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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25日，中國社科院為“中國哲學界第一人”金岳霖110周年誕辰舉行紀念大會。這位百年中國文化史之第二代中堅者，以毫無雜質的赤子之心，孤往的精神和杰出成就，給予我們諸多回憶——晚年“變身”之謎，以及穿越時空的“傳奇、迷霧”般的往事。

　　據新京報報道 25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報告廳內，舉行哲學大師金岳霖教授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其侄孫來京，將首次澄清其祖籍地為浙江諸暨，而非湖南長沙。

　　金岳霖是我國2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杰出的教育家，為中國第一批院士。百年中國文化史分為五代，胡適、金岳霖、馮友蘭、陳寅恪等為第二代之中堅，錢鐘書、費孝通等為第三代之重鎮。（毛學文）

　　金岳霖（1895—1984），中國現代哲學家、邏輯學家。字龍蓀，浙江諸暨人。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1914年考取官費留學生。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1年到英國學習。1925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副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從事哲學和邏輯學的教學、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金岳霖是把西方現代邏輯介紹到中國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相結合，建立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培養了一大批有較高素養的哲學和邏輯學專門人才。著有《論道》、《邏輯》和《知識論》，只憑三本著作，林岳霖就奠定了他在中國哲學界的地位，其中《知識論》更在中國哲學史上首次構建了完整的知識論體系。

　　金岳霖

　　一代大師毫無雜質的赤子之心

　　中國哲學和邏輯學界有金岳霖這位當代的大智者，實在是一大幸事。金岳霖的一生，是復雜的也是單純的，是傳奇的也是寂寞的。今年是金老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我們是懷著景仰的心情作這篇文章的，不敢辜負“大師”這個字眼，希望能夠籍此表達對金岳霖先生的懷念與紀念。

　　●孤往精神和杰出成就

　　金岳霖早年是學商業和政治學的，可能這些學問對他的智力不構成任何挑戰，所以他對這些“玩意”一點興趣都沒有。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秦麗蓮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幾個人不知為了什么事吵了起來，這三個人居然也跟進去和他們爭論。從此，金岳霖開始對邏輯產生興趣。當閱讀到新黑格爾主義的哲學家T.H.格林著作時，他說他才頭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賞和認同，從此之后他對哲學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拾。

　　“在中國哲學界，以金岳霖先生為第一人”，張申府這番話嚴格地說來也是并不虛妄的。大概可以說，20年代金先生歸國后，哲學界人物中像金先生那樣對西方哲學有較深入的了解，并能作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績，是前所未有的。

　　華東師大哲學系楊國榮教授是系統研究金岳霖哲學體系的專家，他將金岳霖放到整個中國近代“新實在論”的發展史中來考察，他指出：“中國近代新實在論的另一重鎮是金岳霖。但與馮友蘭以人生哲學為目標構建新理學不同，金岳霖的注重點更多地指向認識論與方法論，其理論與新實在論有親近的一面，也有與之相出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金岳霖的理論建樹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實證主義思潮的邏輯終結。”

　　金岳霖最終還是沒法擺脫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西方邏輯實證主義只能作為他認識世界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而中國的那些近乎不可言說的形而上學則總是讓他不能忘懷，他野心勃勃地要進入“無極而太極中的宇宙洪流上去”，要學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在對道家哲學的新開拓方面，還沒有一個近現代思想家比他走得更遠。

　　●老頑童的赤子之心

　　青年批評家王曉漁眼中的金岳霖是個孩子氣很重的人，他說：“金岳霖先生是一個‘頑童哲學家’，不管在別人的回憶文章還是他自己的回憶錄里，他都是一個‘天真漢’的形象。”

　　金岳霖生前經常做一些有趣的事，他有時居然會把自己的名字忘記。有一回他給陶孟和打電話，陶家的傭人問：“您哪位？”他張口結舌答不出來，又不好意思說忘記了，只好說：“你不要管，請陶先生接電話就行了。”但那個傭人說不行，他便又請求了兩三次，還是不行。于是他跑去問給他拉洋車的王喜，誰想王喜也說不知道。他急了，問：“你有沒有聽別人說過？”王喜這才想起：“我聽見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彌陀佛，原來姓“金”！

　　金岳霖非常受學生歡迎，因為他最“好玩”。在西南聯大，有一回學生請他講小說與哲學的關系，他就去講，講完之后得出一個結論：小說與哲學沒有關系。

　　金岳霖的身上有一股赤子之心，如果沒有對哲學和邏輯學心無旁騖的研究激情，他不可能在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遠，如此之深；要是沒有對真理的認同感，對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他也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堅決地徹底批判自己的哲學體系，將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信仰推翻重來。和他同時代的哲學家相比，金岳霖是最特殊的一個。他的哲學體系幾乎不涉及歷史和人，他總是熱衷于哲學命題的邏輯分析，有時不免給人極其枯燥晦澀的印象。在這個他所構建起來的龐大哲學體系中，金岳霖廣泛討論了時空、因果等“天道”問題，試圖為自己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不得不提的林徽因

