，少年讀書于新鄭，與高拱是名副其實的同鄉。盡管生活的時代不同，時間跨越亦長達四百年之久，但卻有著濃厚的鄉土情結，同鄉之誼。記得少年時代，我經常聽到村里的老人們談起高閣老的許多動人故事、美妙傳說，如“高閣老的秤沒星”，“八卦垌沒梁”，“高閣老中牟娶妻”，“高閣老貢棗”，“高閣老靈柩四門出殯”……。這些美妙傳奇的民間故事，在我童年心里留下了高拱的偉大形象、智慧形象、為民形象，也成為我少年時代最美好的記憶。后來我關注高拱，研究高拱，正是這一鄉土情結、同鄉之誼使然。

　　其二，文化因緣。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國學熱的文化背景下，中原文化研究也漸趨興起。高拱文化作為明代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得到了我的關注。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旅游業的蓬勃發展，全國各地更加重視人文旅游資源的開發。為此，高拱家鄉新鄭市人民政府每年舉辦黃帝拜祖大典、黃帝文化論壇，并成立黃帝故里文化研究會，其中高拱文化研究會就是其分會之一。為了挖掘高拱文化資源，宣傳高拱，研究高拱，提升新鄭市的知名度，政府也采取了許多重要措施，如搜集高拱文物，重修高拱陵園，重刻高拱墓碑，創辦《華夏源》（內設“高拱研究”專欄）刊物，召開“明史暨高拱國際學術研討會”，聘請著名專家開設論壇，等等。這些措施不僅擴大了高拱文化的影響，進一步提升了高拱的知名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營造了研究高拱文化的良好氛圍，推動了高拱文化研究的廣泛深入開展?？梢哉f，我對高拱文化的關注和研究，是河南中原文化蓬勃發展使然。

　　其三，學術因素。明清時期盡管有些個別史學家如王世貞因個人恩怨而對高拱持有偏見，評價較低，對后世影響很大，但是多數政治家、史學家和思想家均認定高拱是“經綸偉業”的“社稷名臣”，是與張居正事功相埒的“救時良相”。然而，現代有些學者或囿于門戶之見，或存有歷史偏見，或固守狹隘地域觀念，把高、張對立起來，判定張是事功卓著的改革家，而高則是“奸惡”、“佞臣”。特別是一些歷史小說為了抬高、美化張居正，把高拱塑造成反面人物，丑詆、厚誣高拱，完全抹煞其改革功績和歷史貢獻，甚至將其改革事功和邊防功績完全戴到張居正頭上，對高拱不置一詞，由此形成“高冠張戴”、“褒張貶高”的偏見。顯然，這對高拱是不公平的，也是同歷史事實相悖的。還有學者由于受舊史學的影響，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類著作中也不為高拱立傳，致使其學術思想隱而弗彰，鮮為世人所知。為了消除在高拱認識和研究上的諸多偏見，恢復高拱的歷史原貌，并彰顯其改革功績、學術成就及其歷史貢獻，成為我研究高拱的精神動力、力量源泉?？梢哉f，這是我研究高拱的學術因素。

二

　　為了更好地了解文集的內容，有必要對高拱的生平、著作、政績以及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加以簡略介紹。

　　高拱，字肅卿，號中玄，河南新鄭人。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513年），卒于明神宗萬歷六年七月初二日（公元1578年）。享年66歲。

　　高拱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穎敏好學，苦攻經義，“沉雄開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于鄉。嘉靖二十年（1541）舉進士，選庶吉士。二十二年（1543）授翰林院編修。三十一年（1552）裕王（即后來的穆宗）出閣講讀，首任其侍讀講官，后升侍講學士。高拱侍裕邸凡九年，深得裕王倚重。三十九年（1560），經徐階推薦，拜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擢禮部左侍郎，旋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參與重錄《永樂大典》。四十四年（1565）六月，升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召入直廬。四十五年（1566）三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同年十二月，世宗崩，穆宗即位，改元隆慶。隆慶元年（1567）二月，晉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因與首輔徐階矛盾，遭到言官彈劾，五月稱病歸里。二年（1568）七月，徐階致仕，李春芳任首輔。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還閣，兼掌吏部事。次年十二月，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五年（1571）五月，李春芳致仕，高拱任內閣首輔，仍兼吏部事。六年（1572）正月，加柱國，贈太師，晉中極殿大學士。五月，穆宗崩逝，神宗即位。六月，因張居正與宦官馮保相結，以“專權擅政”的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閑住”。高拱一生從政30余年，入閣兩起兩落，經歷坎坷，晚年又受到“王大臣案”的沉重打擊，“志不盡舒，才不盡酬”，終于在萬歷六年（1578）七月初二日謝世而去。高拱謝世24年之后，即萬歷三十年（1602），時值神宗舉行建儲大典，高拱嗣子務觀上疏請求“賜名之典”。神宗追念高拱安邊定業，功不可泯，贈太師，謚文襄，蔭嗣子務觀尚寶司丞。高拱30年不白之冤始昭雪于天下。

