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秦漢法律與吏治
無論立法還是執法，都離不開人這一因素。官吏正是聯系法律與社會的重要環節，法律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被應用于社會之中；吏治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法律的實效。因此，從戰國到秦漢，隨著官僚制度的確立與發展，吏治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第一節 法律對官吏的制約
法家一向強調"法治"而反對"人治"，但這并不等于他們完全忽視人的作用，相反，他們非常強調官吏應當"執法奉公"。韓非子曾把吏與民的關系比喻為根本與枝葉或綱與目的關系，主張"明主治吏不治民"。也就是說，君主通過加強吏治，就可以達到治民的目的，官吏是君主用以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
。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運動，無不運用賞、罰以強化吏治。商鞅就曾厲行"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
，并提出"無宿治"的原則以提高行政效率
。云夢睡虎地秦簡中的《語書》和《為吏之道》對秦時區別"良吏"與"惡吏"的標準做了原則性說明，為我們了解秦的吏治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語書》曰：
凡良吏明法律令，事無不能殹（也）；有（又）廉絜（潔）敦愨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獨治殹（也），故有公心；有（又)能自端殹（也），而惡與人辨治，是以不爭書。
也就是說"良吏"應通曉法令，廉潔誠實，出于"公心"而不獨斷專行，與同僚協調辦理公務而不搬弄是非。《為吏之道》也說：
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
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龔（恭）敬多讓。五者畢至，必有大賞。
而"惡吏"正與"良吏"相反。秦國整飭吏治，其效果是顯著的，這可以用荀子的評論來概括：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漢代統治者也很重視吏治，皇帝經常告誡官吏要守法奉公，即使昏庸如成、哀諸帝，也不忘要求官吏"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暴"
，或呼吁"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于安民"
。
重視"二千石"是漢代吏治的一大特色。"二千石"主要指郡守、王國相等地方長官，他們不但擁有郡國的行政、司法大權，而且可以征辟屬吏和向朝廷舉薦人才，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央用以控制地方、維護帝國統一與安定的重要環節，因而受到漢朝統治者的極大關注。漢宣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東漢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伐閱。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正因為二千石官吏的地位有如此重要，所以武帝時設十三州部刺史，監察二千石長吏和強宗豪右，并明確規定以"六條問事"：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就現存史料而言，雖然秦也很重視吏治，卻不像漢代這樣對"二千石"如此關注。與秦簡《語書》及《為吏之道》相比，漢武帝的"六條問事"更為明確和具體，這可能與它們所針對的對象不同有關：《語書》是郡守對所轄縣、道發布的文告，《為吏之道》主要是泛談為官的一般原則，"六條問事"則主要針對二千石長吏。而更主要的原因或許在于統治經驗的積累使漢代人認識到了"二千石"的重要性。另外，秦對善吏的要求重在執法尊法，漢對循吏的要求重在教化與富民，這也是秦、漢吏治不同的一個方面。
就一般情況而言，擁有一定秩次的官吏犯了與普通平民同樣的罪，往往要從輕量刑甚至免刑，這是由秦漢法律所體現的等級性所決定的。但是法律對統治階級內部成員也并非一味寬容，特別是當他們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而損害了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時，法律也會加以禁止，有些規定甚至非常嚴厲。
秦漢時期法律對官吏的制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禁止官吏的"不廉"行為
a.主守盜
"主守盜"即利用職務之便盜取官府財物的行為。官吏犯有這種罪行，在秦漢法律中所受懲罰往往要重于普通的盜竊罪，秦簡《法律答問》："害盜別徼而盜，駕（加）罪之。""害盜"是負責捕捉罪犯的小吏，如果執法犯法，自己去偷竊，要比照"群盜"罪處理
，而秦律對"群盜"量刑要重于普通盜竊行為。窖盜所盜竊的未必是官府財物，但由此可以看到秦律嚴懲執法而犯法者的鮮明特點。
《法律答問》又有：
府中公金錢私貣用之，與盜同法。
吏有故當止食，弗止，盡稟出之，論可（何）殹（也）？當坐所贏出為盜。
