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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參考 | 天 氣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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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字律二種
辛德勇
光緒十三年坊刻本，竹紙１冊
又光緒十年坊刻本，竹紙１冊
"敬惜”字紙，也就是帶字的紙，在我國有很久的傳統。所謂“惜字
律”，就是勸人“敬惜”字紙的善書。惜字律有不止一種傳本，但我所見
到的每一種的首要內容都是所謂“《文昌帝君惜字律》”。
文昌帝君是民間信奉的一尊神祗，它本身的來歷實頗為可疑。“文昌”
本來是北斗之上六星的合稱，名為“文昌宮”，在中國原始信仰及道教中
俱為主司命的大神。文昌六星中有“司祿”一星，又專主“賞功進士”。
而文昌帝君則本稱“梓潼神”，是四川梓潼縣一帶信奉的一種地方神。與
文昌神出自天星不同的是，梓潼神是由凡人升舉而來。相傳梓潼神本名張
惡子，仕晉戰死，在梓潼立廟祠祀。后來唐玄宗和唐僖宗兩度入蜀避難，
均得到梓潼神佑助，于是被晉封為濟順王。至宋咸平年間，又受封為英顯
王，影響日益增大，并由一尊地方守土神兼有了預知科舉仕途和黜陟窮通
的功用，后又發展為專門司掌祿籍。這樣一來，便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祠
祀。至此，梓潼神已取代了文昌宮司祿星“賞功進士”的功用，于是在元
延佑年間封授它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掌“判桂祿二籍”。梓
潼神亦從此與文昌神合而為一，俗稱“文昌帝君”或“梓潼帝君”。
就是這樣一位橫死的武將，卻稀里糊涂地成了主掌文人命運的神祗。
有關文昌帝君靈驗的故事有很多，明代擬話本小說集《西湖二集》中有《文
昌司憐才慢注祿籍》一則，講的就是文昌帝君為唐末才子羅隱添注祿籍的
故事。羅隱的故事時代雖早,出現卻較晚，在宋人洪邁所撰《夷堅志》一
書中，則記有一些更早出現的靈徵事例。寫字是文人的職份，因而這“敬
惜”字紙的工作便也歸由文昌帝君來管轄。《文昌帝君惜字律》究竟傳自
何時，我沒有做過考證，所見收錄此文的“惜字律”善書均為清末刻本；
過去的藏書家一般不收藏這種書，即使偶然收藏，一般也不會收入藏書目
錄，所以未見前人著錄有較早的刊本，因此無法借此界定其始見時間。不
過從清末普遍流行此書的情況來看，它的出現應當已經有很久一段時間。
我書齋里的這兩種惜字律，光緒十三年刻本名《惜字律》，光緒十年
刻本名《惜字新編》。后者鈐"真州吳氏有福讀書堂藏書”朱文方印，知乃
清末揚州藏書家測海樓主人吳引孫故物。吳引孫藏書后售與北平富晉書
社。富晉書社出售時編有《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一一羅列吳氏所
有藏書。其中稍微像樣一點兒的善書，均單獨列在子部雜家類中；此外尚
有166種善書，則被富晉書社老板合列在一起，標價30元出售，在這當
中就有這部《惜字新編》。可見這樣的書在當時實在不值得一提。又這兩
種《惜字律》均非原刻，后者且在簽條上就印著“重刻惜字新編”的字樣。
這兩種書都是以所謂“《文昌帝君惜字律》”開篇，但兩種《文昌帝君惜字
律》的內容卻頗有出入，可見決不是文昌帝君神授，而是凡世文人所編造。
二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僧道遍傳惜字律，慧眼自明六通出”一句，
后者作“儒者遍傳惜字律，文章燦爛花生筆”。針對不同的對象，各有各
的作用，說不上孰短孰長，可能把二者合而為一，互補其缺，要更為合理。
最有意思的是雖然題為“文昌帝君惜字律”，但是其實際內容卻是勸導諸
色人等傳布惜字律的偈語，開篇即謂：“國家頒行惜字律，風調雨順干戈
