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張岱年先生，已有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了。三十年代初，我在清華念書，他在那里教書。但是，由于行當不同，因而沒有相識的機會。只是不時讀到他用“張季同”這個名字發表的文章，在我腦海留下了一個青年有為的學者的印象，一留就是二十年。
時移世變，滄海桑田，再見面時已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了。當時全國大學的哲學系都合并到北大來，張先生也因而來到了北大。我們當年是清華校友，而今又是北大同事了。仍然由于行當不同，平常沒有多少來往。1957年反右，張先生受到了牽連，這使我對他更增加了一種特殊的敬意。我有一個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意見：凡被劃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講真話的人，真正熱愛黨的人。但是，我決不是說，凡沒有被劃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沒有被劃者遍天下，只是沒有得到被劃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過牛棚，說明我還不是壞人，是我畢生的驕傲。獨有沒有被劃為右派，說明我還不夠好，我認為這是一生憾事，永遠再沒有機會來補課了。
張先生是哲學家，對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湛深的造詣，這是學術界的公論。愧我稟性愚魯，不善于作邃密深奧的哲學思維。因此對先生的學術成就不敢贊一詞。獨對于先生的為人，則心儀已久。他獎掖后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決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這樣多的優秀品質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惟學是務，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為楷模了。
《論語》中說：“仁者壽。”岱年先生是仁者，也是壽者。我讀書有一個習慣：不管是讀學術史，還是讀文學史，我首先注意的是中外學者和文學家生年卒月。我吃驚地發現，古代中外著名學者或文學家中，壽登耄耋者極為稀少。像泰戈爾的八十，歌德的八十三，托爾斯泰的八十二，直如鳳毛麟角。許多名震古今的大學問家和大文學家，多半是活到五六十歲。現在，我們已經“換了人間”，許多學者活得年齡都很大，像馮友蘭先生、梁漱溟先生等等都活過了九十。馮先生有兩句話：“豈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現在張先生已經過米壽兩年，距茶壽十八年。從他眼前的健康情況來看，馮先生沒有完成的遺愿，張先生一定能完成的。張先生如果能達到茶壽，是我們大家的幸福。“碧章夜奏通明殿，乞賜張老十八春。”
1999年1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