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1911- )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
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１９３０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西語系。１９３４年畢業后，在濟南山東省立高中任教。１９３５年考取清華大學交換研究生，赴德國留學，在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文。１９４１年獲哲學博士學位。１９４６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
建國后，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負責人，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大學東文語言文學系教授、主任，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委員、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亞非學會會長，語言學會會長。１９７８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１９９３年３月當選為澳門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對印度中進語言形態學、原始佛教語言、吐火羅語的語義、梵文文學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貢獻。在印度中世語言形態學方面，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小乘佛教大眾部說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特征，著《〈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１９４１）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方面，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語言是中世印度東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語。主要譯著有《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印度簡史》、《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印度古代語言論集》、《關于大乘上座部的問題》、《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等，翻譯了：《沙恭達羅》、《優哩婆濕》、《羅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五卷書》等，散文集有：《賦得永久的悔》。主編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北京大學季羨林海外基會”成立。
夫人：彭德華。（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
一部優秀的傳記，不僅要真實地歷史地記敘傳主豐富而翔實的生平經歷，描繪出傳主言談舉止的神采風貌；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和展現傳主在繁雜曲折的生活經歷中所存在的一種精神，一種因傳主所處的時代和環境的變動，由于個人秉賦、文化素質、學識修養、個性品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一種能潛在地支配與制約其思想言動的生命力。《季羨林先生》（張光著作家出版社出版）所揭示的季老貫穿一生的、穿越歷史風霜的精神，就是他那堅定不移的愛國精神，就是他那堅韌不拔的忘我的獻身學術報效祖國的意志力。
季羨林是一個堅定的忠誠的愛國者。他熱愛祖國的壯麗山川和悠久的歷史文化。他說：“平生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灰，我也是愛國的。”求學清華時，他加入赴南京要求蔣介石政府抗日的請愿行列，還到農村去宣傳抗日愛國。赴德留學，“是為了愛國”。就在德國法西斯統治的黑暗歲月里，雖然忍饑挨餓，仍然發奮學習希臘文、拉丁文、梵文、吐火魯文、巴利文，研讀梵語佛教經典。當他的博士考試門門得優，畢業論文勝利通過時，他的感受是：“我沒有給中國人丟臉，可以告慰親愛的祖國。”
季羨林回國到北京大學工作后，就把愛國精神化成報效祖國的教學與研究的實踐。他不斷地開創學術研究的新領域新課題，忘我地獻身學術研究以實踐愛國報國的志愿。他為歸國3年里寫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學術論文而自覺滿意；他又為上世紀50年代前5年“我的學術研究成果竟是一個零”而自責，感到愧疚。正是基于學術報國的意志，他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翻譯蜚聲世界文壇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他每天提心吊膽地進行著：先把原詩譯成白話散文，然后反復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韻的詩句，歷經5個寒暑，終于把長達8萬行的《羅摩衍那》譯成中文，為中國翻譯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豐碑。
穿越“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季老語）“文革”歲月，迎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季老心舒氣爽，激情煥發，大展才華，辛勤著述，在學術上接連豐收，碩果累累，“在量和質兩方面都遠遠超過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學術著作，撰寫了200多篇學術論文，在中國文化研究、比較文學、東西文化交流、梵語與佛教史研究等十多個學術領域和層面上取得輝煌成就，為祖國的文化事業建樹了豐功偉績。作者寫道：“季羨林是一個執著的愛國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國繁榮富強。”
