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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先生的骨灰，在其去世三十四年后，終于在今年夏天（6月16日）得以安葬于江西廬山上的植物園內。陪伴其在地下長眠的，是其侄子——陳衡恪先生的次子陳封懷（1900-1993）。他是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廬山植物園的創始人之一。此外，還有那位《學衡》的大將，極力批評胡適白話詩的胡先驌——他其實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學家（當年那么起勁地反對胡適，其實不過是副業），作為中國近代植物學的創始人，不僅為發展我國的植物學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與陳封懷、秦仁昌一起，共同創辦了廬山植物園。

　　作為一代文化宗師，終能如此，在他人看來，也算是一個較好的結局——在被迫害致死后最終能夠安葬在廬山之上，不是比長年塵封于殯儀館內要好上許多？

　　然而，這并不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至少，按照陳寅恪先生生前愿望和其家屬的本意，先生的骨灰，應該是最后安放于錢塘江畔的杭州。這不僅是因為，在杭州錢塘江畔六合塔后的牌坊山上，有其父陳三立先生的墳墓。而且因為陳寅恪先生生前就有著濃郁的“杭州情結”——他一直是希望自己能夠在杭州安度晚年的。退一步說，就算是安放在廬山，那植物園也并非最合適之處，陳三立先生當年長住在廬山的松門別墅，才是最合適的地方。惜乎！星轉斗移，物是人非，松門別墅已不能安放，這才有了植物園內的長眠之地。

　　那么，為何說陳寅恪有“杭州情結”呢？

　　1948年12月15日，陳寅恪與胡適一道離開北京，乘機至南京，然后他與家人又到了上海，最后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邀，到了廣州，在嶺南大學任教。凡讀過陸鍵東之《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者，當不會忘記書中的有關記錄。對于陳寅恪為何選擇去廣州而沒有留在北京或離開大陸，書中有很好的解釋，學術界近年來也有新的發現，此處不贅。應該說，陳寅恪在嶺南大學得到高度重視，享受到很好的待遇，他沒有理由不滿意，事實上他也是滿意的，這從他的有關詩歌中可以看出。

　　不過，對所受待遇的滿意不能說明一切。廣州，并非陳寅恪心目中的長期居住之地，他更不想就在那里度過晚年，所謂“驚心節物到端陽，作客猶嗟滯五羊”是也。他認為在廣州只不過是暫時的滯留而已，也就是始終有一種作客的心態。

　　陳寅恪到廣州后，有機會與著名的經史小學名家朱師轍（字少濱）交往。此人比陳寅恪大11歲，與王國維同齡，陳寅恪與他當也屬于那種亦師亦友的關系。1951年，72歲的朱師轍退休后，如愿前往杭州安居養老。此舉引起陳寅恪的羨慕之情，在他所寫的《送朱少濱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一詩中，即表達出他也愿意在杭州安度晚年的想法：“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詩結后緣。”以后，他又在和朱師轍的詩中再次表露出對廣州居住氣候環境的不滿以及對杭州的向往：“粵濕燕寒俱所畏，錢唐真合是吾鄉”。所謂“粵濕燕寒”，除了暗示當時的政治氣候外，也是實寫。相對于北京的寒冷和廣州的濕熱，杭州的確不失為老年人居住的福地。事實上，當年有很多著名的學者，晚年都居住于杭州。而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在整個20世紀中，也都把杭州當作休息療養的好地方，那些至今遍布于西湖沿岸的大大小小的別墅行宮療養院之類，就是最好的說明。

　　當然，如果從休養角度看，從自然風景看，廬山也不差，那里的別墅數量也不比杭州少。但是廬山的弱點在于交通，在于它遠離了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而杭州，歷來有“上海的后花園”之稱，地理優勢決定了它在那些歷史人物心目中的地位。其次，就是杭州豐富的物產和舒適的生活環境，這是當年蘇軾、白居易等都親身體驗到的。至于作為六大古都之一的杭州在歷史文化方面的優勢，倒不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不過，我以為，陳寅恪之所以希望到杭州安度晚年，恐怕還和另一個人物有關，這就是那位以寫《再生緣》知名的才女陳端生，因為她的故居就在西湖之濱。倘若再擴大一點范圍，則應還有另一位才女柳如是——她也長期生活于江浙一帶，而杭州更是如此。從20世紀50年代起，她們先后成為陳寅恪筆下的主人公，應該不是一個偶然。至于那位在歷史上很有名氣卻系子虛烏有人物的蘇小小，是否也在陳寅恪先生心目中有一個小小的地位，我們只能去猜測了。不過，說陳寅恪有一種濃郁的“才女情結”，應該大致不差。而當這種才女情結與杭州聯系在一起時，就會轉化為強烈的“杭州情結”。

