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一、史學在中國一度是最輝煌的學問，遭受破壞也最嚴重，信譽的喪失使史學失去公信力，娛樂化又沖淡了史學的嚴肅性，當代史學已從學術中心走向邊緣化。

　　二、史學從神諭性、資政性向教育性轉型，是史學主題、宗旨和功能的變化，由此相應的是寫作者和閱讀者的身份也相應地有所改變，這種變化在中國不是第一次，卻是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

　　三、史學功能和主題的變化，是史學面臨轉向的新機遇，從開拓新領域中獲得新的發展。社會文化史就是從另一個視角發掘形形色色的社會生活，還愿歷史的本來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學科的前沿。

　　一、當代史學走向邊緣化

　　史學在古代中國是最輝煌的學問。中外學問的傳統并不相同，如果說古代西方學術以哲學為代表，中國就以史學最出眾，因為史學在中國是最古老、最神圣的學問，其資料積累的豐富和詳實可以獨步世界史壇。

　　近代思想家鄭觀應說: “千古綱常名教，經濟學問皆從經史而出，悉數義所生。”經史著作被尊為經典，受到人們的崇拜，左右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這是中國獨特的文化現象。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傳統學術是以經學為代表，這無異說是以史學為代表，經史不分是為古人治學的傳統，清代章學誠就以“六經皆史”說揭示了這一實質。所以古代中國在各種學問中以史學最發達，史學在中國也最受朝廷的尊寵，領銜史官的往往是宰相級的人物和最有威望的大儒。古希臘、羅馬可以隨時隨地討論學問，站在路邊演講，聽憑眾人圍觀，因此有人干脆稱之為“廣場哲學”，而在中國講史論道則要焚香、叩頭、行大禮，主講者端坐上方，聽講者畢恭畢敬，講壇猶如神壇。

　　正因為如此，對治史者要求甚高，首先要有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堅持歷史的真實性，不因統治者的意志和個人的好惡而褒貶揚棄。梁啟超說: “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真實。”對歷史的見解不妨見仁見智，但保持歷史事實的真相是治史者的道德操守。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員，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聽命于朝廷，為君主服務，是史官的職責，但在信仰上可以從道不從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因而對君命有所距離，為此有人不惜獻身亡命，所以傳統史學雖為御用學術，但卻有一定的獨立性，這獨立性在封建社會并沒有制度保障，卻為道義所標榜，受到讀書人的推崇，這是中國史學傳統的榮耀。

　　如今的中國，史學已從學術中心位置邊緣化，表現在下列方面:

　　首先是史學的公信力在下降，降到有史以來最低點，史書失去讀者的信賴是史學的一大悲劇，這是當代史學需要深刻反思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史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步履維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話，“解放了的哲學，繁榮的經濟，活躍的文學，沉默的史學。”實際情況是，傷痕文學一馬當先推動了人們對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學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經濟學界闡明市場經濟理論，推動計劃經濟的改革。史學較之文史哲三界，明顯滯后。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天津一次會上有人提出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懷疑，被告了黑狀，遭受批評，其他可想而知，說是沉默的史學，正是少有作為的寫照。

　　史學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為它遭受破壞最嚴重，當社會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型中，文化也隨之變遷，表現在新學科的引進和傳統學科的吐故納新，史學沒有得到正常的發育，而在轉型中一度走向畸途。舉例說，文革初期大破四舊，燒古書，毀文物，史學工作者失去家園，專家學者被打倒，史學界一片凋零。曾幾何時，到批林批孔運動中，史學又成為最紅火的學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讀史書，各種古籍、史學讀物層出不窮，出版數量之多，覆蓋面之廣，空前絕后，正常的社會，并不需要興起全民學歷史的高潮，這一繁榮是不正常的。

　　幾十年來在近代史中最為遺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視歷史的真實，以南京大屠殺為例，至今是無人不嘵，三十年前有人說嗎? 1958年版的中學歷史教師手冊，在大事年表中關于1937年只有“日軍侵占上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史》年表中關于1937年只有“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南京防御失敗”，南京大屠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在歷史教科書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那里? 一直到1979年承認國民黨抗日了，這件事才浮出水面，現在又是建紀念館，拉警笛，搞得熱鬧，從1949到1979歷史被掩蓋了30年，被誤導了二代人，歷史學家的良知何在? 又有誰來負這歷史的責任，有人推斷，這是想隱蹣國民黨抗日的事實，因為承認南京大屠殺，就要承認南京保衛戰，這恰恰是國民黨領導的戰爭，如果真是這樣，那真是我們歷史學家的悲哀，對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蓋的歷史真相又有多少? 雖然古代史遠離現實而幸免這一遭遇，但同為歷史學家又何以自處? 這不是某一時段的問題，而是對史學公信力的嚴重損傷，史學界要重建誠信，必須說真話，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這就是史學界要面對的現實。