　　真正懂得愛情的是金先生，他對林徽因的癡戀才叫“三洲人士共驚聞”。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家里幾乎每周都有沙龍聚會，金岳霖始終是梁家沙龍座上常客。他們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長期以來，一直是毗鄰而居。金岳霖對林徽因人品才華贊羨至極，十分呵護；林徽因對他亦十分欽佩敬愛，他們之間的心靈溝通可謂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靜的金岳霖仲裁。

　　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講道：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筑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于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么請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自始至終都以最高的理智駕馭自己的感情，他終生未娶，愛了林徽因一生。

　　●一些片段的回憶

　　金岳霖學生、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他隨便得很，教授沒有像他那么隨便的，他有時候在講壇上走來走去，這個不說了，有時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對著大家，在那里講課。他還有個特點，他不寫字，很少在黑板上寫字，也帶支粉筆，不過沒什么用。”

　　書法家歐陽中石：“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語言很少，很木訥，但給人印像不見得不深刻。像給你介紹個人，‘他’，‘他’，好像是經過了一番思索，稱他先生呢，還是稱他同志呢，想了半天，‘先生吧’，這才說出來，可見他是經過了好幾個思索才落定個先生上，其實這個沒有動作，沒有內容，可是就是他這么一遲鈍，反而覺得大有文章。”

　　作家汪曾祺：“他養了一只很大的斗雞（云南出斗雞）。這只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人民網 王丹）

　　穿越時空的 有傳奇還有迷霧

　　從1984年7月開始，90高齡的金岳霖身體狀況已如風雨中飄搖的小舟，他開始腹瀉、發燒、咳嗽，痰有時堵在喉嚨里下不來，3個月后，他在自己的寓所里與世長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汝信先生在回憶自己去為金岳霖先生送行的那一幕時，仍然不能掩飾自己內心的激動：“我和哲學所其他同志一起幫著把他的遺體抬上擔架，這才發現他離去時穿的竟是一套破舊的內衣，在悲痛中我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

　　這位老人一生既單純又復雜，他早年在哲學上的孤往精神和杰出成就曾經讓一代人為之景仰，但他晚年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轉變也頗為后來者所詬病。今年的7月14日是金岳霖先生誕辰110周年的紀念日（這里根據的是“民國”版《暨陽靈泉金氏宗譜》，與另一說8月26日略有不同），在此之際，回顧這位睿智老人不平凡的人生和思路歷程，對于現代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仍有著不尋常的啟發意義。

　　晚年金岳霖“變身”之謎

　　在金岳霖那里，西方邏輯實證主義只是作為認識世界的一種工具，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才能讓他感到“情感上的滿足”。

　　晚年的金岳霖一度讓許紀霖教授看不懂。一個書齋里滿足于抽象概念的辨析和邏輯演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怎么忽然就變得這樣激進？不僅在各種批判會上做“深刻”的自我批評，而且頻繁出現在各種批判胡適、梁漱溟、費孝通、章伯鈞的會議上，乃至他終生崇敬的羅素，也要為某種政治需要，而和他劃清界限。老母雞變鴨，這和早年那個冷靜地對他的弟子殷海光說出“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這番高論的金岳霖似乎完全不同了，這真是一個迷霧重重的疑團。

　　金岳霖是寂寞的。他自己的得意之作《論道》出版后雖然得了個中國學術著作二等獎，但并未引起學術界太大的興趣，這讓他非常失望。在和弟子馮契的一次對話中，金岳霖顯得牢騷滿腹：“《論道》這本書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點反應也沒有。沒有評論，也沒有人罵！”

　　雖然在湖南飯店里有談不盡的話題，但他從來沒有辦法讓他的朋友們懂得他的哲學。至于林徽因，她眼中的金岳霖恐怕更多的是那個在他們夫婦吵架時以冷靜的邏輯分析來給他們勸架的老金，那個每天早上讓廚師做好新鮮的面包然后給她送去的風度翩翩的紳士。

