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是西漢洛陽人，生于公元前 200 年，死于公元前 168 年。他少年時代就因為知識廣博而聞名，受到當地長官吳公的器重，后來吳公調到中央擔任廷尉，向漢文帝推薦，漢文帝立即任命他為博士。那時的“博士”不是學位，而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官職。賈誼擔任博士時只有二十多歲，真可謂意氣風發，他充滿熱情地對待自己的職事，盡情展示自己的才華，得到漢文帝的賞識，不到一年就被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更為重要的是，鑒于賈誼的學識和能力，漢文帝準備進一步重用他，讓他擔任公卿之職，實際上也就是宰相或御史大夫，那幾乎是所有官員中最高的職務了。在年輕的賈誼面前，似乎是一條鋪滿鮮花的大道，他本人也希望能憑著自己的努力，改革朝政，為國家做一番事業。
然而在中國的封建官場，是必須懂得守拙，不能鋒芒太露的，否則就會成為出頭的鳥、成為眾矢之的。賈誼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他試圖改革現存制度的基本政治態度，引起了周勃、灌嬰等一批開國老臣的不滿，他們拼命攻擊賈誼，說他年少初學，野心勃勃，想要控制朝廷的大權，擾亂國家的政治秩序。漢文帝在各方面的壓力下，終于放棄了重用賈誼的計劃，而把他派到長沙，去擔任長沙王的太傅。當時的長沙遠離京城，非常偏僻，顯然這次調任，具有貶謫放逐的意味，所以后人都稱賈誼為“逐臣”。
賈誼的人生道路遭遇了極大的挫折，他在長沙郁郁寡歡地呆了好幾年。后來漢文帝召他回京，在宣室之中向他詢問鬼神之事，而關于國計民生的現實問題卻絲毫不加關注，賈誼心中非常失望，也只好一一回答。后來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就此寫了一首題為《賈生》的七絕：“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既表示了詩人對文帝不以天下百姓為念的批判，也表現了對賈誼無法施展胸中抱負的不平。又過了一段時間，漢文帝派賈誼去給他最喜歡的小兒子梁懷王任太傅，幾年后因梁懷王騎馬時不小心摔死了，賈誼總認為是自己的責任，極為自責和悲傷，一年多后也郁悶而終。
雖然賈誼只活了 33 歲，但他在中國歷史上卻有著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卓越的才能和坎坷的經歷形成鮮明的反差，以致成為中國古代文人懷才不遇的典型，后世的文人一旦因官位卑微而抒發感慨，往往便在詩文中借用賈誼的典故，事實上“賈誼”這個名字幾乎成了一個積淀著豐富文化內涵的特定原型意象；另一方面則是賈誼在他短暫的一生里，給人們留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從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下面我們所要側重介紹的，便是賈誼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辭賦創作。
在討論他的辭賦創作之前，有必要對他的政論散文做一個大概的介紹。賈誼是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他的許多政論文已成為古代政論文的經典。例如其代表作《過秦論》分上、中、下三篇，非常系統地分析論證了秦國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具有極強的內在邏輯性和無可辯駁的說服力。
《過秦論》同學們在中學已經學過，因此不再多說。又例如他的《陳政事疏》指出：“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逝，何以異此！”直陳朝政之弊，可謂觸目驚心。其他如《論積貯疏》、《治安策》等大量文章，對當時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情況進行了深入而中肯的評論。賈誼的這些政論文，大多針對現實時事，說理毫無顧忌，而且行文暢達，富于文采，頗有戰國縱橫家的文風，尤其具有充沛的氣勢和強烈的批判精神。所以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他的政論“疏直激切，盡所欲言”，“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
