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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湖北宜都縣（今宜都市）陸城鎮人。他譜名開科，字云朋，號心物。榜名愷，后更名守敬，字鵬云，號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黃州東坡雪堂旁筑書樓“鄰蘇園”，故又別署鄰蘇老人。關于他的生平事跡，其自訂《鄰蘇老人年譜》（以下簡稱《年譜》） [1] 及楊氏后裔編撰的《和州楊氏三修家譜》（以下簡稱《家譜》） [2] 記述頗詳，近現代學者撰寫的有關他的傳記文章介紹亦較全面 [3] 。惟其生年則有兩種說法，雖說這種差異尚不至對研究工作帶來多么嚴重的影響，但從中卻可使我們了解到封建科舉、職官中的“官年”現象。
　　 據楊守敬自訂《年譜》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時，吾以生。”按道光十九年即 1839 年，楊氏《家譜》亦持此說。這個年代和日期由于出自楊氏本人所說，因而得到普遍的認同，絕大多數論著在記載楊守敬生年時都采納了這一說法。然而，《鄰蘇老人鄉試硃卷》（以下簡稱《硃卷》） [4] 前“履歷”中，楊守敬填寫的出生年月日卻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時”。此處之“庚子年”為道光二十年，即 1840 年。該《硃卷》是楊守敬同治元年（ 1862 年）考中舉人的試卷，后經楊家刊刻傳世。與《年譜》相比，生年有一歲之差。
　　 《年譜》與《硃卷》皆源于楊守敬本人之手，白紙黑字，言之鑿鑿，似乎不容質疑，但又確有一年之差，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針對于此，已有文章進行了探討 [5] ，不過，似乎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根據《年譜》、《家譜》和《硃卷》的記載，楊守敬在家排行居長。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楊開甲（號先三），楊氏自訂《年譜》“二歲”條明確記載：“九月初一日丑時，弟先三生。”《家譜》卷十四也記載：“開甲，字占元，號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時。”二書所記楊開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一日，公歷為 1840 年 9 月 26 日。而若依據《硃卷》的記載，楊守敬出生于“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 1840 年 5 月 16 日），則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個月零十天，顯然，這是不合常理的。另據《家譜》卷十三記載，楊守敬的父親名有純，字粹然，他初娶王氏為妻，無子。續娶黎氏，“子二，開科、開甲，俱黎出”。既然生母均為黎氏，因此作為哥哥的楊守敬早出生一年，即如《年譜》所載出生于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1839 年 5 月 27 日）才是可信的。
　　 那么，為何楊守敬當年參加舉人考試填寫“履歷”時會寫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呢？究其緣故，當與封建科舉、職官中的“官年”現象有關。
　　 “官年”現象由來已久。南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三“實年官年”條記載：

　　士大夫敘官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于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籍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于是實年、官年之字，形于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 [6]

洪邁這段話反映出五點值得注意的問題：其一，官年現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當起碼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減歲和增歲之別，減歲之人多為以平民身份應試者，增歲之人則多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現主要是封建知識分子為在科舉進仕的道路上爭取更多、更好的機會而虛報年齡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應試舉子中通行的一種約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當時也并非被所有應試舉子所認同；其五，對于這種虛報年齡的作法，當時的統治者是默認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隱諱。
　　 宋代之后這種慣例似乎一直在延續，至少尚未見歷朝對此嚴加取締過 [⑦] 。事實上，直到清末科舉制度被廢除為止，這一俗例始終綿延不絕。近人朱彭壽所著《安樂康平室隨筆》記載的一件事足以引為佐證，其文曰：

　　文人為士大夫撰墓志傳狀，于生卒年歲最宜詳考，稍不經意，即易傳訛。猶憶光緒壬辰八月間，壽陽祁文恪師世長，卒于工部尚書任內，時年六十有九，實生于道光甲申。然舊時所刻鄉、會試硃卷，則皆作乙酉生，蓋循俗例，應試時少填一歲耳。迨接訃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壽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與年歲計之，殊不相應。……后讀王益吾祭酒《虛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則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殆仍據訃告所載，而以年歲推算不合，遂減去一歲，俾與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實年，則竟遭改削矣。 [8]

