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保守主義者，或者現在所說的“國學派”，其言論有一個最基本的判斷，即，“國學”———無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都是可供重建、振興的。這個判斷，又建立在對國學衰微原因的錯誤認識上。人大校長紀寶成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將“國學衰微”的原因歸之于“歷史虛無主義和‘左'的思潮泛濫”。由此可見，紀校長認為，是外部的壓力，
而不是國學內部的因素，決定了國學的命運。在這個基礎上，“國學派”只需要通過辦國學院這樣的方法，將外部壓力抹掉，國學復興指日可待，“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亦指日可待了。
事實上，正是國學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擊敗了國學。
1840年以后，中國人花了100年的時間，將這個古老的文明改造成現代國家。這個改造的過程，建立在對現代性認同的基礎上———哪怕僅僅是被迫的認同。在這個現代框架下，中國人刷新了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符號系統和自己的精神體驗，盡管這與前現代中國的語言、符號系統、精神體驗關系密切，但它們之間依然存在著鴻溝。在這些新工具的幫助下，中國的民眾正在建立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文化。它的輝煌燦爛程度，并不遜色于那個已經衰落的前輩。
事實上，即使是在“國學”的內部，這樣的新陳代謝也始終沒有中斷過。“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我們總是用這樣的歸納來表達中國古代文學的簡約歷史。文體的演化，正是社會經濟文化狀況變化的結果。用政治教科書里那句磨疼了耳朵的話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經濟基礎不再為某種文化提供合適的環境時，為它設立一個保護基地，使之成為被瞻仰和被保護的對象成了最后的舉措。
這也就是為什么那些曾經被我們認為是最有趣最精彩的“玩意兒”，最終都被送進了博物館。
很顯然，這并不僅僅是“國學”一家碰到的問題。文化保守派忙碌得無暇關注他們海外同行的言論與行動。
1994年，“西學”的大師，耶魯大學文學理論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出版《西方正典》(TheWestern Canon)一書。在書中，他為莎士比亞學、彌爾頓學或者但丁學的衰落頓足捶胸，并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對“西學”面臨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左'的思潮泛濫”進行了批評。這本書最近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了。文化保守派不妨仔細研讀，爭取與海外同行構筑掎角之勢，為捍衛“古典主義”的尊嚴戰斗到底。
改造“國學”也是“國學派”的重要議題，總有人覺得使之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學科，就可以挽回已去的大勢。于是，在紀寶成教授的理想中，“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和“對《管子》經濟思想的開發研究”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教授在其《真孫子》一文中揶揄的“國學應用研究”，被隆重地放到了人大國學院的神龕上。
還是讓“國學”回到書齋中去吧，就像那些偉大的前人做的那樣———在蘇格蘭北部的尼斯湖里，居住著一位名叫Nessie的家伙。這位屬于7000萬年前的貴族，在遠離人類視線的地方孤獨地生存繁衍著，如它那些消失了的同類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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