息。”結尾云：“一切發心刊印者，善報昭彰慶有余。”看來文昌帝君神力
實在有限，他的戒律還要靠國家頒行、大眾傳布，才能被蕓蕓眾生所接受。
那么，所謂“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內容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文昌
帝君”規定人們必須怎樣“敬惜”字紙呢？按理說這兩種惜字律書既然都
冠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字樣，就本應都載有“文昌帝君惜字律”的內
容。可是這兩種惜字律書的內容卻差別很大，所以很難斷然判別。至少在
這兩部書中，還找不到二者大體相同的可視作“惜字律”的內容。這種情
況說明所謂“惜字律”應完全出自民間，所以才會如此混亂。
相比較而言，光緒十三年的《惜字律》也許含有更多可以看作是“惜
字律”的內容。緊接在勸導人們傳布惜字律的偈語之后，《惜字律》一書
刊有“敬字紙功例”和“慢字紙功例”，繼之是完全以“文昌帝君”口吻
寫的“勸惜字紙文”并附有“敬字十凡例”。所謂“律”的準確涵義無從
知嘵，若作律令之“律”或戒律之“律”解，則“惜字律”應有強制性，
違之要受到懲罰。從這一意義上講，可以視作“文昌帝君惜字律”的似乎
只有“慢字紙功例”。
"敬字紙功例”和“慢字紙功例”都是用“功過格”的形式，分別規
定對各種敬惜或侮慢字紙行為的獎懲措施。“功過格”本是善書中常見的
供人自我約束的規條，寫明做某善事可記若干功，做某惡事則要記若干過。
天日昭昭，到頭來功過相抵，該獎該罰，自有報應。了解到這一因緣，所
謂“敬字紙功例”和“慢字紙功例”，又理應一體看待；而以文昌帝君口
吻寫下的“勸惜字紙文”及所附“敬字十凡例”，既然說是出自文昌帝君
之口，更不可漠視，所以不妨都把它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條圣律。
敬惜字紙最高的功德，是“生平以銀錢買字紙至家香湯浴焚者”。不
用說窮人，就是一般中等人家，恐怕連人也用不起香湯沐浴，所以這決不
是誰想積就積得起的功德；也正因為尋常人做不到，“文昌帝君”才將其
列為可記“萬功”之首功，憑藉此功，可“壽增一紀，長享富貴，子孫榮
顯”。這里所說的“字紙"，雖然其本意主要是指帶字的廢紙，用香湯洗凈
后焚化是為使神圣的文字免受褻瀆，并不是鼓勵燒書，但有兩類書卻明文
寫在應焚毀之列。一種是“怪異淫亂”之書。在“敬字紙功例”中專有一
條明確規定說焚毀此等書籍，可以記錄“百功”，并能使“本身增壽，子
孫貴盛”。另一種是殘缺不全的書籍。敬、慢字紙功例雖無明文規定,但“文
昌帝君勸惜字紙文”所附之“敬字十凡例”中，已把“不全遺書、破殘經
卷”與“淫詞小說、惡款榜文”并列，要求人們隨手撿拾，“隨即焚化”。
這樣一來，不可避免地就要毀掉許多被視作“淫詞”的優秀文學作品；一
些罕傳稀見的歷史文獻，靠殘篇零卷，還可以保存一部分內容，或是以幾
部殘書配成一部全書。這樣的殘書，一旦被毀，要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那些一心想要通過尊奉“惜字律”來積累功德的善男信女，無意中可能正
做了毀滅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惜字律”的流行，對于一些古代典籍的
散佚失傳，應當起到了一定的不良作用。
不過總的來說，“惜字律”勸導人們愛護書籍，對于保存古籍，還是
有一些積極意義。如“敬字紙功例”要求人們“不輕筆亂寫，涂抹好書”；
“不以書字放濕處霉爛，并扯碎踐踏”；“慢字紙功例”中要求更嚴，如不
能“以字紙經書放船艙底并馬上，令人騎坐”，違之要記“二十罪”，“生
毒瘡，受人欺凌”；不能“以經書枕頭”，違之要記“十五罪”，遭“窮苦，
受杖刑”；甚至“以不凈手或便溺后不洗翻閱經書者”，也要記“三罪”，
遭“生刈指瘡”之罰。如此說來，古代賢人如歐陽修者流如廁讀書的習慣，
若文昌帝君有知定然會給以更嚴厲的懲處。
"敬字十凡例”中還有一條與古代典籍的流傳有關，值得注意。這一
