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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癡”
“癡”在一般辭書中列有三個義項：一，傻、呆；二，病名，即瘋癲；三，入迷。本文所說的“癡”，主要即指入迷而言。入迷好不好？這要看迷的是什么。如果是對種種創造活動入了迷，那倒能使人心志專一，苦學窮研，因而較能進入深境界，取得大成果。不過，一個人對某種創造活動長期入了迷，就難免對其他的事情反應不靈敏，處理不精明；其較為嚴重者，就可能被人視為“傻頭傻腦”了。入迷之所以被稱為“癡”，也許與其第三義項有時會通向第一義項不無關系。
東晉大畫家顧愷之人稱“三絕”：畫絕、才絕、癡絕。這“癡絕”
自然主要是指他對繪畫入迷之深，故而能“傅（同敷）寫形勢，莫不妙絕”。但因為心神太專注了，他在一些事情上便顯得有點傻。例如他將一批得意之作裝入櫥柜，寄放在桓玄處，櫥門貼上封條，他就以為很保險了。誰知桓玄打開櫥后的木板，把畫全部竊走；還謊稱櫥門從未打開過。顧不但信以為真，還解釋道：“畫妙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以上均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想想顧愷之當時說出這種傻話的情狀，覺得他實在是傻得可愛。
唐代大書法家張旭迷于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張旭對草書入迷到這種程度，所以他也被人稱為“張癲”。
像顧癡、張癲這樣因長期專注于某種文化創造而拙于人事乃至有點“傻氣”的，可以說代有其人，并不罕見。他們或許在一些事情上要吃點小虧，出些洋相；然而他們的創造成果卻極受人們尊重。如顧愷之的畫，在歷史上就一直得到極高的評價；他從豐富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傳神寫照”、“遷想妙得”等說法，也歷來被繪畫界奉為圭臬。
張旭的草書也是公認的藝林瑰寶，他所傳授的筆墨之法“錐劃沙、折釵股、屋漏痕”，因得到顏真卿、懷素等大書法家的傳承，也在后世久被研究與詮釋。總的想來，一個“癡”字（包括中外“癡人”或不同程度的“癡心”、“癡勁”），在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創造發展中，肯定曾起過非常巨大的作用。
老友某公曾說：“癡人”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養出來的。他還認為，一個人能對某種創造活動入迷而至于“癡”，這是個性上“得天獨厚”的表現。像咱們這種人，想“癡”還“癡”不起來呢！這就叫“根器不厚”。此話已多少有點禪意了。
那么，某公說的究竟對不對？細想起來，首先總是因為創造活動本身具有很大的魅力，才引得人來學習和鉆研。這么說來，“癡”畢竟是后天習得中出現的現象。不過，同樣是熱愛某種創造活動，有人能入迷到“癡”的程度，有人卻無論怎樣都到不了這個境界，這恐怕也與天生的神經生理特征有一定的關系。但是，人既然生活在社會現實中，他的個性便不能不受社會形勢、風氣等因素的制約或影響，“癡”也不例外。比如在“政治掛帥”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候，“癡人”就必然受批判，要改造；因為他走“白專道路”比一般學人更嚴重。到了“文化革命”中，“癡人”更成了脫離政治、脫離勞動、脫離群眾的“三脫離典型”，當然更非改造不可。這么說來，“癡”
這個特征主要還是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實現其運動變化與深淺程度的。
某公還說過，“癡人”只有在比較安定的社會中才能夠出現。這話也有道理，社會動亂不安，一張書桌都擺不穩，人們又怎能潛心于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創造活動？試看“文革”剛過去，社會快要趨于安定了，輿論界就出現了歌頌“癡型”科學家的文章，影響很大。
這豈不說明“癡”與安定的確有一定的關系？不過，安定只表明社會形勢較好，形勢之外還有風氣，這也與“癡”有關系。試看國家在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后，照道理講，全心投入科學文化的創造活動以至于入迷的人將會不斷出現了，但事實并非如此。就連上述被歌頌的“癡型”科學家，后來也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像他那樣做人也是不行的。出現這種議論就與追求眼前實際利益的風氣有關，風氣所及，人們大都希望變得精明。而在市場經濟的實際運行中，精明也的確很必要。于是，人們大概不會再認為“癡”是“得天獨厚”了。
但是，“癡”既與個體天生的神經生理特征有一定關系，那倒也不能斷言今后必無“癡人”出現。為了作出較為重大的科學文化創造，至少還得有一定程度的癡心與癡勁。曹雪芹寫了巨著《紅樓夢》，說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是實在的話。如果當年曹雪芹算計太精明，而沒有一股癡心與癡勁，他大約就不會去搞這種毫無現實名利可圖的寫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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