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大書的老人
讀一個老人就像讀一本書，任繼愈先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大書。
今年85歲、身為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任繼愈先生坐擁書城，和書打了一輩子交道，現在依然在為書的建設添磚加瓦。說來有些令人不可思議，像任先生這樣一位大學者，經過這么多年的積淀和思考，有許多學術上的心得和文章要做，比如他對學生談到過的儒教論衡、群體認識論等等，都是他打算要寫的，另外他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發展史》已進展了一半左右，而他卻把自己的寫作和編著計劃先放在一邊，以年邁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資料積累的工作。已經主編完成的106卷中國漢文佛教資料匯編《中華大藏經》用了10幾年時間，傾注了他大量心血；還有一部皇皇7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工作也已進行了10年。據他的學生、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李申說，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這項大典的編纂，有的人主編書只是掛個名，任先生卻很認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負責、費心費力，不僅自己擔任哲學典的主編，還親自跑到史學家戴逸家，動員他擔任分典主編。
對此任先生說得很樸實：“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文化資料的積累，我有一些優勢，古的東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資料積累，后人用起來方便。”了解到任先生“先公后私”的人生哲學，就不難理解任先生為什么會這么做了。任先生說：“人不能光顧自己，人脫離動物界，靠群體社會生活，人的存在靠群體，也要給群體投入，個人對群體拿得少，投入多，社會才會進步。”任先生說話平易中透出深沉。他對儒、道、釋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清楚地看到道教、佛教只注重為自己解脫、儒家忽視了個性的弱點，在博覽古今百家、經歷了世事滄桑之后，任先生才確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學。
難怪任先生的學生李申說：“任先生這代人對國家、對民族負責任的這股勁頭，我自愧不如。”在李申那里我看到任先生今年3月26日寫給正在編《科學與無神論》雜志的李申的一封信，信上附了一份材料，信中說：“請你們開會討論一下這份宣傳品，有針對性地編一篇文章批駁風水迷信的反科學思想。”任先生研究宗教但不信宗教，他原先任宗教學學會會長和無神論學會會長兩職，宗教學學會是個熱門，任先生把會長讓給別人當；無神論學會是個冷門，任先生卻一直不肯放棄。在偽氣功盛行的時候，任先生與李申討論要與偽氣功作對，李申出于對任先生的安全考慮勸任先生別干，那時偽氣功的勢力很像黑社會，但任先生還是走上前去了，將無神論學會的活動開展起來。開始該會開年會時參加者不到20人，狀況有些冷清，而且沒有資金，差點被有關部門取消。但任先生咬牙堅持下來，無神論學會搜集了當時很猖獗的“法輪功”的材料，上報中央，為打擊“法輪功”出謀劃策。1996年社科院一位研究員寫了一部宣揚真科學、批判偽科學的《有神論的新載體和新時代新宗教運動》調研報告，整理出版，當時無人為此書出版表態，任先生挺身而出，為此書寫序，他表示：“捍衛科學、破除迷信，應是學人當然的義務。”
“做學者要做一流的學者”
“做學者要做一流的學者”是任先生的老師對他說的話，任先生也用它要求自己的學生。
任繼愈先生的名字如今常常在媒體上出現，諸如認識和傳播傳統文化、保護民族文化遺產這一類活動，總有任先生的身影。任先生在人們心目中已成為一種文化和學識的象征。這位學界大家的智慧和閱歷承載著源遠流長的過去，也啟示著今天和明天。
對于個人的成就，任先生認為機遇和大環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個人的賬上。
我問任先生：“當初您為什么選擇學哲學？”任先生說：“我小時候喜歡刨根問底，別的學科只解決個別問題，哲學研究人生的根本問題，所以我對哲學感興趣。”上小學時任先生考試分數雖然不是很好，但考完后總要想一想為什么沒答對，對自己很有幫助。任先生的體會是搞哲學要敢于懷疑，不能別人說什么就信什么。治學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發表意見，不能人云亦云。任先生不僅著書而且立說，他是中國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佛教的奠基人和開創者。他還創立了“儒教是宗教”學說，當時提出時無人支持，這一學說打破了“中國無宗教”這一流行觀點，關系到中國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問題。現在這一觀點漸漸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形成“儒教是宗教”學派。一家出版社正在編輯任先生的作品集，其中有他未發表過的系列關于宗教問題的講稿。任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4卷本教科書，再版10幾次，影響了不止一代學子。
現在學術界的急功近利之風使任先生感到憂慮，他認為，研究一個大的問題，三五年的時間不夠，但一些年輕學者為了評職稱等實際問題，急于寫論文，累積字數，寫出來的未必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做人的學問
一個人小時候所受的影響往往受用一生。任先生談到一個小學老師對他的做人影響很大，這位老師教他們做人要正直，不要奉迎，不講違心的話，不顯示自己，尊重別人。由此我聯想起當初任先生和夫人馮鐘蕓即馮友蘭先生的侄女談親的時候，馮友蘭先生對任先生曾有“這個人怎么不會獻殷勤”這樣的評價。
我發現大凡大學者都不乏文學修養，任先生把文學修養看作人的素質的必要因素。他喜歡讀文學作品，尤其喜歡杜甫的詩、魯迅的作品，還有西方一些浪漫詩人的作品，李商隱的詩他雖然也欣賞其精美，但認為多寫個人遭遇，不夠大氣。他還喜歡聽西方古典音樂，卻不很欣賞中國古典音樂，感到其中多為田園風味，缺乏氣魄，是小農經濟的產物。
任先生的學生從任先生那里體會到任先生對他們的愛護。第一次招研究生時任先生招了17個人，為的是讓更多青年有求學機會。一位學生交給他一篇研究伊斯蘭教的論文，任先生連夜看完，不僅寫了批注意見，而且改正了標點。學生找他為自己的書寫序，他一絲不茍，一定要先把書拿來看一遍，能寫就寫，不隨便吹捧人。學生生活有困難，他拿出自己的稿費資助學生，很多學生都受過他的資助。
“少考慮身體，順其自然最好”
我在國家圖書館辦公室見到的任繼愈先生一身的西服革履，走路步態敏捷，坐在沙發上腰板也挺得很直，顯出謹嚴的風度和一股精氣神。任先生的養生之道是“少考慮身體，順其自然最好。”年輕時他喜歡運動，初中時喜歡打籃球，高中時喜歡打網球，大學時喜歡打乒乓球，他詼諧地說：“球越打越小”。他至今仍是“多讀書，多睡覺，多用腦（指作學問）”，主張“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視補”。他每天在早晨4、5時至8時之間讀書、寫作。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經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0．1左右，難以想象讀書、寫作對于他是怎樣艱難的一件事。我想任先生之所以這樣老而彌健，在于他“忘其身而身存”吧。
《人民日報海外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