官吏私自借用"府中"金錢，以及多領取了官府提供的口糧，都要按盜竊罪論處。秦律懲貪之厲，于此可見。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之十五：
律：盜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令吏盜，當刑者刑，毋得以爵減免贖。
因此醴陽令恢盜縣官米，雖秩六百石，爵大庶長，也難逃法律的制裁
。這應該是"主守盜"的一個實例。
漢代對"主守盜"還有更嚴厲的法律規定：
律，主守而盜值十金，棄市。
《漢書·馮野王傳》載："池陽令并素行貪污……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又《漢書·薛宣傳》薛宣將高陵令楊湛罪狀逐條寫在簡牒上，密封交給楊湛，并附以書信："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于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楊湛自知罪重，只好辭職，這是"十金之法"應用的實例。而盜取數額巨大者，還將被劾以"不道"之罪，如《漢書·田延年傳》云"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延年畏罪自殺。
《漢書·貢禹傳》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這是西漢時期的做法。東漢時曾一度加重，如《后漢書·劉愷列傳》："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后漢書·陳忠列傳》安帝時陳忠"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兩條材料雖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可以說明漢代"懲貪"法律也是很嚴厲的。
b.受賕、行賕
《說文·貝部》："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段玉裁注："枉法者，違法也。法當有罪，而以財求免，是曰賕；受之者亦曰賕。"其中，"以財求免"即"行賕"，"受之者"則為"受賕"。
秦簡《法律答問》關于"通錢"的條文，有助于我們了解秦律中行賄罪的某些情況："邦亡來通錢過萬，已復，后來盜而得，可（何）以論之？以通錢。"逃亡出境者得到寬免，回國后又因犯盜竊罪而被捕，結果仍按行賄罪論處。這或許是因為行賄數額較大，已超過普通盜竊罪的量刑標準，因為《法律答問》中有這樣的條文："甲誣乙通一錢黥城旦罪，問甲同居、典、老當論不當？不當。"根據誣告反坐的原則，如果乙確有"通一錢"的行為也會被黥為城旦，而盜竊贓物在六百六十錢以上才黥為城旦
。
漢律對"行賕"罪也嚴厲打擊。如元朔五年，臨汝侯灌賢"行賕，罪，國除"
，汾陰嗣侯周意，孝文十二年"坐行賕，髡為城旦"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行賕"，卻一被免爵，一被髡為城旦，這或許與行賄數額多少有關。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之十二：有罪逃亡，士吏賢將母嬐拘于亭中作為人質，后來賢因"受豚、酒臧九十"而把嬐放出，結果賢被罰金四兩
。這可算做"受賕枉法"的一個事例，從這一案例可知，釋放人質雖有別于"縱囚"，也被視為枉法行為；而受賄量刑則主要根據贓物的數額。
我們在上一章討論法律與平民權益的關系所涉及的內容，大部與懲治官吏的"不廉"行為有關，此不贅述。
2.禁止官吏的欺詐行為
對皇帝的欺騙行為稱"誣罔"或"罔上"，是"不道"罪的一種，已如前述。除此而外，官吏的欺詐行為還有：
a.矯詔
即詐稱君命，擅自行事，《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注引如淳曰：
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
"矯詔"之"害"與"不害"的區分當主要根據"矯詔"所造成的影響，"矯詔害"要判處死刑；"矯詔不害"也要給予程度不同的懲罰。如《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宜春侯衛伉"元鼎元年坐矯制不害，免"。因為"矯詔"是對君主權力的侵犯，所以法律禁止這種行為。
《漢書·汲黯傳》載：
河內失火，燒千余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矯詔而沒被問罪，這只是極個別的事例。而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諸國兵，平定莎車之亂，"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后法"，不得封侯
；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單于，也因阻于"漸不可開"之議，而遲遲不得封賞
。矯詔而立功，尚且如此，如果無功甚至有害，當然不會被輕易放過了。
b.為偽書
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之九：主徒令吏私自役使刑徒為他個人做事，佐啟卻偽造文書，說這些刑徒是在為官府服役，因此犯有"為偽書"之罪。《奏讞書》之十也是私使刑徒而謊報真情的案例。《奏讞書》之十二是"郵人官大夫內留書八日，詐更其徼書辟（避）留"而構成"為偽書"之罪。這些案例說明凡偽造或篡改官府文書的行為，均屬于"為偽書"
。
