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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并不如后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與之并起，若從此方面來研尋古史，仍不脫漢代經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范圍，所謂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那么如何來研究上古史呢？錢穆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作了探討。
其一，古籍所載的神話傳說經過史家主體的重新審訂和解釋可以用來研究上古史。錢穆認為對古籍所載的神話傳說過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應輕易否定。因為“傳說之來，自有最先之事實為之基礎，與憑空說謊不同” ，故研究上古史“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 仍可以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情形之大概。”錢穆雖然主張用神話傳說來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對對神話傳說不加分析地全盤采用。因為上古的神話傳說雖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經過多次演變，許多已逐漸失去了原來的含義，加之又經過后人各以己意粉飾說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應對古籍所載的神話傳說加以重新的審訂和解釋。誠如所言：“上古神話為一事，歷史真相又為一事。決不能以上古傳說多神話，遂并其真相不問。若上古史之真相不顯白，則以下有無從說起之苦。”
其二，通過考察古人活動的地理區域來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錢穆指出：“治古史，考詳地理是一絕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論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跡各民族活動盛衰之大概。” 所以他又十分重視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載的古史地名具體落實到地面上，從古代歷史上異地同名來探究古代各部族遷徙往來之跡，從山川形勢來解說和分析當時各氏族的活動區域以及各族間離合消長之情勢，進而論證各地區政治、經濟、人文演進的古今變遷，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關重要應加注意”之證據。
錢穆雖然十分重視古史地理特別是古籍所載的地名、方位對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認為對之絕不可盲目全信，也應作“審細考訂”，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釋。早在1934年錢穆在《提議編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僅從地名來歷、地名遷徙、地名演變等方面論證了探檢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而且還強調指出：“治古史的應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論古史地名尤關重要的一點，即萬勿輕易把秦以后的地望來推說秦以前的地名，而應該就秦以前的舊籍，從其內證上，來建立更自然的解釋，來重新審定更合當時實際的地理形勢。” 錢穆以《史記》所載黃帝活動的地理區域為例對之作了具體的考察。據《史記》記載，黃帝部落的活動范圍“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蹤之超，近于神話”。錢穆對此具體解釋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荊山，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黃帝又與神龍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則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與舜禹故事相差不遠。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后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握之方向也。”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實物材料來研究古史。自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以來，用地下出土的實物來研究古史風靡學界。錢穆對此方法也頗為推崇，認為“最近數十年來地下發掘的古器物與古文字，大體上是用來證明……古史記載的。”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錢穆提出的許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論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當時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對當時疑古思潮的響應。他反對學術界疑古過頭的學風，其治史主張實際上是力圖糾正當時學術界一味疑古之弊。誠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說的那樣，“每讀報章雜志，及當時新著作，竊疑其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按之舊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學，亦追隨時風，而求加以明證實據，乃不免向時賢稍有諫諍，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
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錢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論與方法，固然是對當時疑古思潮的回應，然而在回應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了某種信古的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錢穆劃歸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簡單。這不僅因為錢氏本人曾公開明確地表示過反對復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張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對考古派史家王國維的古史新證理論和考古成就極為欽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續考》的結論來論證上古歷史之可信。他說：“虞夏出顓頊，殷商出帝嚳，本屬東西兩系統，此后中國漸趨統一，乃謂雙方皆出黃帝。……今殷商出帝嚳之說，既有甲骨卜辭為之證明，則《夏本紀》謂夏人出自顓頊，司馬遷亦應有其根據，不得因吾儕未發現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而且， 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的基礎上，沿著王氏的考證之路以《紀年》訂《史記》之誤據之以考訂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戰國史實的。據此我們認為，錢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過頭、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別于迷戀往古、以古為尚的信古派，他與考古派史家王國維等人的治史觀更有接近處。誠然，錢穆與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同樣具有疑辨精神，主張疑與信皆需考，但他卻公開聲明“竊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 。可見，把20—30年代以考據名家的錢穆歸為王國維一類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為恰當。所不同的是，王國維取地下實物與文獻記載相證來研究古史，故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轉時代之風氣，其成就也就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錢穆雖然也贊同以地下新材料與古文獻相證來研究古史，但是他卻過分重視了文獻記載乃至古史傳說，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視了地下出土的實物資料對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說：“中國古史傳說，雖也不免有些神話成分之攙雜，但到底是極少的。我們現在敘述中國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發掘的實物來作根據。” 所以，就錢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從文獻考證文獻的傳統路子，這勢必會限制他考證古史的成就。這不能不說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總之，錢穆先生對古史辨派的評價大致經歷了一個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過程。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對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國史大綱》中，錢穆針對顧頡剛的古史層累造成說提出了古史層累遺失說。在他看來，古史固然有層累造成的一面，同時也有層累遺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為重要，尤需研究，不能只強調前者而忽略后者。顯然，錢氏的這一看法也是建立在疑以堅信、疑以立信這一疑辨原則基礎之上的。自40年代特別是錢穆居港臺以來，他對古史辨派批評的言論轉多，幾近全面否定。不過他這時否定性的批評主要是出自文化意義上，即對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評價主要是從民族文化立場著眼立論的。