　　史書的信譽在下降，而戲說歷史的各類書籍、講壇卻受到讀者的歡迎，愈來愈興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內容的變化，在市場上走俏的如《明朝那些事》、《歷史是什么玩意兒》、《一個都不正經》等等幾乎都是非歷史專業者所撰寫。史學的作者從史官、學者，到非專業作家，是述史主體的大變化。這些業余作者之所以擁有專業史家所不能擁有的廣大讀者群，是因為所述的內容具有顛覆性。從來史家說什么都要有證有據，是史家的意見都要標明，如太史公曰、某某傳、注、著等等，都是對歷史的實說和點評，講究的是歷史真實性和啟示性。即使明清時代的講史，帶有演義性，但其倫理說教仍然不脫正史的價值。如今不然，講史中有自說自話的，戲說的、臆說的，在中央電視臺講宋史的宣稱自己是在“玩歷史”，值得注意的是讀者并不在乎什么史實不史實，只要讀來解悶、解氣就是好! 史學本是一門記實的學科，容不得摻假和矯情，古代一些史家為秉筆直書，送掉性命的大有人在。娛樂滲入這門學科，真可算是娛樂至死了，可死的不是娛樂，而是史學的嚴肅性和真實性。這是專業史家難以認同而又無可奈何的現象!

　　對此也要有所理解，對歷史的嬉笑怒罵是在特殊環境中的特殊的表述方式，在《明朝那些事》中有一處講到朱元璋，說到他一上臺，就來個文化大革命，殺功臣!觀眾一看就樂了，其實引起讀者興奮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文化大革命，這是因為講文革有禁忌，只能借歷史來比喻，如果對文革能暢開胸懷來批判，人們也就不希罕以朱元璋說文革了。由此可見，如果言路暢通，讀者能隨意評頭評足，又何需轉彎抹角來議政呢? 到那時此種講壇也就火不起來了。求真將再度成為人們讀史解惑的追求，學歷史的要比常人更勝一籌的是，要持有歷史的眼光來解讀現實中千奇百怪的現象。

　　二、史學功能在變遷

　　如今的中國，輝煌一時的史學已經光輝不在，無可奈何花落去，面臨的是被解構，所謂解構是史學的主題、宗旨和功能的全變化，由此相應的是寫作者和閱讀者的身份也相應地有所改變，其變化波及面之大，來勢之迅猛，足以顛覆傳統史學，這種解構在中國不是第一次，卻是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

　　最早的史書《尚書》，大都為訓誥誓命之詞，這是史官用來溝通上帝與天子的對話，史與巫不分，寫史的被奉為神人，史書有神諭的性質。尚者，上也，是上帝之書，閱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資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權之重，凜然不可冒犯。

　　春秋時期中國出現第一部編年史《春秋》，這是孔子記錄的魯國興亡史，史書從此從記神事走向記述人事，《史記》、《漢書》都承繼這一傳統，由于紀傳體，本末體的問世，與編年體合稱為中國傳統史學的三大體裁。這三大體裁使古人對事件和人物的記述更為完整和準確。《資治通鑒》闡明史書的價值在于“窮探治亂之跡，上助圣明之鑒。”一語道破，史書是為帝王提供統治的經驗，為一姓王朝服務，史書成為君主、官員、士大夫治國理政的教科書。

　　20世紀初是中國從前現代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由梁啟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學，提出要努力“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倡導史學的內容要從帝王為中心，轉向國民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將平民百姓推向歷史的前臺，史學研究中心轉移，是中國史學前所未有的大轉型。西方在20世紀末提出社會生活史研究，號稱大文化史，成為一大流派，中國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就已提出這一主題，遺憾的是由于中國革命發展的形勢，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諸實現。