條主要針對刊印書籍，規定說：“凡抄刻刷印之家，一切樣稿印板，割補
差訛，慎勿輕棄只字，久久自有福報。”時下在古舊書肆中偶爾還可以看
到一些古籍的試印樣本或校樣本，它們能夠得以傳世而不是被毀棄，在一
定程度上或即與此有關。我得到的一部武英殿聚珍版本黃山谷詩集，為試
印樣本，本來滿篇皆是上下乙誤及訛字，卻都被一一用字釘改正鈐補。這
種做法費工耗時甚多，不如用改正后的書版另刷一部省事，如此不憚其煩，
很可能即與這種希求福報的觀念有關。這些樣本有時能夠反映出作者定稿
的過程，加之刷印最早，獨具特色，因而也是很有價值的收藏品。
《惜字律》的主要著眼點是“敬惜”寫出或印出的文字。與此相比，
光緒十年刻本《惜字新編》雖然也有與《惜字律》相似的內容，卻更側重
于勸導人們在寫字時要下筆矜慎，不要損害別人。
與《惜字律》相似的內容題作“惜字七十八款”，對“敬惜”字紙的
要求，則比《惜字律》的涉及面更廣，幾乎所有器物上都禁止寫字、刻字；
甚至連臥房內也不能放置書籍。當時讀書人大多有錢，有寬闊的書房，所
以才會有這樣的戒律。要是在今天，書不能放在臥房中，又讓放到那里去
呢？在焚燒所謂“淫穢”書籍方面，除了要“燒毀淫書艷曲唱本”之外，
還明確提出“若能劈板燒毀，功德更無量”。事實上清朝廷在禁毀所謂“淫
穢”戲曲小說方面始終不遺余力，《大清律例》中有明文規定，要“務搜
板、書，盡行銷毀”（見《大清律例》卷二三刑律賊盜上），所以“惜字律”
中要求人們“劈板燒毀”，與《大清律例》正是一文一武，互為表里的事
情。
為了加強宣傳效果，《惜字新編》列有“敬惜字紙富貴福壽之報”和
“不敬惜字紙窮苦夭壽天誅之報”兩項內容，通過實例進行恫嚇利誘，這
是善書中常見的老套子。至于所舉事例是否屬實，恐怕大多也都死無對證，
姑妄聽之而已。“富貴福壽之報”中最為有名的例子是宋人王曾因其父“敬
惜字紙十幾年”而“中狀元，做到尚書，拜宰相”。《惜字律》中同樣記有
這個例證，再早在明末的擬話本小說集《西湖二集》中有《愚郡守玉殿生
春》一則故事，也講到過它。只是在這兩部書中王曾其父不止“敬惜字紙
十幾年”，而是“一生敬重字紙”；“凡是污穢之處、垃圾場中，或有遺棄
在地下的字紙，王曾父親定然拾將起來，清水洗凈，曬干焚化，投在長流
水中”，這才積下這般功德。王曾確是宋代有名的狀元宰相，不過他幼年
喪父，靠仲父掬養成人，他老爹連養育的職責也未能盡到，至于為他積什
么“陰德”，就更屬無稽之談了。我讀書甚少，不知王曾的故事最早出自
何許稗說，但至少正史中是絕無記載。
《惜字新編》中這些典型材料，今天讀起來是很無聊也很枯燥的。相
比之下，《西湖二集》中《愚郡守玉殿生春》的故事卻是一個非常形象、
生動的例證。故事講的是宋孝宗朝宰相趙雄，本來癡呆不通文墨，老師出
題練習做對子，“一雙征雁向南飛”，他對“兩只燒鵝朝北走”；“門前綠水
流將去”，他對“屋里青山跳出來”。就是這樣一個貨色，卻因為“有一著
最妙之事，是敬重字紙”，那“九天開化文昌梓潼司祿帝君”便認為他陰
功浩大，下降佑助，使他一路連蒙帶撞，稀里糊涂地混了個“同進士出身”，
并一直做到宰相。作者寫這故事的本意是說聰明常被聰明誤，愚人自有愚
人福，主要不是為了勸人敬惜字紙，所以把趙雄寫得過于愚蠢。其實趙雄
在歷史上亦實有其人，《宋史》有傳。他雖然不像王曾那樣聲名顯赫，卻
也頗有才干謀略，位至宰輔，決非低能如癡呆兒者。或許即因與史實相距
太遠，這則故事才沒有被收入《惜字新編》作為典型。
《惜字新編》收錄的福禍報應故事自然多屬無稽之談，不過其中個別
一些事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可以用作研究社會生活史的資料，
值得重視。如“敬惜字紙富貴福壽之報”中有一個例子是：“山西靳大，
在北京開煙店，見各店都用字號，字紙撕裂拋棄。靳大自知罪過，即改用
花樣為記。買煙之人，獨認靳家。花樣著名，一年利息數倍。復往南省開
布店、雜貨店、皮貨氈貨店，都用花樣，不用字號。敬惜字紙數十年，到
處馳名獲利，遂大富。”“花樣”也就是圖案徽記，用作標志，直觀醒目，
在現代商業活動中是通行的作法，古代文化普及程度低，識字的人少，用
“花樣”作商家的標記，當然會比使用文字效果更好，與其是否敬惜字紙