錢穆在《紀念張曉峰吾友》一文中說：“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申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以后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這即是說，錢穆的學術研究，就其研究的重點言，可以1940年《國史大綱》的出版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期，此前以歷史研究為主，此后即轉入文化研究。錢穆之所以自40年代初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化研究，這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對五千年來中國文化價值的肯認，更重要的則是出自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學術界全盤反傳統思想的回應。在他看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古史辨派一味疑古辨偽，勢必會導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全面否定。因此，他主張治史不應當專以疑古為務，認為“倘中國古史盡由偽造，則中國人專務偽造，又成何等人？” 據此， 錢穆把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掀起來的疑古思潮與“五四”以來全盤反傳統思想聯系了起來，對之加以了否定 。錢穆對古史辨派的評價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面否定，看起來似乎不可理解，但是聯系到他一生全部的學術思想及其演變的軌跡來分析，這種變化又是有內在的邏輯可尋的。由于篇幅所限，關于這方面的分析，本文只好從略了。
注釋：
-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 1960 年增訂本，第 23 頁。
- 錢穆對疑古派古史觀否定性的評價可參考他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 1998 年版，第 362 頁）等有關論述。
- 參見錢穆：《國學概論》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6 年版，第 147 — 149 頁。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5 年版，第 172 頁。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 167 頁。
-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8 年版，第 4 頁。
- 錢穆：《學術與心術》，《學蘥》， 1958 年香港自印本，第 140 頁。
- 錢穆：《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5 年版，第 289 頁。
- 《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 284 頁。
- 《八十億雙親·師友雜憶》，第 167 — 168 頁。
- 《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 284 頁。
- 錢穆：《史學導言》，臺北中央日報社 1974 年版，第 30 頁。
- 顧頡剛：《錢穆〈跋評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五），第 632 頁。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 頁。
- 《古史辨》（一）“自序”，第 26 頁。
- 《古史辨》（一）“自序”，第 26 頁。
- 《古史辨》（五），第 254 — 255 頁。
- 參見楊向奎：《論“古史辨派”》， 《中華學術論文集》， 中華書局 1981 年出版，第 22 頁。
- 參見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 中華書局 1989 年版，第 354 、 358 頁。
-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9 年出版。
- 《古史辨》（五），第 629 — 630 頁。
- 《古史辨》（五），第 630 頁。在錢穆看來，“五四”以后的疑古派雖有反對經學門戶偏見的論述，但是在他們的具體研究實踐中，卻沒有真正擺脫傳統經學門戶偏見的影響。他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中指出，以史治經，其功“當歸之晚清今文諸師。惟其先以經學上門戶之見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于顛倒史實而不顧。凡所不合于其所建立之門戶者，則胥以偽書偽說斥之。于是不僅群經有偽，而諸史亦有偽。挽近世疑古辨偽之風，則胥自此啟之。夫史實亦何嘗無偽，然茍非通識達見，先有以廣其心，沈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為志，而輕追時尚，肆于疑古辨偽，專以蹈隙發覆，標新立異，而又雜以門戶意氣之私，而又烏往而能定古書真偽之真乎？”
- 《古史辨》（五），劉子植（節）先生序，第 5 頁。
- 《古史辨》（四），顧頡剛序，第 21 頁。關于此點，還可參閱顧頡剛《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一文，見《古史辨》（七）。
-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自序”，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 錢穆：《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 286 頁。
- 參見顧頡剛：《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冊。
- 錢穆：《唐虞禪讓說釋疑》，《古史辨》（七）下冊。
- 錢穆：《崔東壁遺書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第 290 頁。
- 胡適：《自述古史觀書》，《古史辨》（一），第 22 頁。
- 顧頡剛：《自述整理中國歷史意見書》，《古史辨》（一），第 35 頁。
- 錢穆：《國史大綱》上冊，第 4 — 5 頁。
- 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五），第 620 頁。
- 錢穆：《唐虞禪讓說釋疑》，《古史辨》（七）下冊，第 295 頁。
- 錢穆：《唐虞禪讓說釋疑》，《古史辨》（七）下冊，第 295 頁。
- 參見：《國史大綱》上冊，第 5 頁。
- 錢穆：《唐虞禪讓說釋疑》，《古史辨》（七）下冊，第 294 頁。
- 錢穆：《評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大公報》 1931 年 3 月 11 日，署名“公沙”。
- 錢穆：《提議編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貢》第 1 卷第 8 期（ 1934 年）。
- 錢穆：《提議編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貢》第 1 卷第 8 期（ 1934 年）。
- 《國史大綱》上冊，第 5 頁。 又見錢穆：《黃帝故事地望考》，《禹貢》第 3 卷第 1 期（ 1935 年）。
-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上海三聯書店 1988 年影印本，第 20 頁。
-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 361 — 362 頁。
- 《國史大綱》上冊，第 6 頁
-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 167 頁。
- 《中國文化史導論》，第 20 頁。
- 錢穆：《晚學盲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7 年版，第 485 頁。
- 錢穆把古史辨運動視為“新文化運動一支流”而加以批評、否定的觀點可參閱羅義俊的《錢穆對新文化運動的省察疏要》，載《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原載《學術月刊》 200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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