c.謾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隨成侯趙不虞"坐為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免"；眾利侯郝賢"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漢書·薛宣傳》成帝冊免丞相薛宣曰："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張斐《注律表》曰："違忠欺上謂之謾。"說明"謾"的內容很廣泛，上面的"為偽書"或亦屬于"謾"之一種。漢代對官吏"欺謾"的戒敕可謂三令五申，其中《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最為典型：
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
官吏巧法，非欺謾無以避其責，因而秦漢法律對這種行為也較為關注，有時甚至不惜以嚴刑酷法加以禁止，光武帝以度田不實而誅殺郡守十余人即其例
。
3．禁止官吏結黨
荀子稱贊秦國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入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
。可以說，"不比周，不朋黨"是中國古代官僚制度下對官吏的理想要求，也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
漢代為了防止諸侯對抗中央，不斷立法削弱他們的政治勢力，限制王侯之間、官吏之間以及官吏與王侯之間的結黨行為。《漢書·諸侯王表序》曰：
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師古注引服虔曰："仕于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于王侯也。"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
王侯之間的結黨行為如汝昌侯傅商元壽元年"坐外附諸侯，免"
。官吏與王侯的結黨行為如《漢書·高五王傳贊》師古注引張晏曰：
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
王國傅、相由中央任命，負有代表朝廷監督諸王的使命，所以如果他們不及時向朝廷舉奏諸王的不法行為，就屬于"阿黨"。《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曾"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助竟棄市"。這是朝中大臣交通王侯而蒙顯戮之例。田蚡為太尉時，與淮南王安交通，淮南王謀反事發時，田蚡已死，武帝猶曰："使武安侯（田蚡）在者，族矣。"說明漢律對官吏阿黨王侯確有重法。
漢律對官員之間"互為朋黨"也是嚴厲打擊。如西漢哀帝時，朱博指控"大司馬（傅）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傅喜因此被罷官。后來朱博也因為"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等罪名而被迫自殺
。元帝時，石顯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元帝崩，石顯失勢，匡衡、張譚又反過來"奏顯舊惡"，顯然是在耍兩面派，搞政治投機，因而受到王尊的彈劾
。桓帝時韓縯任司徒，"大將軍梁冀被誅，縯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
。順帝時，太傅馮石與太尉劉喜"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
。
為了防止官吏結黨營私，武帝中葉以后，除了司隸校尉、京兆尹、長安縣令、丞、尉而外的地方長官，都要回避本籍，而郡縣之屬官佐吏除三輔外，則一律用本籍人。東漢時，對地方長官限制更嚴，京畿也不例外，一律不用本籍人
。東漢曾有"三互法"，見《后漢書·蔡邕列傳》：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李賢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巨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東漢后期的"黨錮"之禍，是對官僚士大夫的大規模的迫害事件，而所羅織的罪名，正是"共為部黨"。例如《后漢書·黨錮列傳序》：
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值得注意的是，牢修指控李膺的罪名，并不是擅殺已獲赦免的罪犯，而是"共為部黨，誹訕朝廷"，說明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受到皇帝的疑忌，所受懲罰也會更重。事實也確實如此，由于牢修的指控，"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余人"，造成東漢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黨錮"事件。緊接著《黨錮列傳》又記述到：
又張儉鄉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念，濫入黨中。
立法者的初衷，本在于澄清吏治，培養官場守法奉公的風氣，而此時卻成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打擊異己的工具。
4．禁止官吏選舉違法
a.任廢官
《秦律雜抄》：
任法（廢）官者為吏，貲二甲。
"廢官"即被撤職并永不敘用之人，相當于漢律的"禁錮"。秦律對保舉廢官為吏者要罰二甲，漢代保舉禁錮者估計也會受到禁止，但已難知其詳。