　　建國后確立以階級斗爭為綱，史學再次淪為政治的附庸。上個世紀史學界叫得最響的口號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進而又提出為無產階級政策服務。所謂史學的“五朵金花”即歷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等問題，雖然在學術上是很有價值的，但又都有強烈的政治性，所要闡明的是共產黨的基礎理論社會發展史，即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五種社會形態，由此論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這可視為“資治通鑒”的現代版，只是內容從帝王將相為主變為以農民戰爭為主。不同意見者如尚鉞、傅筑夫、孫祚民都被打成右派、反黨分子遭受批判，以政治暴力扼殺了討論的學術價值。史書從為帝王的詔諭訓示服務到為共產黨的政策服務，這就是60年代風行的“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由于強調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目的決定方式，其思維習慣、文本表述以及選材取料等手段大同小異，肇致內容的枯燥和貧乏化，凡是寫農民領袖的幾乎千人一面，寫到失敗處都要帶一筆農民局限性云云，從先秦到清末一種格式，上下幾千年，皆可挪用，簡單化、標簽化成為揮之不去的通病。史學界的前輩范文瀾、翦伯贊等對這種傾向都所批評，但都難以緩解。問題在于為無產階級政策服務，是高壓在史學工作者頭上的大山，人人都是螺絲釘或馴服工具。黨指向哪，史學就跟向哪，要歌頌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就成為熱點，文革前17年以太平天國文章最多，3000多篇，居各類論文之首。

　　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了文化史、社會史的復興，史學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現出生氣勃勃的活力，以豐富的題材和多向度的視角，刷新了史學的風貌，史書從干燥無味的說教，變為生動具體的敘事。史學走向民眾，促使史學著作從少數人閱讀變為大眾讀物，這是方向性的大轉移。

　　由此可見，史學功能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已經發生變化，史學被推崇為神諭，是在神權時代；被認為是資治通鑒或政治教科書的，是在皇權時代。代代相承的小農業生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前人經驗就是后人的軌跡，人們匍伏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趨，事事按祖制辦事，間有革新也要打著法祖的旗號，即使至尊至貴的君主發號施令，也得標榜來自祖先的訓示。代代相因的社會造就尊祖敬史的社會心態，治國理政只要效法祖先，就能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凝聚效益，因此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不論這句話行得通行不通，都反映小農經濟形態中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在這種社會形態中，記載前人業績的史書自然奉為經典，遇有重大決策無不要從史書中找依據. 維護統治的，奪取政權的，革新的，保守的都要尋找歷史依據，在史書上做文章。西漢的統治者崇奉今文尚書，篡漢的王莽就抬出古文經；反對新政的司馬光效法《春秋》，王安石就攻擊《春秋》是“斷爛朝報”。士大夫們以史教為楷模，攻經讀史，謀求攀升，史書成為政治斗爭和躋身仕途的工具。

　　在封建社會形態中，史官是皇帝的高參，史家在學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這一切都被現代化浪潮所沖擊，步入全球化時代，社會風貌大變化，過去是站在中國看世界，現在是站在世界看中國，完全是不同的視角。在靜態的小農社會，治國理政要尋找歷史依據，向后看。現在是信息社會，各種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洶涌而來，潮起潮落，瞬息萬變，人們對事物的判斷和決策，不再仰仗史書的教誨，主要是提升對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許多是前人從未經歷的事件，史事也不足以應付現實的變幻。治國理政不再需要尋章摘故，而是要眼觀五洲風云，耳聽四海浪濤，歷史的參照系降到最低點，即使推崇史書的統治者，也未必接受歷史的經驗教訓，毛澤東通曉歷史，飽讀經書，出口就有歷史典故，可他只是玩歷史，將歷史為我所用，倘若他真有歷史情懷，又何至于發動焚書坑儒的文化大革命?

　　資政的功能在大幅度地縮減，歷史還有何用? 歷史是現實的過去，現實是歷史的發展，人人擁有現實，人人就離不開歷史，所以歷史是人生、民族、國家的記憶，人們認識歷史，如同嬰兒來到世界，要認識自己的母親一樣，這是不可磨滅的天然血脈。歷史與現實分置在不同的時間，有一定的距離，這個距離不是主觀的，而是由不同時空界定的，歷史和現實這個距離要靠教育做中介，運用歷史知識，擴大人們的視野，提高人的思想能力。歷史教育不僅給人以知識，更重要的是給人以歷史的智慧，這比知識更有力量。所謂鑒往知來，就是通過對往事的鑒別、篩選、提煉、概括，抽象成規律性的認識，給人們以歷史的啟示，從而更深刻地理解現實、規劃未來。歷史是通過啟示為現實服務，這不是簡單的比喻所能發揮的效用。不能把歷史局限于愛國主義的教育，還應該成為德育、智育、美育的內容，成為全面提高國民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