朱彭壽所謂“應試時少填一歲”的說法與洪邁“官年”之說可謂一脈相承，這無疑說明“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而且從朱氏用“俗例”一詞表述來看，清時官年可能仍未成為科舉、職官制度中的正式則例。
　　 此外，朱氏這段話中還涉及到一個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即由于許多參加科舉考試的人虛報年齡，他們一旦中舉，往往按慣例將硃卷刊刻傳世，硃卷“履歷”上填寫的官年與其實際生年就會出現差異，很容易造成生年、享年記載上的錯誤。與此相類，封建科舉的“登科錄”中也應該存在著官年問題。因為“登科錄”所記載的中式者姓名、籍貫、年歲、家庭等情況，都是主要依據登第者應試時填報的“履歷”的。
　　 事實上，這種記載的歧異在宋代就已經出現。南宋以“負王赴海死”而彪炳青史的陸秀夫，其生年、享年早有不同說法。《宋史·陸秀夫傳》載：“至元十六年二月，……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9] 《陸氏宗譜》中有一篇《宋丞相長子繇敘事譜源》，文中記述其父陸秀夫的卒年：“時祥興二年二月，先君生年已四十四矣。” [10] 南宋祥興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公歷為 1279 年，若據此上推四十四年，則陸秀夫生年當在南宋端平三年（ 1236 ）。
　　 與上面這兩條史料記載不同的是，無名氏編《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陸秀夫”名下曰：“字君實，……年十九，十月初八寅時生。” [11] 南宋寶祐四年為公歷 1256 年，據此上推十九年，陸秀夫生年當在南宋嘉熙二年（ 1238 ），則其終年為四十二歲。另外，與陸秀夫同時代的淮陰人龔開所撰《宋陸君實傳》也記載其終年“四十二”。 [12]
　　針對上述不同記載，已有學者作出研究，認定《宋史》有誤，甚至認為《陸氏宗譜》是“偽作”。而其主要論據就是“《登科錄》應為確定陸秀夫生年的第一手資料”。 [13] 顯然作者這里沒有把“官年”現象考慮進去。
　　 為了進一步印證“官年”現象的存在及其演變，筆者查閱了顧廷龍主編的《清代硃卷集成》 [14] ，從中選出 30 位既有硃卷“履歷”，又有年譜的清人進行對比研究，結果發現有 17 位硃卷“履歷”上所填的官年與年譜所記生年是不同的。茲先列表如下：

按：上表“年譜所記生年”一欄資料主要來源王云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北商務印書館， 1978 — 1990 ）、《中國歷代名人年譜匯編》第一輯（臺北廣文書局， 1972 ）、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三書的相關記載。
　　 需要說明的是，上表中崇實、李鐘玨、唐文治、錢世銘、吳大徵、高覲昌、王祖畬、繆荃孫等八人的年譜均為自訂，而其與硃卷“履歷”所記官年竟有一至六年差異，足見楊守敬自訂《年譜》與鄉試《硃卷》“履歷”相差一年并非特例。
　　 另外，更為有意思的是江仁徵的兩份硃卷，一份是他光緒五年參加鄉試的硃卷，“履歷”所填生日為“咸豐乙卯歲八月二十三日”，即公歷 1855 年 10 月 3 日；另一份是他光緒十六年參加會試的硃卷，“履歷”所填生日卻改為“咸豐丁巳八月二十三日”，即公歷 1857 年 10 月 10 日。兩份硃卷所填農歷的生日盡管都是“八月二十三日”，但年份卻整整相差了兩年，更與其年譜 [15] 所載咸豐二年（ 1852 ）的生年分別相差了三年和五年。這足以說明硃卷“履歷”所填官年的不確定性，而江氏等人想通過減歲達到銓選上的某種優勢的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上表中還可以看出，年譜與硃卷“履歷”所記生年相差年數盡管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即硃卷“履歷”所填官年都比年譜所記生年要小，而沒有出現洪邁所說的“增歲”現象。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增歲官年現象，但從朱彭壽只強調“應試時少填”歲數的作法，至少說明官年發展到清代時減歲是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即以朱彭壽本人為例也是如此，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朱氏出生于同治八年（ 1869 ） [16] ，而他參加的光緒乙未（二十一年、 1895 ）科會試硃卷“履歷”中所填的生年卻是“同治十年（ 1871 ）” [17] ，比他的實際生年整整少填了兩歲。可見，應試時少填歲數是當時通行的官年俗例，至于少填幾歲，則因人而異，并不固定，一般以一至二歲為多。
　　 如上所論，硃卷“履歷”上所填的往往是應試者虛報的一個生年，而一旦他通過科舉考試最終進仕的話，這個生年也就往往成為他今后官員履歷表上官年（履歷表稱為“現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從科舉延伸到職官之中。由于硃卷上的官年是虛報的生年，也就必然導致官員履歷表上的官年是一個不真實的現年，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清代官員的履歷表中清楚地看出來。
　　 還以江仁徵為例，光緒三十二年（ 1906 ），他被銓選為江西吉安府永新縣知縣，其上報的履歷上明確寫道：“臣江仁徵，浙江進士，年五十歲。” [18] 五十歲是他當時的現年，從光緒三十二年上推五十年，正好是咸豐七年（ 1857 ），即他光緒十六年會試硃卷“履歷”上所填的生年。而實際上 1906 年他已經五十五歲了。
　　 可見，不論是科舉試卷上的生年，還是官員履歷表上的現年都屬于官年的一種，鑒于其產生及發展的特殊背景，其中不真實的成分明顯大于按編年寫成的年譜。由此我們也就可以做出一個明確地結論：楊守敬在鄉試《硃卷》上填報的“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時”生，正是按照官年俗例少填了一歲，從而造成了《硃卷》與《年譜》所載出生年不同的后果。
　　 由于“官年”一直未成為封建科舉、職官制度中的正式則例，加之這種虛報年齡的作法及用心也的確并不光明正大。因此，盡管起碼自宋代以來，官年俗例就長期流傳，但在官、私文獻中卻少有記載，也未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雖然官年現象對于科舉、職官制度的整體而言并無大礙，但鑒于唐宋以來中國封建知識分子幾乎走的是都這條科舉進仕的道路，因而在涉及到這一時期歷史人物生年、享年等問題的研究上，官年現象應該得到重視。