b.選舉不實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范睢保舉鄭安平為將擊趙，又保舉王稽為河東守。不久鄭安平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罪當取三族"，秦昭王免其罪。而兩年以后，王稽"與諸侯通。坐法誅"
。據秦簡《編年記》：昭王五十三年，"王稽、張祿死"
。則范睢(張祿)可能因"任人不善"，受王稽牽連而死。
漢代因"選舉不實"獲罪者往往而有。元帝初元二年，富平侯張勃舉陳湯為茂材，結果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湯下獄論"
。成帝時，紅陽侯王立舉陳咸方正，翟方進彈劾紅陽侯"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哀帝時，"司隸奏(杜)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
。光武帝時，"客初有薦士于丹者，因選舉之，而后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
。從上述事例看，漢代"選舉不實"有"故不以實"與"不實"之分，舉者與被舉者所受懲罰也有所不同。有時對舉薦者也嚴加治罪，如《后漢書·竇融列傳》：
（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據《后漢書·光武帝紀下》：建武二十年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免"李賢注引《古今注》曰："坐入故大倉令奚涉罪。"太倉令奚涉為戴涉所舉，奚涉盜金，戴涉下獄而死，同為三公的竇融也受牽連。這一方面說明奚涉所犯過于嚴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東漢初年統治者力圖扭轉官場腐敗的決心。
貢禹曾建議"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明帝初即位，也下詔曰：
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
《漢官儀》載章帝建初八年詔：
自今以后，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優異者、孝廉、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正舉者；故不以實，為法罪之。
凡此種種，都說明漢代對"選舉不實"本有常法，只是在很多情況下難以貫徹執行，因而表現得時而嚴厲，時而松弛。
c.更相薦舉
"更相薦舉"既屬選舉中的舞弊行為，也與官吏互為朋黨有關，故為法律所禁止。《漢書·賈捐之傳》：賈捐之與楊興被劾"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漢書·何武傳》：哀帝崩，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任大司馬者，"于是（何）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王）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據上例，漢法似有明文禁止官吏更相薦舉。但與"共為部黨"一樣，禁止"更相薦舉"不僅沒能阻止官吏的結黨營私，反而往往為佞幸權臣排斥異己提供了方便。
5．禁止官吏在司法上的舞弊行為
a.不直
"不直"是司法官吏在量刑時故意重判或輕判的行為。《法律答問》：
論獄[何謂]不直？……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
而根據"貲盾不直，可（何）論？貲盾"
一語判斷，秦律對"不直"罪的量刑要視"不直"的程度而定。至于秦始皇三十四年"適獄吏不直者，筑長城及南越地"
，不分輕重，一律謫發，恐非正常的法律規定。
漢律對"不直"的規定似與秦律稍有不同。《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畤侯趙弟"太始三年坐為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而完為城旦"注晉灼曰：
《律說》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
而在秦律中，"出罪"與"入罪"都屬"不直"。《漢書·張敞傳》張敞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漢書，趙廣漢傳）記載趙廣漢"坐要斬"的罪狀之一就是"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又《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商利侯王山壽元康元年"坐為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漢律對"不直"罪的處分當與秦律相似，視情節不同而量刑，未必一律處死刑。
b.縱囚
秦律"縱囚"是指官吏在審理案件時應當論罪而故意不論罪，或故意減輕案情使犯人達不到判刑的標準，秦簡《法律答問》定義如此
。這與漢律"故縱"的含義基本一致。