辭賦是中國古代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學體裁，它界乎詩歌與散文之間，但又不同于詩和文。這種文體曾經在漢代極為盛行，即使是在漢代以后，也為歷代文人所看重，成為他們抒發情感、展示才華的重要載體。而在中國辭賦發展的歷史中，賈誼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據《漢書·藝文志》，賈誼曾寫過七篇辭賦，但現存可信的只有三篇，那便是見于《史記》、《漢書》的《吊屈原賦》、《 鵩 鳥賦》，見于《楚辭章句》的《惜誓》。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吊屈原賦》。據《漢書·賈誼傳》的記載，由于老臣和權貴的嫉恨中傷，深為文帝所信任的賈誼被迫離開京城，赴任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我們知道，屈原是戰國末楚國的偉大愛國詩人，他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而孜孜求索，并最終因理想無法實現投江而死。賈誼以同樣的境遇來到屈原流放與投江之處，感慨萬千，便寫下此作，主要是通過傷悼屈原，來抒發自己心中的不平，故與屈原光輝的詩作《離騷》一樣，也充滿著憤世嫉俗的精神：“烏乎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 阘 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 蹻 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 銛 。”作者用“鸞鳳”與“鴟梟”、“讒諛”與“方正”等一系列鮮明的對比，揭露當時朝廷賢愚不辨、清濁不分的現實，也抒發了自己懷才不遇、有志難展的憤慨之情。不過，賈誼對屈原自沉汨羅、以身殉志的行為似乎不以為然：“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他認為屈原應該毫不猶豫地離開楚國，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天地。
其次談一談他的《 鵩 鳥賦》。“ 鵩 鳥”也就是貓頭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里面說，賈誼在長沙呆了三年，有一天，一只貓頭鷹飛到賈誼的住處，停在他座位的角落里。當時長沙的風俗認為這是一種不吉祥的鳥，飛到誰家，主人就會死去。賈誼被貶到長沙，本來就心情不好，加上長沙氣候潮熱，令生長于北方的賈誼很不適應，自以為壽不得長，于是寫了這篇賦作，實際上是借助于老、莊“齊死生，等禍福”的人生觀，來進行自我派遣、自我寬慰：“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系之舟。”既然活著就像漂浮水上的船，死了也不過是休息，那當然無需去計較壽命的長度，更不必因官場得失而耿耿于懷了。
最后一篇是《惜誓》。王夫之《楚辭通釋》對“惜誓”二字的解釋是：“惜屈原之誓死，而不知變計也。”即對屈原的死表示惋惜。但從作品的內容看，不僅僅為這一個主題。篇中既有對“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乎礫石”的混濁社會的指斥，也有對“澹然而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的神仙境界的向往。
賈誼與屈原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的才識修養遠遠超過其同時代的人，從而也就在心靈上承擔著比別人更多的憂患；他們都曾為君主所信任，后因讒人的詆毀中傷而遭疏放，經歷過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人生的大喜大悲；他們都具有剛直不回、偏執重情的性格，對君主和國家懷著九死不 ` 悔的忠誠。修養、性格和遭際的相似，不但使賈誼對屈原抱有異乎常人的同情和崇敬，而且其作品也有類似的情調。與屈原的作品一樣，賈誼的辭賦也充滿對世俗社會強烈的批判精神，自主自立的個體意識以及對人生、歷史和宇宙的深刻思考。