　　高拱從政經歷雖然坎坷，但其罷官歸家后，其志不屈，一面靜心讀書，整理文稿；一面澄心反思，著書立說。高拱一生共撰有18種著作：即《外制集》、《日進直講》、《獻忱集》、《程士集》、《南宮奏牘》、《玉堂公草》、《綸扉稿》、《掌銓題稿》、《政府書答》、《邊略》、《病榻遺言》、《春秋正旨》、《問辨錄》、《本語》、《詩文雜著》、《讒書》、《避讒錄》、《春岡年譜》。其中后3種佚失，現存15種。萬歷三年至六年（1575-1578），高拱親自主刻“四十二冊本”，是為初刻本或家本。萬歷四十二年（1614），河南新野進士馬之駿刊刻《高文襄公集》，是為萬歷本。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高拱胞侄曾孫高有聞重刻《高文襄公文集》，是為籠春堂本?，F存的萬歷本和籠春堂本是研究高拱學術的基本文獻。

　　高拱其學其政的發展歷程，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從嘉靖七年至二十年（1528-1541），是高拱學術思想的奠基時期。此前，他曾師從已致仕的都察院右僉都御使李麟山（山東長清人）學習?！笆邭q以禮經魁其鄉”。中舉之后至登進士之前的十余年，在開封大梁書院先是就學，其后任教。在這期間，他不僅精心研讀了孔孟儒家經典，而且對申不害、韓非等法家的變法改革思想也頗有研究，為其學術思想打下了堅實功底。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大梁書院私淑王廷相（1474-1544），精心研讀過王氏在當時已經刊刻的大量政治類、哲學類著作，深受其學術思想的影響，并繼承了王氏的氣學思想，從而為其學術思想奠定了氣本論基礎。高拱為王廷相撰寫的《行狀》，詳細介紹其政績和著作，高度評價他“立言垂訓，根極理要，多發前賢所未發焉”。高拱在自己的著作《問辨錄》、《本語》中也多次引用王廷相的哲學和政治觀點，肯定其“茲言良是”，并作為自己的立論根據。高拱早年私淑王廷相，可以說是王氏的政治思想引導他走上了改革之路，也是王氏的哲學思想使他成為著名的氣學哲學家。

　　第二時期，從嘉靖二十年（1541）至四十五年（1565）二月，是高拱學術思想的發展時期。他于嘉靖二十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深入研習了明代歷朝的典籍和時政。其后歷任翰林院編修、裕王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禮、吏二部侍郎，直至禮部尚書。這一時期，他的學術代表作是《日進直講》、《程士集》和《南宮奏牘》。《日進直講》主要闡述了他的治國理念。在《日進直講》“序”中指出：“拱乃于所說書中，凡有關乎君德、治道、風俗、人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際，必多衍數言，仰圖感悟，雖出恒格，亦芹暴之心也?！彼^“雖出恒格”，就是超出了程朱理學對四書經義的詮釋，對上述諸項的治國要道作了超出常格、精湛獨創的闡發?！冻淌考吠ㄟ^對儒家經典的闡發和對時事的策論，主要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哲學等內容，充分展示了他的學術思想。特別是他提出“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這一權變新論，成為他日后進行改革的理論基礎?！赌蠈m奏牘》中的《挽頹習以崇圣治疏》（即《除八弊疏》），是他通過對嘉靖中期以后諸多弊政的長期觀察、思考而提出的救治對策，也是他執政后進行整頓改革的施政綱領和大政方針?？梢哉f，這一時期是高拱的學術思想進一步夯實基礎和充分發展時期。