本文第二章在探討《九章律》的沿革時已經指出，秦及漢初都遵循"縱囚與同罪"的原則。這一原則本身在此后也沒有什么變化，如《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廷尉種坐故縱死罪，棄市"。但是自漢武帝始，任酷吏，嚴刑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往往把執法平允者指斥為"故縱"，嚴加誅責。這種風氣對兩漢司法影響很大，如《漢書·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后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系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著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后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結果，廷尉、少府坐棄市。此案中的侍御史可謂極盡深文周納之能事。杜延年在辯論此案時認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于法深"。這說明吏縱死罪、反者罪當棄市，縱其他罪犯也各有"常法"。就法律本身而言，武帝以后仍遵循"縱囚與同罪"的原則，但在具體執行時，往往通過重判所縱之囚來加重"縱囚"之吏的罪過，從而形成了"急縱出之誅"的局面。
c.失刑
"失刑"是指官吏并非故意而導致的量刑上的失誤。如《法律答問》中的兩個例子：一是士伍甲盜竊了六百六十錢以上的財物，應當黥為城旦，但是官吏當時沒有估價，到審訊時，贓物估價為一百一十錢，甲被耐為隸臣，所以負責此案的官吏犯有失刑罪。另一是士伍甲盜竊了一百一十錢的財物，當耐為隸臣，而官吏當時沒估價，到審訊時，贓物估價在六百六十錢以上，判甲為黥城旦，因此負責此案的官吏也犯有失刑罪
。由于"失刑"非出有意，估計比"不直"罪量刑要輕，漢代"縱囚"與"不直"都是針對故意犯罪而言的，大概在審理案件時對"故"、"誤"在量刑上也有所區別。
第二節 秦漢時期的"文法吏"
關于秦漢時期的"文法吏"，已有很多學者從不同的側面加以探討。這里主要想通過對"文法吏"的分析，以期對秦漢法律與吏治的關系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一、"文法吏"的含義
"文法吏"是戰國以來隨著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種官僚類刑，其主要特點就是尊奉主上、曉習法律并善于合乎法律規范地處理紛繁復雜的公文和具體事務。韓非子認為："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于事主者，為忠臣"
，主張"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商鞅變法，在秦國所推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由于"文法吏"是官僚制度下所不可缺少的官僚群體，因此漢代雖然極力批評秦以"法術"治國的種種弊端，卻無法把"文法吏"從官僚隊伍中清除出去。具體的史實告訴我們，雖然在漢武帝時已開始尊崇儒術，但"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
，東漢光武帝"既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 。
漢代稱"文法吏"為"文史法律之吏"或簡稱"文吏"，是與儒生相對而稱的。"文吏"與儒生的區別，可以從《漢書·兒寬傳》中的下面一段話體現出來：
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為不習事，不署曹。
這里的"文史法律之吏"向我們透露了關于"文法吏"的更多信息。顏師古注："史謂善史書者。"何謂"史書"？應劭認為史書即大篆
，于豪亮認為史書就是漢代通行的隸書
，日本學者富谷至在其《史書考》一文中認為"史書"與漢代《尉律》試學童的"六體"或"八體"有關
。以上三說雖各不相同，但都認為"史書"與字體有關。我認為"史書"是一種書面表達能力，與字體無關，試論證如下。
《漢書·元帝紀》"贊曰"稱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漢書·外戚傳下》稱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我們不能由此判斷"史書"是書面表達能力抑或字體，但即使是指字體，也不會是當時通行的隸書。因為當時有文化的人都能寫隸書，史家又何必僅僅給寥寥數人大書一筆"善史書"呢？于豪亮的觀點顯然不能成立。
《漢書·王尊傳》云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二，求為獄小吏"。"史書"若為當時通行的隸書，"能書會計"是為吏的最起碼條件
，班固根本不必為王尊特書一筆"能史書"；若以為"史書"即"六體"或大篆，這些字體當時已不通行，"獄小吏"似不必學習；而記錄口供、書寫判詞，卻是獄吏必須熟悉的，如《史記·酷吏列傳·張湯》：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張湯父見張湯有治獄才能，"遂使書獄"，與張湯是否會寫大篆或其它某種字體無關。又《漢書·嚴延年傳》：
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案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
（延年）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
