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語出版過專著，也幾乎沒有參加過歐洲和美洲的歷史地理年會。為此，葛劍雄呼吁，中國的歷史地理學要走向世界，要為國際學術界所承認，為全人類服務。他希望能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勢，發展與國際學術界的信息交流，并且以英語發表重要論著。他特別寄希望于中國的年輕一代，能夠以嫻熟的英語和信息技術，將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推向全世界。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山海經》以相當大的篇幅用來描述當時的地理狀況，其記載的內容反映了更早的歷史。《禹貢》問世于戰國后期，是中國最早的地理專著。《史記》中的《貨殖列傳》，論述了各區的地理環境、歷史和文化等背景時代；《河渠書》記錄了傳說中的大禹治水以來全國主要的水系、水道和水利工程以及西漢100多年間黃河下游河道的變遷。而全面系統的歷史地理記錄和研究則始于東漢初班固所著的《漢書·地理志》。葛劍雄認為，研究中國的歷史地理免不了要常常鉆入古紙堆中，但同樣應該關注人類的今天和明天，關注我們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進程為歷史地理學者提供了最廣闊的舞臺，我們應該竭盡全力，讓歷史地理這門古老的學科在探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律中重新煥發青春。
令葛劍雄高興的是，近年來，中國的歷史地理學者在參與黃河、海河的治理，長江口、杭州灣的開發，地震、旱澇、海平面下降等自然災害的預防，城市和地區的規劃，植被和環境的保護，沙漠化的防治以及古河道和地下水的利用等方面都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西部大開發的宏偉工程中，歷史地理學者同樣能夠大顯身手，但必須堅持科學的態度，不能簡單地為現行的或當地的政策作解釋、找依據。
葛劍雄是一位睿智、執著、有個性的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盡管他沒有讀過大學，但卻以堅韌的毅力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今頗有名氣、著作頗豐的人文學家。
1964年他高中畢業后，由于身體的原因，不能報考大學，當時，他被分配在一所中學任教，但依然做著大學夢。“文革”開始后，這位“重點中學的高才生”、“一心想上大學”、“迷戀封資修”的青年自然成了被批判的目標。幾年后大學重新招生，但對象僅限于“工農兵”，已被劃為“臭老九”的葛劍雄只能望洋興嘆。1977年恢復高考，葛劍雄躍躍欲試，但遺憾的是已超過規定年齡。第二年研究生招考，年齡放寬至40歲，也沒有學歷限制，葛劍雄便毫不猶豫地報了名，結果還真考上了。
在選擇專業和導師時，他曾頗為躊躇，因為有吸引力的專業太多，導師中的名人也不少，雖然自己一個也沒有見過。葛劍雄最終選擇中國歷史地理系，是他自認為對歷史和地理都有興趣，而且知道導師譚其驤是位很著名的學者。
而真正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則是1980年他35歲的時候，在譚導師的指點下，葛劍雄完成了論文《西漢人口考》，對西漢人口數量的變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這以后，他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一發而不可收。1982年3月，他就讀譚其驤的在職博士生，第二年完成了博士論文《西漢人口地理》。
15年來，他共出版各類著作近20種，計400多萬字。其中，《統一與分裂》、《未來生存空間》、《中國移民史》等書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多次獲得大獎。近年來，他寫了不少面向現實的文章，內容涉及知識分子、人文精神、教育文化、環境保護、人口、移民和反腐倡廉等方方面面。
去年初，葛劍雄加入了民革組織，不久又被推薦擔任了上海市政協委員。今年2月，上海市政協九屆四次全會期間，他正在冰天雪地的南極進行考察。盡管他離政協會議的會場很遠，但他卻非常關注會議的召開，不忘履行參政議政的職責，從15000公里以外的南極寄來了一份特殊的提案，希望上海能為進一步擴大和發展南極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從南極回到上海后，他積極參加市政協及民革市委舉行的一系列參政議政活動，就上海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發表了許多頗有分量的建議。他認為，作為民主黨派成員，一定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要注重在政治方面履行職責。
如今，面對21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葛劍雄又找到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在探索和研究中永葆學術生命的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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