　　第三時期，從嘉靖四十五年（1565）三月至隆慶六年（1572）六月，是高拱學術思想的集中實踐時期。此前，他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其學術思想，但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嘉靖末年入閣后，由于他同首輔徐階的政見政綱和學術思想的對立而導致矛盾激化，于隆慶元年（1567）五月稱病歸里。隆慶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又被召還內閣兼掌吏部事。由此，他在穆宗的充分信任與重托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革，事功卓著。這一時期，他的學術思想集中體現在《掌銓題稿》、《邊略》和《政府書答》等著作中。這些著作真實記錄了他清整吏治、整飭軍事、治理邊疆、改革法治、復蘇經濟、疏通漕運的方針、政策和舉措。他在《掌銓題稿·序》中明確表示：“務為君父正紀綱，明憲度，進忠直，黜欺邪，革虛浮，核真實。”在《政府書答·答宣大王總督書》中也表示：“欲為主上扶紀綱，正風俗，用才杰，起事功，以挽刷頹靡之習?！边@是他一生為政的奮斗綱領，他也在用實際行動實踐著自己的抱負。后來，由于穆宗崩逝，與張居正合作關系破裂，與宦官馮保矛盾激化，最終被罷相回籍。高拱從政兩起兩落，經歷坎坷，但在隆慶后期短短的兩年半內卻取得了卓著的改革功績，為其后張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礎、確定了政策走向，具有開創之功。可以說，這個時期是高拱充分施展其政治才能的時期，也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

　　第四時期，從隆慶六年（1572）七月至萬歷六年（1578）六月，是高拱構筑學術思想體系的時期。他罷官歸家后，主要從事整理文稿和學術著述。這一時期，他撰有《春秋正旨》、《問辨錄》和《本語》三部學術代表作。如果說高拱的學術思想在早期還帶有一定的宋明理學色彩，在中期還受到宋明理學限制的話，那么，晚年的這三部代表作則表明他與宋明理學徹底決裂，旗幟鮮明地批判了程朱陸王和胡安國、蔡沈等人的理學觀點。在批判宋明理學中，構筑起他的學術思想體系；在構筑學術思想體系中，又概括和升華了他的政治實踐經驗?？梢哉f，晚年這三部著作代表了高拱學術思想的最高成就。

　　總之，高拱無論是在學術思想還是在政治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貢獻，推動了明代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可以說，高拱是明代嘉、隆、萬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卓越的思想家。本文集選編的論文，就是研究高拱學術思想和政治改革的內容。

三

　　這本文集分為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改革功績、著作考辨、研究概況五個部分，收錄33篇文章。

　　第一部分是哲學思想，選編7篇論文。在高拱的學術著作中，蘊涵著豐富的哲學思想。這些論文分別從本體論、宇宙論、認知論、價值論的視角，對其哲學思想作了較為充分的發掘和研究，如氣本論思想、無神論思想、認識論思想和辯證法思想等。高拱所處的嘉、隆、萬時期，正是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勃興時期。作為政治家、改革家的高拱，將其政治實踐經驗融入其哲學思想的詮釋中，這使得他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實學特征，如他闡發的元氣“常久不息，化生萬物”的元氣實體論，“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的實理實事論，“事必求其實”，“虛心求其是”的求實求是論，“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實政實惠論，等等。這些論文試圖從不同維度展現高拱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也力圖構建高拱以氣本論為基礎的、以實踐性、辯證性和唯實性為特質的、以經世致用為價值取向的哲學思想體系。如今，研究高拱的哲學思想不僅可以彰顯其精神品格、借鑒價值和學術地位，而且對豐富、充實明代中原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部分是政治思想，收入7篇論文。高拱的政治思想是以實事求是為宗旨，以人才思想、軍事思想、法治思想、民生思想、權變思想、改革思想為主要內容的經世致用之學。高拱從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任裕王的首席講讀官，其后任國子監祭酒，隆慶后期又任吏部尚書，主管人事任免大權，有著豐富的育才、識才、用才的實踐經驗。在他的《日進直講》、《掌銓題稿》、《問辨錄》、《本語》等著作中對其人才思想作了精湛的闡發，也為其吏治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南。高拱執政期間，南倭北虜、東蠻西夷大肆侵擾，邊疆形勢岌岌可危。為改變這種局勢，他在推行軍事改革的同時，還對軍事理論作了有益探索，闡發了“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的正義戰爭論；以撫為主，以戰為輔的防御戰略論；實力聲威，兩手互用的靈活策略論。高拱的法治思想也較為豐富，主要是“本之以公，祥刑之經”的立法價值論；“法必貴當”，“罪必責實”的司法原則論；“宥過刑故”，反對大赦的執法實踐論；“禮樂馴服，法度繩約”的禮法互補論。從價值取向上看，高拱改革既是為了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也是為了國計民生，為民興利，由此他又闡述了“義為利和”、“生財理財”、“恤商惠商”為主要內容的民生思想。作為改革家的高拱，不僅詮釋了“事以位移，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變法思想，以此論證整頓改革的合法性、合理性，而且還提出了著名的改革綱領即《挽頹習以崇圣治疏》。在這一綱領中，高拱就改革對象、改革對策和改革目標等問題作了全面論述?？傊?，高拱的政治思想既是其主持隆慶改革的理論指南，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寶貴資源。