則沒有任何關系。研究古代商業史，這是很難得的絕佳資料。類似的史料
還有“惜字七十八款”中的首條，反映了清代州縣衙署中文書檔案的貯存
情況：“勸賢良長官，嘵諭各房書吏，凡藏案卷，宜用木櫥，以免鼠蝕蟲
傷，切不可用木柜。近日州縣府道各署內，案卷皆藏木柜中。書役等人，
日夕坐臥，甚屬穢污。伏望賢良長官，作速嘵諭，改用木櫥。”這樣具體
的資料很難尋覓，雖然不一定能夠代表整個清代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但
編書的是錢塘和余杭人，它至少可以反映清代后期浙江一帶的情形。歷史
研究的許多重要資料都是來自這種無意的記述，所以搞這一行一定要廣泛
涉獵各種古代文獻。只有孤陋寡聞恣意游談的無知妄人，決沒有毫無用處
的閑書。
前面提到，明代擬話本小說集《西湖二集》中的《文昌司憐才慢注祿
籍》一篇，講了文昌帝君為羅隱添注祿籍的故事。在這篇故事中羅隱因生
性輕薄，出語下筆好嘲諷怨恨他人，弄得雖才兼文武，卻遲遲懷才不遇。
后來一改舊習，不再觸及人是非長短，文昌帝君遂托夢告以將慢慢添注其
祿籍，羅隱終于嬴得錢鏐賞識，做到吳越的諫議大夫。可見“文昌帝君”
不僅關注人們是否愛惜文字，還很在意文字的內容是否合乎法度。《惜字
新編》中有《文昌帝君惜字真詮十二則》，每則并附有正反兩個事例，就
是勸戒文人下筆，不要傷害別人。在這里“惜字律”的“惜”字，便成了
慎重的意思。《文昌帝君惜字真詮十二則》中有“以詩扎訕笑他人”和“下
筆刺人忌諱”兩項應當要“惜”的文字，就是前述故事中羅隱犯下的過失。
除此之外，要“惜”的文字還有“關人性命者”、“關人名節者”、“關人功
名者”、“屬人閨閫陰事及離婚字者”、“下筆離間人骨肉者”、“下筆謀人
自肥，傾人活計者”、“下筆凌高年，欺幼弱者”、“下筆狹私懷隙，故賣直
道，毀人成謀者”、“下筆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下筆恣意顛倒是非，
使人含冤者”等。這些教條，對于當時的社會教化，或許會起到一定助益，
但其中的一些條款顯然需要有限定性的前提，如惡棍歹徒的性命、名節、
功名，即使是在當時，也不應曲為保全，否則遺患社會，恐怕并不符合“文
昌帝君”勸人惜字的初衷。
惜字律的出現，估計可能與佛教信徒敬重經書的做法有關。《夷堅志》
支志甲集卷六有“兜率寺經”一條，講一愚人因用《圓覺經》作臥榻單（也
就是現在所說的床單），便遭報應，得癩疾而死，說明人們一貫相信佛經
不可侮慢。《夷堅志》甲志卷一二“鼠壞經報”一條甚至還有老鼠因咬壞
《金剛經》而遭報應的故事。在《惜字律》收錄的《文昌帝君勸惜字紙文》
中，“文昌帝君”說：“予竊怪今之人，名為知書，而不能惜書。視釋老之
文，非特萬鈞之重；其于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
或以褙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窗，踐踏腳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
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
耳。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例。”顯而易見，“文昌
帝君”主要是勸人敬惜儒家之字紙，而溯其淵源，則是取法于釋、老二教
信徒為積累功德而敬重方外經書。
《惜字新編》卷末列有出資印送此書的信士的姓名和印送數目，共計
一次即印行6970部。古代木版刻印書籍，這已是天文數字。惜字律在民
間流傳之多之廣，于此可見一斑。但也正因為傳本太多，過去藏書家和圖
書館往往對它不加理會。社會幾經變遷之后，時至今日，特意想找一本來
讀讀，則已經不大容易。
1999年8月5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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