　　相對于這些生活中的朋友，金岳霖也許更需要的是哲學上的對話者和同好，這可以部分解釋他為什么在解放后那么積極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羅崗對國內某些批判金岳霖晚年思想轉變的學者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金岳霖這一代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救亡圖存的理念在，面對舊中國的民族危機，每一個熱血青年都不能為之釋懷，面對新中國的成立當然有種自豪感、認同感，甚至油然而生一種感激和為之報效之情，所以不能簡單化地認為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這是個非常復雜的思想變化過程。早在他的弟子馮契秘密參加地下黨的工作去前方抗日時，金岳霖就非常贊賞他的行動，連聲說好。1939年，馮契回到昆明，金岳霖一見到他，就迫不急待地邀請他到自己的寓所去聊聊天。當馮契說起敵后根據地的軍民如何勇敢，如何英勇殺敵時，金岳霖非常高興，稱贊八路軍和游擊隊能征善戰，對他們很有好感，并且說出了一句很能代表這一輩知識分子思想的話來：“我們這一代人，一直擔心中國要被瓜分，要亡國；能把日本鬼子打敗，中國就有希望了。”

　　從他的哲學體系來看，也很有些外道內儒的意思，總是希望能將自己的哲學經世濟用。在《對于政治，我是一個“辯證的矛盾”》一文中，金岳霖自述自己一方面對政治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則是他對政治的興趣非常之大，這種矛盾其實一直貫穿于他的一生之中。

　　王曉漁的看法是希望不要將金岳霖的個案抽象地、脫離歷史地看待，他說：“金岳霖的書生本色非常難得，但是在一個放不下一張安靜書桌的‘大時代’，書生意氣又使他不免留下一些在后人看來有些‘幼稚’的行為和言論。今天，與其苛責哲學家的‘幼稚病’，不如反思那個‘頑童’也無法保持本真狀態的時代。”金岳霖的思想變化有他自身的因素在，但也不能排除時代的烙印，這不僅是金岳霖先生一個人的悲劇，也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

　　這位曾經被譽為“中國哲學界第一人”的一代哲學巨匠已經離我們遠去了。作為一代宗師，他留下的不僅有三部極有分量的學術經典（《邏輯》、《論道》和《知識論》），而且培養了包括王浩、馮契、沈有鼎、殷海光在內的一大批大師級的弟子，可謂桃李滿天下。

　　8月25至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民盟中央等單位將在北京共同舉辦紀念金岳霖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暨學術研討會，緬懷和反思這位學術大師的學術生涯，這一定是重新理解金岳霖這個復雜人物的一個良好的契機。

　　“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

　　金岳霖早年是學商業和政治學的，可能這些學問對他的智力不構成任何挑戰，所以他對這些“玩意”一點興趣都沒有。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秦麗蓮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幾個人不知為了什么事吵了起來，這三個人居然也跟進去和他們爭論。從此，金岳霖開始對邏輯產生興趣。當閱讀到新黑格爾主義的哲學家T.H.格林著作時，他說他才頭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賞和認同，從此之后他對哲學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拾。但真正讓金岳霖感到震撼的，還是休謨的經驗主義哲學著作。1922年，金岳霖來到倫敦繼續深造，在英國的那三個月，金岳霖將所有時間都集中在閱讀休謨的著作上。

　　套用形式邏輯的術語，休謨的出現只是金岳霖改行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金岳霖成為后來的金岳霖，說起來還有一點偶然。金岳霖回國后在清華任教，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原來教邏輯，后來因事不教了，可能是對金岳霖的邏輯思辯能力有一種感性的信任，他推薦金岳霖來代替他的位置。這使從來沒有系統學過和教過邏輯學的金岳霖只能趕鴨子上架，硬著頭皮來做這樁苦差事。

　　但他很快就喜歡上了這門學科。深入的研究使他對休謨的經驗主義批判尤為切中肯綮。休謨認為歸納法在邏輯上無解，因為歸納的前提總是關于以往的事實，而結論則指向將來，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他對歸納法采取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在這方面，金岳霖提出了自己獨特的回答：無論將來如何，都不會推翻以往，因為特例一旦發生，它就不再是未來的事了。而這種特例推翻的，也只是歸納的具體結論，而非歸納的原則，他的這種論證方法，和邏輯實證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華東師大哲學系楊國榮教授是系統研究金岳霖哲學體系的專家，他將金岳霖放到整個中國近代“新實在論”的發展史中來考察，他指出：“中國近代新實在論的另一重鎮是金岳霖。但與馮友蘭以人生哲學為目標構建新理學不同，金岳霖的注重點更多地指向認識論與方法論，其理論與新實在論有親近的一面，也有與之相出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金岳霖的理論建樹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實證主義思潮的邏輯終結。”

