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數量龐大，但從形態上看，絕大部分是卷子本，除此之外，還有摺本、旋風裝、蝴蝶裝、冊子本、梵莢本等形式。另外還可以見到木簡、絹本、木排等形式的文獻。
從制造技術的角度看，絕大部分敦煌文獻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拓本和印本。
新的書籍形式
做成卷子形式的書 籍使用起來極為不便。然而，只要對其略加改進，就可以產生 更便于使用的形式。但盡管如此，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卻沒有 一點進行這種改進的嘗試。 根據現在所能見到的例證，一直 到8世紀末，三種新的形式出現了。
這三種形式，第一是折 本，其次是冊子本，再其次是少量的印度風格的貝葉形寫本。
折本和貝葉： 把一個卷子每四行或五行交錯折疊就產生了折本。寺院 的經文就是這種形式。這種形式產生之后，在需要只看一卷 中某一處時，就能夠很方便地翻到這個地方，用過之后也沒有
再卷回去的麻煩，直接合上就行了。所謂跳讀《大般若經》就 是這種形式的書本的效用之一。這部經有600卷，通讀一遍 都很困難，但似乎每一冊用左右手執其兩端，中間在空中翻動
一遍，就表明已把一卷讀完了。自10世紀印刷佛典開始，到17世紀末，萬歷版的一切經 印行以前的700年間，佛典都是作成折本形的。有人甚至認 為這種形式是佛典特有的。
敦煌寫本中，折本形寫本即使在佛典中也非常之少。可 以說，全部敦煌寫本中，折本充其量有十幾件，假使這個數字 不夠準確的話，至多不會超過50件。在吐魯番也發現過若干
件，但書體的時代都相當晚，可以認為是抄自印刷本的。如此 普遍的折本為什么在敦煌寫本中不多見呢？這確實是令人費 解的事實。 更奇怪的是，這種為數極少的折本形寫本幾乎都不是通
常的折本，其每頁正中或正中稍靠上面一點都開有一個小孔 。梵文、吐蕃文的寫本被稱為貝葉。
貝葉的每一頁都
寫得稀稀落落，各頁的中間也開有這樣的小孔，孔中穿繩，以 保證前后順序不致發生顛倒。在印度，貝葉原是指寫在某種 樹葉上的東西，但在敦煌及吐蕃，則用紙作成與印度的貝葉同
樣形式的“貝葉”。真正的貝葉，一頁頁都是分開的，但敦煌的 折本則形成了這種貝葉相連的形式。 真正的貝葉形漢文佛經寫本在敦煌、吐魯番也發現了幾
件。其中現存在柏林的《大般涅槃經》的一葉斷片筆 跡為7世紀前后，以我看來，這是最早的漢文貝葉形佛經寫本。然而也可以認為，只有最高級的佛典，才可部分使用貝葉
形寫經。今天雖然在邊境的敦煌、吐魯番發現了這種寫經的 遺物，然而長安一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作貝葉形寫本呢？ 這還是很大的疑問。 盡管如此，這一事實還是證明了敦煌的折子本不是從卷
子發展而來，而是從貝葉演變而成的。
冊子本
書籍的另一個新形式是冊子，即帳簿形的書。將 30厘米×45厘米的紙載成四份之后，再加對折，就制成了長 15厘米、寬11厘米的小冊子。也有把長40厘米、寬25厘米
的麻紙裁成兩半后，再對折而制成長25厘米、寬10厘米的細 長條狀的冊子。由于中國的紙很薄，所以往往是兩張粘合在 一起使用，而且不用線綴連，只是以漿糊沿中間的折痕，粘連
3～5毫米寬。糊的痕跡若以放大鏡觀看，還可以清楚地看見 其中的麥麩，表明使用的是小麥面粉做的漿糊。這種形式的 寫本僅在敦煌就有幾百件，年代全屬9～10世紀。
冊子優于其他寫本形式之處在于，它不像卷子那樣正規， 型制較小、便于攜帶。正因為如此，所寫內容也多適合于個人 使用，最多的是《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觀音經》（《法華
經》的普門品），以及混有民間迷信內容的偽經類。總之，都是 一些普通的經典。另外，也有匯集拜廟歌一類內容的書，這種 拜廟歌又被稱為贊文、佛曲等。這類書可能是居士或出家者
學習時使用的。其他還有文書及書信的書式集、用語集等也 很引人注意。 總的看來，可以說冊子本的內容顯示著某種方 向。它們具有與圖書館保管的卷子不同的功用。
這種形式的寫本見于敦煌寫本中的，是年代都在9世紀 以后的。但在中國內地，肯定從更早的時候起就已經出現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