[1] 《鄰蘇老人年譜》是楊守敬在七十三歲時親自編定的，余下的四年，由其弟子熊會貞續補而成，是記載楊氏生平事跡最重要的一部文獻。收入《楊守敬集》第 1 冊，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2] 《和州楊氏三修家譜》，民國二十五年（ 1936 ）宜都徐氏刊本，十五冊。
[3] 近百年來各方面撰寫的楊守敬傳記文章有數十篇之多，其中重要者如：陳三立《宜都楊先生墓志銘》（《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一）、袁同禮《楊惺吾先生（ 1839 —— 1915 ）小傳》（《圖書館學季刊》第 1 卷第 4 期， 1926 年）、容肇祖《史地學家楊守敬》（《禹貢》半月刊第 3 卷第 1 期， 1935 年）、汪辟疆《楊守敬熊會貞傳》（《國史館館刊》第 1 卷第 1 期， 1947 年）等。詳情參見拙文《八十年來楊守敬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 1997 年第 2 期。
[4] 《鄰蘇老人鄉試硃卷》，楊氏家刻本，一冊。原本雕版，上魚尾，魚尾下有“壬戌恩科并補行辛酉科”十字。《硃卷》包括“履歷”、“批語”、“鄉試硃卷”三部分，共 18 頁。宜都楊守敬紀念館惠贈復印本，謹此致謝。
[5] 參見《楊守敬集》第 13 冊，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6] 《容齋隨筆》，第 647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7] 檢索宋代以后的“正史”、“十通”、“會要”、“會典”等文獻及其工具書，尚未見到相關的記載。
[8] 《安樂康平室隨筆》卷一，第 161 頁，中華書局， 1982 。
[9] 《宋史》卷四五一，第 13276 頁，中華書局， 1979 。
[10] 《陸氏宗譜》，清光緒十年（ 1884 ）刊本。
[11] 《四庫全書》史部七。
[12] 明王夢熊編《宋左丞相陸公全書》，清道光年間鹽城陶氏刊本。
[13] 孫炳元：《陸秀夫事跡考》，載《鹽城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 2000 年第 1 期。持《宋史》記載有誤觀點的還有：顧吉辰：《宋史比事質疑》“陸秀夫卒年四十二”條，第 501 頁，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7 。
[14] 該書匯集清代會試、鄉試、貢試硃卷八千余種，其中就包括朱彭壽“壽鑫樓”所藏的二千余冊。臺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2 。
[15] 參見張壽鏞編《江亭芙先生年歷》，《味吾廬外紀》附，載《四明叢書》八集之五，民國三十七年（ 1948 ）四明張氏刊本。
[16] 參見《安樂康平室隨筆·前言》，中華書局， 1982 。
[17] 載見《清代硃卷集成》，第 84 冊，第 215 頁。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 594 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