　　遺憾的是，陳寅恪終于沒有能夠實現他的愿望，從他到廣州起一直到去世，他就一次也沒有去過杭州。而在其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間，由于種種原因，他的骨灰也不能安放于杭州（據說杭州有關部門對此事不感興趣，理由是陳寅恪還算不上名人。又有說法為杭州方面聽說陳寅恪骨灰可能改葬廬山后突然轉變態度，同意葬在杭州甚至可以葬在西湖邊，但遭到陳氏后人婉拒）。是的，歷史上名人中與杭州有關的簡直太多太多，又哪里輪得到陳寅恪。僅就20世紀中國文學史而言，原籍浙江或長期生活于浙江的作家就幾乎占了半壁江山，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曾在杭州留下了值得紀念的東西，或者是其故居，或者是其題刻等。但這些并沒有都被保存下來，因為相對于他們，杭州還有更多更有名氣的文物需要保護呢。

　　其實，陳寅恪生前一直多少有點耿耿于懷的，就是他的生不逢時，或者說始終有一個年齡上的錯位問題。當年他任清華國學院導師時，四大導師中，梁啟超當仁不讓地是老大，比起他來，王國維只能算是晚輩，因為當年梁啟超任時務報主編時，王國維不過是一個小書記。而梁啟超當年在長沙辦時務學堂時，陳寅恪還是一個孩子。至于另一個趙元任，雖然年齡與陳寅恪相仿，但畢竟已經成家，在外界看來自然也就等于老了一點。這樣，陳寅恪就不得不成為其中最年輕的一位。何況當時的陳寅恪剛從國外回來，在學術上還沒有多少成就，也就很難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執教國學院期間，學生選聽他之課程及接受他之指導者很少，除了他的課極為艱深之原因外，其名氣不如其他三位也是一個因素。而這些，對于心氣極高的陳寅恪，自然是一種刺激。

　　1949年到廣州后的陳寅恪，雖然已經名滿天下，雖然也已步入晚年，但他當時的年齡還不夠進入所謂“某某老”的地位，因為通常的準入標準是70歲（是否與“人生七十古來稀”有關呢）。朱師轍因為夠了這個標準，才得以圓其去杭州的愿望，這恐怕是令陳寅恪既羨慕又有點不平的。當然，假如另有關系，則例外也不是沒有的。他的另一位朋友楊樹達，20世紀50年代居住在長沙，雖然年齡與陳寅恪差不多，但因為當年與毛澤東有一段師生關系，則所受待遇就大不同。毛澤東每次去湖南，幾乎都要邀請其吃飯。楊樹達在其去世前一年曾想去北京工作，就得到北京方面的支持，他也借開會之便親自赴京辦理此事。雖然因種種原因未果（表面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住房，其實不然，據說與郭沫若的作梗有關，楊樹達日記中也透露出此點），但畢竟有所行動。至于學術著作的出版，更是陳寅恪不能比的，楊樹達的書基本上都能及時出版，而陳寅恪則多次受到阻撓，甚至連他為楊樹達書所作序言都要被撤掉，對于這些差異陳寅恪能夠心如止水嗎？

　　陳寅恪終于等到了他的70歲，甚至還幾乎活到80歲，但那時的中國社會，已經不是50年代，他已經是要為自己的“老”付出代價了，而這代價竟然是他和他妻子的生命——他預見到這一點嗎？

　　中國人歷來有尊老的傳統，但“老”也要“老”得恰如其分，“老”得正是時候，否則陰差陽錯，所得到結局可能就大不同，這可能是陳寅恪沒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無法選擇的。歷史對歷史學家的種種作為所能反抗的，也許僅此一點吧。寫到這里，已經有對歷史大不敬之嫌，就此打住。

來源:中國學術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