這兩段文字非常有助于我們了解"史書"的含義。師古注曰："以文內之"，"飾文而入之為罪"；"詭，違正理而殺也"；"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總之，不論是"曲文以出之"還是"以文內之"，嚴延年都能做到"文致不可得反"，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能"巧為獄文，善史書"。如果"史書"是指字體，那么這種字體不論如何奇妙，也不致于"奏可論死，奄忽如神"而且又不能翻案（"文致不可得反"）的。《漢書·貢禹傳》：
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
"便巧史書"可以欺上瞞下，說明"史書"涉及語言的書面表達方式而絕非字的形體。又如《后漢書·左雄列傳》左雄上言，請"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可見"箋奏"之于文吏之重要。
唐代吏部"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
，此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皆可以此覘之"
。唐代的"判"，就相當于漢代的"箋奏"，其重要性歷來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從唐代的情況來反觀漢代，也有助于理解漢代的"史書"是指官吏的書面表達能力而不是書法水平。
另外，先秦典籍也為我們理解"史書"的含義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如《儀禮·聘禮》：
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茍足以達，義之至也。
鄭玄注："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賈公彥疏："受命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口及則言辭無定準，以辭無常，故不受之也。"據此，則"史"與"不達"都是"言辭無定準"的結果。《論語·雍也》孔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劉寶楠《論語正義》注："《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是史有二，此注渾言未晰，莫曉其所主。策祝文勝質，則禮所譏失其義陳其數是也；史官文勝質，則當時記載，或譏為浮夸者是也。"又引邢昺疏："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在這里，"文"與"質"相對，"文"多"質"少即表現為"史"，即表現為"浮夸"，因此，"史"可以理解為過分文飾而掩蓋了其本來面目。結合漢代有關材料，我們認為，"善史書"實際上是一種書面表達能力，而"文法吏"是應該具備這種能力的。
"文法吏"在漢代往往被蔑稱為"刀筆吏"、"俗吏"。刀筆為"治簿書"的工具，稱"文法吏"為"刀筆吏"，旨在批評他們只知依成法行事而不曉"大體"。汲黯就曾罵張湯："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
稱他們為"俗吏"的原因也大體如此。《漢書·賈誼傳》稱：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王先謙《補注》引周壽昌曰："刀筆以治文書，筐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征斂也。"《漢書·王吉傳》也說：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
總之，由于漢代的"文法吏"不通"經術"，也不承擔教化的責任，只是奉令行事，因而在儒生及通"經術"的官僚眼里，便成為"俗吏"了。
秦漢時期常常以"文無害"一語來評價文法吏，實則"文"與"無害"是評價的兩個方面。首先，"文"并不僅僅指通曉法令，而更重在執法是否平和。以居延漢簡為例：
肩水候官并山燧長公乘司馬成，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武。
張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士吏公乘段尊，中勞一歲八月廿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
雖然兩人都"洽官民頗知律令"，卻有"文"、"武"之別，可見僅僅通曉律令是不足以稱之為"文"的。《漢書·何并傳》：
并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行捕之，各有所部。
可見"文"更強調執法的能力與效果。執法平和則稱為"文"，如《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
而用法刻深則稱為"文深"或"文惡"，如《史記·酷吏列傳·趙禹》：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文深"，《史記索隱》引《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同篇《周陽由列傳》稱"司馬安之文惡"，《索隱》引《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文深"是不可能"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
其次，我們再看"無害"。古今關于"無害"的解釋，也有很多歧見，茲不贅引。王充《論衡·程材》中說：