作品中“麒麟”與“犬羊”、“神龍”與“螻蟻”等的對立，顯示出賈誼超越流俗、卓爾不凡的人性品格；而“至人”與“愚士”、“真人”與“眾人”等的對立，則又表現出作者明察事理、洞徹命運的曠達灑脫。賦作中始終貫穿著超人與俗人、理想與猥瑣的矛盾斗爭，憂傷而不頹唐，孤獨中透出高傲，其沉痛郁憤、意氣慷慨，堪稱屈子同調，所以劉熙載《藝概·賦概》說：“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贊》，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作為屈原悲劇精神的直接承繼者，賈誼超凡脫俗的獨立品格，一直為歷代知識分子所欽嘆、褒揚，但屈、賈二人對待命運的態度畢竟有所不同。屈原的人生態度始終是積極的，雖屢遭困厄，也從未動搖，他明知個人無法與社會抗衡，但改造環境、抗爭命運的勇氣至死不衰；賈誼卻似乎從自己坎坷的遭遇中領悟到了道家關于人生無常的要妙，向往遠離世俗與丑惡的隱居生活，幻想隨王喬、赤松去做長生遁世的“真人”。與這種人生態度相聯系，賈誼之作與屈作的“悲壯”不同，而透露出一種“悲涼”的氣態。然而屈原人格，是一種盡善盡美、超越現實的人格類型，具有明顯的非實踐性，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蕓蕓眾生幾乎是不可能效法的，而賈誼的情感中卻充滿著現世普通人的悲苦，與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聯系得更為緊密，因而也就更能在廣闊的范圍內獲得文人深切的理解與認同。
宋代的大思想家朱熹在《楚辭辯證下·晁錄》中說：“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賈誼的三篇辭賦作品，或悼前賢以抒不平，或發理想而為自遣，文辭瑰瑋激昂，格調高古深遠，從而構成了賈誼文學成就的重要側面，體現了漢代辭賦初創期的風格與實績。
賈誼上述三篇作品在我國辭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們構成了辭賦發展史上的一大轉紐。如果將“騷體”（或稱“楚辭體”、“騷體賦”）這一屈原開創的文學樣式視為中國文學百川中獨立的一支，那么在它發展演變的不絕長流中，上承屈原、下啟兩漢的賈誼辭作便是其發生轉變的第一個標志。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從形式上看，賈誼的《吊屈原賦》等三篇賦都是純粹的騷體，但有明顯的散文化傾向，所以游國恩稱其“把散文的形式融合在騷體里面”（《楚辭概論》第 310 頁，北新書局 1926 年版）。沿著這條路徑，不僅經由枚乘、司馬相如等賦家，逐漸成就了完全散體化的漢代大賦，而且漢人的騷體作品散文氣息越來越濃，以致漸次形成了一種在體制上兼類“騷”與“賦”的新體制。這種新體的辭賦在魏晉南北朝非常流行。從內容上看，以說理為主的賈誼諸賦，打破了屈、宋騷體專事抒情的傳統，造成漢代《太玄賦》、《幽通賦》等一批類似作品的興起，并使之在題材上呈現出紛繁多元的格局。
賈誼的騷體賦作，還開了有漢一代模仿楚騷的風氣。從東方朔等人的代言體作品，到漢武帝《吊李夫人賦》、司馬相如《長門賦》、劉歆《遂初賦》、班彪《北征賦》、馮衍《顯志賦》、張衡《思玄賦》、蔡邕《述行賦》等，可謂綿綿不絕，蔚成大觀。騷體賦在兩漢的繁榮，當然有統治者的喜好、道家神仙思想的流行等社會原因，但賈誼以文壇巨子的身份開風氣之先，樹立仿“騷”的旗幟，對于這一文學風氣的形成，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賈誼辭賦對“楚辭學”也具有重要意義。楚辭學是對楚辭進行研究的學問，兩千多年來，楚辭學已形成了自己專門的發展歷史。然而在楚辭研究領域，關于屈原的生平事跡，一直缺乏確切可信的文獻資料，事實上這個問題至今也未能得到解決，以致國內外不斷有學者提出“屈原否定論”，否定屈原存在的真實性。所幸的是，賈誼的賦作，畢竟給人們提供了一些極有價值的信息。《吊屈原賦》中寫道：“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已矣，國其莫吾知兮……何必懷此都也！”生長于北方洛陽的賈誼，通過“仄聞”得知屈原的身世及《離騷》等作品，并由于遭遇的相似和心靈的共鳴，在湘水之濱寫下這篇名作，從而使屈原這個光輝的名字首次載于文獻。同時通過作品，我們還可以了解到屈原“遭世罔極”、“自沉汨羅”的事跡，了解到屈原是《離騷》的作者，以及漢初流傳的《離騷》即我們今天所見之《離騷》等寶貴情況。賈誼離屈原的時代不過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處于漢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這些可信程度相當高的史實，對于后世的屈原研究、對于駁斥“屈原否定論”者的輕率荒謬，都有十分重要的資料價值。
