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1839－1915），譜名開科，字惺吾、云鵬，守敬是諱，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
楊守敬先生是清末杰出的大學者，學識淵博，著述宏富，成就顯赫。通輿地，著《水經注疏》40卷，使我國沿革地理學達到了高峰。與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和李善蘭的算學被譽為清代“三絕”；精金石，成為“儲藏之富，當世罕匹”的金石學家；擅書法，楷行隸草篆諸體俱長，被譽為“日本現代書法的祖師”（王學仲語）；富收藏，藏書十萬余卷，其中海內外孤本逾萬卷，是近代的大收藏家，對我國文化典籍的保存功不可沒。另外在碑板目錄學上也造詣頗深。因此，楊守敬是一個集輿地、金石、書法、藏書、碑板目錄學之大成一身的大學者。
楊守敬先生的書法在其眾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這絲毫不影響其在我國書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鴻篇巨制，彪炳千秋的書法理論。楊守敬主張書法要“變”，變即是創新。他闡述后人的書法與前賢的書法“筆筆求肖，字字求合，終門外漢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灑灑14卷，目錄1卷。顧名思義，他是在探尋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論述文字的變革、書法的創新。“顧氏隸辨，皆依韻分篇，便于檢尋，然而偏旁錯雜，不足于見八法之變”。“北朝唐碑各有體格一碑，又有碑之體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諸家之長，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豈復成章法，此書之作欲使學者通書法之變”。楊守敬在此書中如此反復論述書法之變，其創新意識自然溢于字里行間。歷代書家定論在書法上要有新造詣，必須具備“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見，三要多寫。楊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時，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認為“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一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于行間”。應該肯定，這是其數十年對書法、對人生的感悟。
楊守敬先生不僅學富，而且品高。一是潛心藝事，無心仕途，十分痛恨統治人民的當權派。他曾被禮部選為安徽霍山知縣，他以“力辭不耐薄書”而拒任。袁世凱竊取大總統后，為了籠絡人心，聘他為顧問，并加以參政任，他又以“年老無意出山”拒絕赴京就任。二是資助鄉里，體貼民眾。三是熱愛祖國，駐日期間，購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化書籍，許多還是孤本，為保存我國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其二，熔漢鑄唐，獨拔藝林的書法藝術。楊守敬于書法，真草隸行篆諸體皆擅，但最具特色的當推其行楷。其門人熊會貞稱楊守敬“傳世書法古茂，直逼漢魏，蓋世無雙”。雖有些過譽，但仍可窺見一斑。其年譜中“求書者接踵于門，目不暇接繼之以夜”的記錄，可知其書法在當時的影響。陳上岷先生對楊守敬的傳世書法更是情有獨鐘，“熔漢鑄唐，兼有分隸引楷之長，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說是繼往開來，獨拔藝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見識廣博。大凡作為書家，只有學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楊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又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楊守敬先生說：“多讀書自能作文，多看名跡自能書”，這是至理名言。畢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說楊守敬“收奇選異，積簣成山”。勿庸置疑，見識廣博是其書法風格形成的堅實基礎。二是碑帖并尊，這是楊守敬書法制勝的高明之處。歷代書家重視南帖，而楊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習。有清一代，大興碑學，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絕對起來。而楊守敬始終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傳統，自立門戶。因此，其傳世書法形神兼備，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蒼勁，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頗有英姿而無媚骨”（陳上岷語）。三是多用側鋒。“大抵六朝書法，皆以側鋒取勢。”所謂藏鋒者，并外鋒在畫中之謂，蓋即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之謂。后人求藏鋒之說而不得，便創為中鋒以當之。其說亦是甚辯，而學其法者，書必不佳。且不說他人，試觀二王，有一筆不側鋒乎？惟側鋒而后有開闔、有陰陽、有向背、有轉折、有輕重、有起收、有停頓，古人所貴能用筆者以此，若鋒在畫中，是信筆而為之，毫必無力，安能力透紙背？且亦安能諸法之妙乎？”這則見解令人耳目一新，對先賢“筆筆中鋒”、“用筆千古不易”的觀點是一個重大的撞擊，也讓人明白了一種哲理，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物。更可貴的是楊守敬不作憑空臆造，不作無稽之談，而是身體力行去實踐自己的理論，并使之光大。這樣，促成了他的書法風格獨特，有異人之趣的筆意。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其書法高古、深遠、質樸、秀逸的一面。
（此文曾于2002年6月14日發表在《羲之書畫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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