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閥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于選舉，佚于朝廷。
這是說文吏有很強的辦理公務的能力，能夠勝任上司交給的任務，這應該是"無害"的一個方面，而儒生則缺乏這種能力。
楊樹達認為：
文毋害是一事，蓋言能為文書無疵病。
這樣解釋對以下兩條史料而言并不穩妥：減宣"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征為大廄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杜周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
。從減宣、杜周的例子看，"無害"并不僅指文書，楊樹達的解釋并不全面，而且他將"文"與"毋（無）害"當作"一事"也不夠準確。王充《論衡·程材》認為：
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為干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于賓客也。
也就是說，文吏自幼在官府聽差，耳染目濡，因而熟悉官事，能夠"巧習無害"--"官事"并不僅限于簿書，因此"無害"還含有官吏在職事上比較嚴謹而"無疵病"的意思。
王先謙認為"文毋害猶言文吏之最能者耳"
。但是《史記·酷吏列傳》中的"能"與"無害"意義并不相同，那些"上以為能"者都是敢擊斷、尚殺伐的人，如張湯"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于是上以為能"；義縱"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君齊"所斬伐不避貴戚……聲甚于寧成，上以為能"；楊仆"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天子以為能"，等等。"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
。而行法刻深的趙禹卻以"無害"見稱。可見"無害"未必指吏之"最能"者，而是指任職認真負責、少出差錯之人。《后漢書·百官志五》"州郡"條："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在這種情況下，把"無害吏"理解為奉職認真負責之吏似乎比"吏之最能者"更為合理。盡管如前所述，"無害吏"中也有趙禹這樣的酷吏，但"能吏"更注重于強調官吏的"文深"或"文惡"方面。《墨子·號令》：
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
"能吏"自然是可任事者，如果"無害"系指"吏之最能者"，那么"無害可任事"似語義重復。況且選擇葆宮之衛士，具備忠實可靠、認真負責、又有辦事能力等條件已足能勝任，"吏之最能者"恐不必要，因為還有負責守城、指揮作戰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們。
將"無害"上述諸義綜合起來，我認為，"無害"是指官吏熟悉自己的本職工作，處理公文及辦理公務時處事干練，認真負責，不出差錯。
《論衡·謝短》云："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說明"知官事，曉簿書"是文法吏的特長之所在。王充在本篇中曾這樣批評儒生和文吏：
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
王充認為，儒生坐守章句，不通古今，不可謂"通大道"；同樣，文吏只知"案獄考事，移書下記"而不曉"吏道"，也不足以稱"文無害"。王充的批評正好從反面證明，當時對"文法吏"的要求正是在"案獄考事，移書下記"方面。只要熟悉本職工作，辦事能力強，同時又執法平和，職事無誤就達到了"文無害"的要求。
二、"文法吏"產生的條件
在明確了"文法史"的含義之后，我們就會知道，"文法吏"是適應官僚制度的需要而產生的。因為在官僚制度下，要求設官分職，各有專責，既需要讀經書、"通大道"的決策人員，也需要"知官事，曉簿書"的具體辦事人員。正如王充所說："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為材不及也。"
因此，熟悉官府事務、有辦事才干的"文法吏"作為一種官僚類型，自然為官僚制度所必需。
"文法吏"的功用，就在于秉受成命，辦理各種具體事務，要而言之，即"刀筆筐篋，科條征斂"。《后漢書·百官志五》"縣邑侯道"條劉昭注引胡廣曰：
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谷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
這是漢代"上計"的主要內容，據此可知，中央考察地方官的政績，也重在庶務，而不是"大體"或"大道"。至于地方長官對其屬官佐吏的考察，更在職事方面無疑。居簡漢簡中的"功勞案"雖屬邊塞防御系統的文書，也頗能說明問題。如簡EPT50:l0
居延甲渠侯官第十燧長公乘徐譚功將：
中功一，勞二歲
其六月十五日河平二年、三年、四年秋試射以令賜勞 □令
（以上為第一欄）
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 （以上為第二欄）
居延鳴沙里，家去大守府千六十三里，產居延縣
為吏五歲三月十五日
其十五日河平元年、陽朔元年病不為勞 居延縣人
（以上為第三欄）
這份材料全面記錄了甲渠候官第十燧長公乘徐譚的官秩、爵位、功、勞、秋試射以令賜勞以及病休不為勞的情況，還有他的籍貫、任職時間長短和"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等評語，無一語提及徐譚的個人品質及經學修養。因此，從漢代的考績制度上也可以看到"文法史"存在的合理性。