賈誼對屈原的基本態度也直接影響到漢代人對屈原的評價。他對屈原的不幸遭遇是同情的，對其峻潔的品行也是崇敬的，但他又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屈原應該選擇歸隱或另投明主，因而責怪屈原不知權變，過于拘謹，以致造成投水自盡的悲劇。賈誼這種同情、崇敬加不理解的態度，后來幾乎成為漢代人評價屈原的固定模式，司馬遷來到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揚雄讀《離騷》，“悲其文”，“未嘗不垂涕”，卻又認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漢書·揚雄傳》）；班固在《漢書》的《地理志》、《藝文志》、《賈誼傳》等文獻中言及屈原時，均表示同情和崇敬，但在《離騷序》中卻主張君子“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批評屈原“忿懟不容，沉江而死”的行為。班彪、蔡邕等人亦有類似的看法。這種評價屈原的基本模式幾乎貫穿了整個漢代，直到東漢王逸編《楚辭章句》才有所變化，而漢代以后，這種觀點仍然被許多研究者所采用，可見他在楚辭學方面的影響之大。
長期以來，關于“辭”、“賦”究竟是一體還是異體的問題，學術界一直沒有統一的意見。若說一體，《離騷》、《九歌》分明是詩，而《七發》、《子虛》等漢代典型的大賦更接近散文；若說異體呢，則《長門賦》、《述行賦》等許多騷體作品又分明以“賦”稱名，似乎又可歸入賦類。殊不知如許麻煩，竟也是由賈誼的辭賦而起。
一般認為，荀子的《賦篇》是最早以“賦”名篇的作品，但《賦篇》所轄的五個單篇并未命名為“禮賦”、“知賦”等，且其篇末還附有“小歌”和“ 佹 詩”，可見《賦篇》中的“賦”并非確指文學體裁；而傳為宋玉所作的《高唐賦》等作品，正如陸侃如等不少學者所認為的那樣，確是很可疑之事。因此最早正式以“賦”名篇的作品，應該是賈誼的《吊屈原賦》。眾所周知，漢賦體制到漢武帝時期才正式建立，漢初文壇幾乎被“楚辭”的勢力所控制，同時賈誼憑吊的對象是“楚辭”的締造者屈原，這就決定了他選用“楚辭體”（即騷體）的形式。然而用的是“楚辭體”，為什么卻要以“賦”名之呢？我的推測是：當時尚無“楚辭”之名，故不可能稱“辭”；此篇純為誦作，不被管弦，故不可能稱“歌”；當時“詩”為《詩經》的專稱，亦不可能稱“詩”。既要有別于《詩》，又要有別于文，賈誼只好用與《詩》的關系非常密切、又能確切地表示“吟誦”之義的“賦”來命名。近人陸侃如說賈誼辭作是“襲荀卿‘賦'的名稱，而用屈原‘辭'的形式”（《宋玉》第 94 頁，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9 年版），這是很有道理的。
無論賈誼以賦名篇出于何因，是他最早將“賦”名與“辭”體混合起來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一事實使先秦時在意義上并無內在聯系的“辭”與“賦”，當它們以文體稱謂出現時，卻結下了不解之緣。賈誼有經國濟世之才，又是屬文之大家，在漢人心目中具有相當高的地位。他將自己的“楚辭體”作品以“賦”名之，慣于承襲模仿的漢人便不再多加細究，據此理解為“辭”即為“賦”。于是對于屈原、宋玉的辭作以及后人的擬作，或稱辭或稱賦，兩個概念的使用日益混淆，逐漸地辭、賦不分了。因此，作為最早將“賦”名與“辭”體結合起來的賈誼作品，其對后代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容低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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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勛論文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