　　第三部分是改革功績，編入12篇論文。明隆慶朝為時短促，僅有六年，但卻是由保守到改革的大轉折時期。前三年是以徐階為首的保守派對嘉靖弊政進行救弊補偏的階段，后三年是以高拱為首的改革派全面推行改革的階段。隨著隆慶前后期閣權的轉移，即徐階致仕，不久高拱提任內閣首輔仍兼掌吏部事后，使隆慶政局呈現出由保守到改革的走向。高拱在其改革綱領的指導下，聯手張居正，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革除積弊、振興朝政的改革，在吏治、軍事、邊政、法治、賦稅、幣制、漕運等方面都卓有建樹，得到了明清至近現代諸多政治家、史學家和思想家的高度評價。高拱改革盡管為時短暫，但卻開啟了長達13年之久的隆萬大改革運動的先河，并為其后張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礎，確定了政策走向。就此而言，高拱改革具有開創之功，在明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部分是高拱著作考辨，選入3篇論文。明清時期，高拱著作有三種刻本：即初刻四十二冊本、萬歷本和籠春堂本。文集中的相關論文對這三種刻本所收書目、編訂原則、卷數差別和內容異同等問題作了詳細考釋。史學界對高拱晚年撰著的《病榻遺言》一書爭議很大。黃仁宇先生認為該書是神宗處理張居正一案的強烈“催化劑”，趙毅教授提出該書刊刻于萬歷十年至十二年之間，故張居正身后罹禍包含著高新鄭“政治權謀因素”。我們認為黃、趙二先生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提出：（1）《病榻遺言》刊刻于萬歷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間，不在萬歷十年至十二年之間，故與張居正身后罹難無涉；（2）該書是高拱對隆慶六年正月至萬歷元年二月之間發生的諸多政治事件的真實記錄，并非不實之詞；（3）該書是當事人記述的回憶錄，絕不是“為其身后報復政敵”的所謂“政治權謀”、“巧妙政治設計”，因而不可能影響到萬歷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1993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流水點校的《高拱論著四種》。這個點校本存在著許多點校方面的問題：一是標點和斷句錯誤；二是對引文處理不當，體例不一；三是當校而不校，或者?？辈划?。這些問題極易導致讀者的誤讀、誤解，從而降低了該書的使用價值。文集中的相關文章對這些問題作了舉疑和辨正。

　　第五部分是學術界對高拱的研究概況，收入4篇論文。學術界對高拱的研究肇始于20世紀40年代。嵇文甫和韋慶遠二先生先后對高拱作了有價值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如“新鄭學術，尚通、尚實”，高拱是“站在時代前面開風氣的人物”，高拱改革是隆萬大改革的“始創期”等。2008年8月，由中國明史學會主辦的“明史暨高拱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新鄭市隆重舉行。與會專家就其經筵教育、民生思想、邊疆治理、與隆慶閣臣和“王大臣案”之關系、著作傳記等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研討。據不完全統計，自1946年嵇先生發表《張居正的學侶與政敵——高拱的學術》一文至今，已出版專著1部，發表論文70余篇，碩士論文4篇，還有一些著作設有高拱研究的章節或論及到高拱。這些成果涉及到學術思想、政治改革、邊疆治理、歷史地位、著作傳記等方面，成績顯著，但也存在著許多有爭議的問題和薄弱之處。對此，文集中的相關論文作了綜述。

　　另外，文集還有兩個附錄：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張顯清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等五位著名專家對作者和家父共同編校的《高拱全集》的評價；二是天水師范學院趙世明講師為我的拙著所撰寫的書評：《高拱研究的一部力作——讀岳天雷〈高拱實學實政論綱〉》。

　　最后需要說明，這本文集只是對高拱的初步研究，有些問題還不深入，有些問題還沒有論及，特別是有爭議的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探討。諸如：高拱的經學和文學思想，高拱對隆慶政局改革走向的主導作用，隆慶內閣保守與改革兩派的對峙，“俺答封貢”的主持者和決策人，高拱“盡反階政”及對徐階等人的所謂“報復”，海瑞對高拱評價前后變化的原因，張居正和馮保構陷高拱的“王大臣案”，王世貞的《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高拱傳》對后世之影響，明史小說對高拱的丑詆與厚誣，等等。這說明高拱學術研究任重而道遠。不過，我愿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單位：河南工程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系　河南鄭州　45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