漢代名儒董仲舒深譏秦之過失，而在考功課吏方面，與法家并無二致。他主張"攬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于實，不用于名；賢愚在于質，不在于文"。其考課的內容，則是"合其爵祿，井其秩，積其日，陳其實"
。這樣的考課原則對"文法吏"當更為有利。
漢承秦制，雖倡儒術，而"霸王道雜之"。《漢書·循吏傳·龔遂》載：宣帝時．渤海左右郡因饑荒而"盜賊并起"，宣帝任龔遂為渤海太守。龔遂上任之前對宣帝說：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龔遂之所以有如此請求，正說明漢代以文法繩臣下的現實。漢代不僅拘臣下以文法，而且漢代"吏道"也崇尚法律。薛宣曾公開宣稱：
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朱博也說：
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
薛宣、朱博皆出身文吏而登相位，二人能有如此言論，足見"文法吏"在漢代之影響。
由于"文法史"有辦理公務的實際才干，"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
，因此他們在漢代官僚隊伍中頗有勢力，以致于王充在其《論衡》的許多篇章中反復辯論儒生、文吏之短長，而為儒生鳴不平。
三、"文法吏"與酷吏
如前所述，秦漢時期對文法吏的最高要求是"文無害"。秦法本身雖苛酷，但仍然禁止官吏"不直"或"縱囚"，嚴懲官吏在司法上的違法行為。因此，酷吏雖然也主要出自文法吏，但并不屬于文法吏的正常形態，因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文深"或"文惡"。官吏趨于苛酷的原因很多，這里主要探討其法律上的原因。
首先，最高統治集團司法政策的變化，是導致吏治苛酷的直接原因。
秦以"法術"治國，實行輕罪重刑，但"重刑"并不等于毫無限制地濫用刑罰，刑、罪之間仍然有較為嚴格的對應關系。自商鞅變法至秦統一的一百多年間，雖有"苛法"，卻不見有"酷吏"。因為在此期間秦統治者都比較重視執法，井強調吏治。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時期，由于最高統治者以個人意志代替原有的法律，嚴刑酷法，督責臣民，破壞了正常的法律秩序，也造就了一大批酷吏，終于激起了全國范圍的反秦斗爭。
西漢初年，雖然蕭何《九章律》基本上承襲秦法，但是由于統治者倡導"無為而治"，在司法上約法省刑，矯秦之失，因此，在西漢前期只出現過侯封、郅都等極個別的酷吏。經過高、惠、文、景等幾代君臣的努力，已廢除了一系列苛酷的法律，然而到武帝時，為了限制宗室，外戚及官僚子弟的不法行為，打擊豪強勢力，鞏固中央集權，同時也是為了滿足其好大喜功的欲望，解決財政困難，于是任酷吏、嚴刑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
。在尚嚴酷的法律思想指導下，"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因此尹賞在臨死之前還諄諄教誨他的兒子："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于貪污坐臧。慎毋然！"前有利祿相誘，后以廢免殺頭相督責，以奉行上司命令為己任的文法吏，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執法苛酷也就勢所必然了。
其次，法律繁蕪，輕重不平，也為官吏苛酷創造了條件。
武帝時，法律篇目已遠遠超過漢初，"律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者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法律繁蕪，官吏易于上下其手，最終受害者，只能是平民百姓。正因如此，統治者往往以約省刑法來體現"仁政"。如元帝曾下詔曰：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繁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建武二年，光武帝詔曰：
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百、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明法律繁蕪容易導致用刑深刻。雖然自西漢中葉以后，不斷有大臣建議修改法律，刪除繁苛，皇帝也屢下詔書，要求"議省刑法"，然而統治集團成員多安于現狀，已無心勵精圖治，"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
。敷衍塞責式地"約省刑法"，不可能改變執法苛酷、輕重不平的局面，于是乎約者自約，酷者自酷，直至漢朝滅亡。
再次，治吏之法的廢弛，不僅會導致酷吏濫用刑罰，更會導致整個官僚機器的腐敗。
東漢順帝時，左雄上書，痛陳當時吏治的黑暗：
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滑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
這段話從行政、司法、選舉、監察等多方面講述了吏治黑暗的現實。酷吏"文深"主要是針對貴戚、官僚、豪強，而官吏貪贓枉法，深受其害的是廣大被統治階級，因而其危害的程度更深。治吏之法的廢馳，將導致法制的全面破壞，這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