　　金岳霖最終還是沒法擺脫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西方邏輯實證主義只能作為他認識世界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卻無法成為他的哲學起點，讓他感到“情感上的滿足”。而中國的那些近乎不可言說的形而上學則總是讓他不能忘懷，他野心勃勃地要進入“無極而太極中的宇宙洪流上去”，要學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在對道家哲學的新開拓方面，還沒有一個近現代思想家比他走得更遠。

　　華東師大中文系青年學者羅崗認為，當下的中國學者不是服膺于西學，就是以傳統相標榜，已經很少有老一輩學者中那種中學西學兼容并蓄的學術態度和學術方法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紀念金岳霖先生，更應該深入學習金岳霖先生的這種治學之道。

　　附：金岳霖年表

　　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市；

　　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

　　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1921年，到英國學習，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聽課；

　　19261929年，清華聘請金岳霖講授邏輯學。秋，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6年，《邏輯》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

　　1938年，西南聯大成立，金岳霖任聯大文學院心理學系教授兼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

　　1940年，《論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獲最佳學術著作評選二等獎；

　　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50年，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全國6所大學哲學系合并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金岳霖任系主任；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成立，金岳霖任學部委員。9月底，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邏輯研究組組長；

　　1965年，《羅素哲學批判》一書完稿；

　　197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所長兼研究室主任；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舉行“金岳霖同志從事哲學、邏輯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慶祝會”；

　　1983年，《知識論》一書時隔40余年，終于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

　　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歲。

　　金岳霖：老頑童和他的“湖南飯店”

　　青年批評家王曉漁眼中的金岳霖是個孩子氣很重的人，他說：“金岳霖先生是一個‘頑童哲學家’，不管在別人的回憶文章還是他自己的回憶錄里，他都是一個‘天真漢’的形象。”這種看法基本上代表了人們對金岳霖的印象。

　　金岳霖生前好友陳公惠記得金先生在國外的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金岳霖在返回宿舍的路上偶遇房東太太，心情可能并不是太好，房東太太是個細心人，她發現了他的臉色有些不愉快的意思，就問他：“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興的事呢？”金岳霖就順水推舟地說：“我在國內的女友來信要和我吹了。”然后一溜煙跑到湖邊去，這可把房東太太給嚇壞了，忙找人來勸他不要想不開，而金岳霖卻樂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的身上有一股赤子之心，如果沒有對哲學和邏輯學心無旁騖的研究激情，他不可能在本體論和認識論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遠，如此之深；要是沒有對真理的認同感，對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他也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堅決地徹底批判自己的哲學體系，將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信仰推翻重來。和他同時代的哲學家相比，金岳霖是最特殊的一個。他的哲學體系幾乎不涉及歷史和人，他總是熱衷于哲學命題的邏輯分析，有時不免給人極其枯燥晦澀的印象。在這個他所構建起來的龐大哲學體系中，金岳霖廣泛討論了時空、因果等“天道”問題，試圖為自己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上世紀30年代他在自己的寓所里，苦思冥想，在抽象的思想海洋中自得其樂，有時甚至將生死置之度外。抗日戰爭爆發后，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合并，在云南成立了西南聯大，金岳霖也南遷昆明，當時他就住在昆華師范學校（原來學校里的師生都已經遣散下鄉了）一幢學生宿舍樓里。金岳霖治學有個習慣，每周不去上課的三天時間，他都埋頭于學問，概不見客，這一習慣雷打不動。

　　1938年9月28日，日本敵機空襲云南，空襲警報拉響后，只有金岳霖因為在書齋里苦讀而沒有理會，結果幾枚炸彈就在金岳霖那幢樓的前后左右開花，也算是金先生命大，當他被炸彈驚醒，從樓里跑出來，前后兩幢樓已經不復存在，地上一片狼藉，而他竟茫然不知發生了什么事。

　　看來金岳霖先生的住所還是個比較危險的地方，不過由于他的好客，他的天真爛漫，他的朋友在周末總喜歡到他家里來飲茶清談，使這里成了一個很出名的知識分子沙龍———被熟人戲稱為“湖南飯店”，大概是取湖南人的飯館熱火朝天的意思罷了。

　　每到星期六，他的住所里就熱鬧非凡，張奚若、陶孟和在這里講政治，書畫好手鄧叔存會帶上他的一兩幅作品來與朋友們共享，金岳霖也比較識趣，不在這里講他那些“倒朋友胃口”的道、式、能等抽象概念，而總是喜歡把話題引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喜歡的建筑或者文學、書畫上來，不曉得是不是因為要“投其所好”而“出此下策”，還是他真的也對建筑很感興趣，反正在他現存的文章中，沒有一篇是談到建筑的。（東方早報 河西 整理）

來源：國際在線·文化頻道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