　　重視史學的教育功能，可以改進史學研究工作，既要一如既往地重視對史學的訓詁、考證，本末源流的科學層次；更要重視對研究問題的價值、意義的追問，上升為理論的哲學層次。重視表達研究成果的可讀性，改變文風，寫出具有學術性和通俗性的優良讀物，真正把人民創造的歷史，交還給人民，成為人民解放自己的武器。

　　史學從神諭性、資政性向教育性轉型，從史學對政治的關系來說是弱化了，而從對人民的受惠來說，又擴大了史學的服務功能，該弱化的就要弱化，這是時代賦予史學功能的變遷。

　　歷史是民族的記憶，不能忘卻，但它的真正價值是在現在和未來。現在流行一句話: “讓歷史告訴未來! ”言簡意賅地道明了史學的價值所在。要知道史學是經驗性的知識，因為是經驗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規則可參照，但由于人、時、地等環境、條件的變化，任何經驗又都有局限性，有局限性的經驗怎樣告訴未來，這要仰仗對歷史的解釋作出新的貢獻。這是現代人的解讀，是現實的，鮮活的人的認識，歷史本身只是緣由，講史的不能不反映現代人的需求，這也可視為現代史向過去的延伸。

　　史學是一門認識世界的學科，它運用特定的社會記憶(歷史資料)，把已經消失的人物和社會現象再現出來，發掘潛藏在歷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聯系。人類社會本是層層相因的有機整體，某些帶有實質性的東西不可避免地反復出現，所以古今異時，環境有別的社會現象又具有某種共性，使今人有所參照。所謂鑒往知來，就是通過對往事的鑒別、篩選、提煉、概括，抽象成規律性的認識，以幫助人們深刻地理解現實，科學地預測未來，這是人類更高層次的認知活動。

　　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已拉長了我們與傳統的距離，然而永不衰竭的歷史長流又無處不在地滋潤我們的生活。史書給人以知識，更授予讀者對經驗的感悟、體認和敏感，聰明人往往看重悟性，歷史智慧就是激發悟性的酵母和溫床。所以一些國家或企業的領導班子往往有熟悉歷史的智囊人物參與戰略研究，使決策具有駕馭勢態的歷史威力。史學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質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功效。

　　三、社會文化史發展的機遇

　　史學方向的轉移，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而逾益突出，早在上個世紀末，人們就預言，新世紀是高揚人文精神的世紀，國內從上個世紀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到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到新世紀的以人為本，這是史學得以轉向的大背景。

　　應該說的是，新世紀有兩種理念為為社會文化史的勃興提供了理論基礎，一是生活是歷史本體論的命題，二是百姓日用是儒學的經典之教。社會文化史是以生活為中心，對生活方式、大眾文化和社會風尚進行統合研究，當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會生活靠攏，從生活領域中發掘新資源的動向，再次證明社會文化史已躋身人文學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閑在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方式。人因為要生活才形成社會，有生活才有階級的劃分和社會的構成。生產方式的變化，社會的進步，歸根結底表現為生活方式的變化，在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一系列鏈條上，生活處于目的性的終端，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和目的。說人是社會的本體，無異說生活是社會的本體。所以生活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也是人類永不停息的創造業績。人的解放離不開生活方式的變革，文明的進化與差異往往表現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樣吃、怎樣穿，怎樣用等方方面面表現出種種差別，從而發展自己的智慧，創造出不同特質的文化形態和民族傳統。所以以人為本，實際上是以生活為本，這對史學來說，意味著重新回到梁啟超提出的，要使國民知道生活的過去和未來。百年來史學發展中的風風雨雨，又回到上個世紀初新史學的起點，可這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臺階。

　　新臺階，使研究者更上一層樓。生活是個廣闊的視野，它涵蓋先人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會制度等豐富多采的內容，這標志中國史學進入第四個轉向: 即從神說為綱，資政為綱、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生活為綱。綱舉目張，目隨綱移，綱變則全變，這是具有顛覆性的的大轉向。轉向即解構，因為建構傳統史學大廈的支柱在變化。歷史的主體從高高在上的權貴、精英，下到平民百姓，從注視政治、軍事、經濟大事變，到關注日常生活。不論是對作者抑或讀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轉移。