傳記作者善于選擇富有內涵和意義的細節或生活情景，加以精細描寫，從而真切地展示了季老在親情、友情、愛情等等多方面的心理活動和情感波瀾。季老對母親那魂牽夢繞、刻骨銘心的懷戀和憶念；他對叔叔嬸娘和妻子兒女的濃烈深厚的親情；他對恩師們：德國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陳寅恪、胡適、湯用彤等教授前輩的由衷欽敬和緬懷，永生不忘師長的教誨與知遇之恩的無限深情；都在作者的著意描繪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動人心弦。作者還以溫情委婉的筆調，描述了季羨林留學德國時，同一位金發碧眼、姿容美麗的德國姑娘伊姆加德的深切戀情。他們并肩散步，笑語溫馨。但是，季羨林想到遠在祖國的妻子兒女，經過痛苦的內心沖突作出抉擇：為著不傷害別人，只好克服自己，“讓正在燃燒的愛情之火熄滅”。然而，直到耄耋之年，季老還在深深地追思憶念這位異國戀人。
季老在黑暗殘酷、泯滅人性的“文革”時代的心路歷程，由于作者真實確切的精細刻畫而特別震撼人心。“文革”十年，他從擁護、迷惑到醒悟，從旁觀逍遙到挨批斗，遭毒打，接受血的洗禮，內心充滿復雜的矛盾與痛苦，最終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關進“牛棚”。他感到“被開除了‘人籍'”，“自我感覺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他不堪忍受那殘暴的批斗與羞辱，在生與死的抉擇中決意自殺。他反復思索種種自殺方式，最終選定吃安眠藥死。正當他要實施自殺時，突然被揪去批斗，狠打暴踢，鮮血流淌，他的思想卻發生了變化：“不想自殺了”，“還是活下去吧”。他決意忍辱偷生，堅持自己的信念。于是，為著適應不斷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陽臺上進行“批斗鍛煉”：“低頭彎腰，手不扶膝蓋，完全自覺自愿地坐噴氣式”，“還在心里數著數，來計算時間，必至眼花流淚為止”。季老后來寫道：“這樣的鍛煉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回想起來，我真是欲哭無淚呀！”然而，這種被逼無奈的痛苦鍛煉，正顯示了季老的堅韌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強的精神。季老說：“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我的鏡子照出了二十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他的這面心鏡，可以使人們認識社會，看清歷史和人生。
季老說過，自己喜歡的人“是這樣的：質樸，淳厚，誠懇，平易；骨頭硬，心腸軟；懷真情，講真話；不阿諛奉承，不背后議論；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無嘩眾取寵之意，有實事求是之心；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而是多為別人考慮；關鍵是一個‘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當然是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實作者所寫的季老正是這樣的品德崇高、個性堅毅的人。
季老是譽滿國內外的學術大師，但是絕沒有半點架子和派頭。他的性格平和、寬厚、樸實。作者寫道：“季羨林的不尋常之處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他衣著樸素，總是穿著一身洗舊了的卡其布中山裝，以致來報到的新生誤認他是老校工，讓他代為照看行李。他安詳恬靜，從不疾言厲色，“表面上嚴肅得有點讓人敬畏，內心卻是滾燙的”。他總是以平和博愛的胸懷，真誠豐富的感情待人對物。他喜愛動物花草，甚至“經常為一些小貓小狗小花小草惹起萬斛閑愁”。他寬容和諒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過自己的人，不記仇，不報復，而且自我反思道：在當時那種氣氛中，每個人都“異化”為“非人”，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還相信“文革”的正確性，“焉敢苛求于別人呢？”他這種“洞明世事，反求諸躬”的高尚品格，贏得了眾人的欽敬。
季老一生的心思只在學問上，執著地追求學術創新。在學術園地里，他埋頭苦干，辛勤耕耘，總是每天清早4點起床，伏案工作，數十年如一日。上世紀90年代里，在3位親人接連病逝，自己疾病纏身的夾擊下，發憤著作，完成了《糖史》等3部開創性的文化巨著，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發展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
季老不僅學貫中西，融會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樣融合了中外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仁愛和恕道，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堅毅的氣節和情操；西方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的自由獨立精神，尊重個性和人格平等觀念，開放創新的意識；這些優秀傳統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夠做大學問，成大事業，有大貢獻，他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面旗幟和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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