　　史學從筆錄帝王行事到記述百姓生活，從為帝王統治服務，到為民眾長智慧，是史學主題和功能的大變化。史學由此失去神圣光環，卻大踏步地走上社會化。

　　這對研究者未必不是幸事! 因為隨著研究對象的下移，會帶來新氣象，新問題和新思考。例如對鴉片的社會文化研究，別有一種視角。鴉片是舶來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產和銷售，為什么唯有中國釀成社會公害? 由于中國近代史是以鴉片戰爭為開端，種族主義的義憤，愛國主義的聲討，都指向外國侵略者，幾乎成為毋容他議的定論。然而從社會文化研究，卻發現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現象，這有兩個論點破解這一問題。一是鴉片在中國經歷從藥品、食品到毒品的變化，促使中國人吸毒成癮的是煙槍的發明，使苦澀的鴉片轉化為香甜煙氣，引人上癮，這不是外人而是國人的創造。二是促使吸毒成為國害的是國產煙的種植。中國本不產鴉片，進口價格高昂，只能在少數富豪中傳播，可當政的李鴻章等人認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錢國人自己賺，提倡在本土種植，這一主張甚至得到一度主張禁煙者的認同，到清末國產煙的產量已是進口煙的4 倍，因為鴉片對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種植，有好收成，能賣個好價錢，在西北和西南貧困地區成為農民脫貧的方式，由于土產煙是自產、自銷、自吸，吸毒者普及到農民，造成民族的大災難，這是在貌似愛國名義下的禍國行為，是民族的自殘，揭示這一現象，是深入認識近代中國沉淪的重要因素。

　　由于視角不一樣可以發現新資料，如在清史筆記中發現有婦女告丈夫婚內強奸的案例，這是現代意識，發生在三百年前的清代，太希罕了。但這是孤證，有人認為清人筆記不可信。然而即使查不實，身處三百年前的人能臆造出這一事例，不也是一種思想的反映嗎? 這雖是個案，但只要是當時人的言說，就代表一種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動，也是一種趨向。社會文化史就要發掘這類不為人注意的日常行為，窺視當時人的思想狀態。

　　再如明清時代徽州一地所立的節婦烈女的碑坊就有六千多座，根據歙縣地方志所記，這一地區的節婦烈女多達6 萬5 千多人，然而就在這些禁錮最深的地區，從明清流行歌曲吳歌中卻暴露另一種景象。在清代文人馮夢龍所收集的時調中有一首《偷》說的是:“結識私情弗要慌，捉著子奸情奴自去當， 拼得到官雙膝饅頭跪子從實說，咬釘嚼鐵我偷郎。”還有首《小尼姑》云: “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紀小，出什么家? 守空門便是活地獄，難禁難架，不各蓄好了青絲發，去嫁個俏冤家。念什么經文也，守什么的寡。”還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等，

　　這些在正史中絕對見不到的呼聲，卻活躍在民間社會。那種女性要求自主擇偶，不畏眾議，不為利誘，敢于走出家門，與情人私奔，堅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當的勇氣，就令人驚嘆。只要看看，深鎖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齡的老婦要再嫁，這些被禁錮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諱，為爭取愛情，亡命獻身。被封建禮教長期壓抑的人性，噴薄而出，化為瑯瑯歌聲，傳播到鄉間里巷，為婦孺童叟津津樂道，這與正史宣揚的節烈觀形成強烈的反差。

　　這些問題并不局限在生活的表象，有的觸及傳統的倫理價值觀。20世紀60年代出土的明代話本《花關索出身傳》說的是，劉關張三結義時，關羽、張飛表示為了跟隨劉備成其大事，決心互相殺掉對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顧之慮。于是關羽殺了張飛的全家，張飛殺了關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殺關羽已經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來生下兒子叫花關索，從小練就一身好武藝，長大后到荊州尋父，豈知關羽不認，花關索一怒，破口大罵，表示投奔曹操，捉拿關羽。兒子做到這份上，當是不孝之至。這樣一個有悖綱常倫理的故事，竟然編成劇本，有說有唱，在民間流傳，還成為墓穴中的殉葬品，這在以孝治國的明代，幾幾乎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但以出土文物雄辯地證明它的存在，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這種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與官方意識形態相背相悖的另一種存在，這說明民間社會并不都受統治階級意識的控制，蘊藏在民風民俗中的大量資料足以說明在正史以外，還有另類歷史的存在，是真正屬于平民的歷史。正如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所說:“他們表現著另一個社會， 另一種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國，和正統文學，貴族文學，為帝王所養活著的許多文人學士們所寫作的東西里所表現的不同。”

　　所以傳統史學的解構，并不是史學的終結，而是面臨轉向的新機遇，從開拓新領域中獲得新的發展。社會文化史就是從另一個中國發掘形形色色的民眾生活，還愿歷史的本來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學科的前沿。

原載《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