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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之觀念”對20世紀古典戲曲研究的巨大影響是有目共睹的。王國維有中國戲曲史學的“開山祖師”之譽，他的《宋元戲曲史》是戲曲史學的奠基之作，“一直領導著百萬的后學”（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這一權威性著作，正是用“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的方法寫成的。王國維的治曲方法與路徑并非只是他個人的別出心裁，而是代表了一種時代風氣和歷史性要求。“別求新聲于異邦”，足以概括中國20世紀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指向。與學術文化陣地的其他領域相仿佛，20世紀的古典戲曲研究也基本上是以“外來之觀念”為“立腳地”的。這些“外來之觀念”，既包含來自西方文化圈的理論成果，也包含來自馬列主義陣營的觀點和方法。在20世紀的古典戲曲研究中，我國古人所創造并習用語——如“風神”、“主腦”、“關目”、“當行”、“本色”、“機趣”、“章法”、“音律”等，雖沒有完全被拋棄，但顯然已不是戲曲批評的主導話語，為人所熟知的“主題”、“思想”、“情節”、“情境”、“沖突”、“高潮”、“人物”、“個性”、“典型”、“戲劇性”、“悲劇”、“喜劇”、“正劇”、“道具”等，大多是舶來的“新學語”。古代曲論家所習用的雜錄、曲話、評點、曲譜等，也早已被講究理論體系構建的論文和專著所代替。
我以為，“外來之觀念”對20世紀古典戲曲研究的影響是積極的，但也存在消極的一面。就其積極的一面言之，大者有二：其一，思維方式的轉換。和詩文批評一樣，20世紀以前的戲曲批評受民族思維方式的牽引，占主導地位的也是重總體把握的“整體思維”，研究者長于從總體上去把握研究對象，習慣于以“一言以蔽之”的方式闡發自己的感受，不善于深入對象內部，以“肢解”的方式去進行細致的剖析。因此，不少研究成果雖有片言居要之長，卻難免散金碎玉之憾。20世紀的古典戲曲研究不只是引進了新的理論范疇，同時也引進了西方文化圈中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同中見異的“分析思維”，這一注重分析的思維方式使戲曲批評中原來渾然不分的戲曲史學、戲曲文獻學、戲曲美學、戲曲表導演學、戲曲劇場學和戲曲觀眾學等分文學科各立門戶，并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使20世紀古典戲曲研究成果的思辨色彩和現代品格得以突現出來。其二，研究者的理論視域擴大，古典戲曲研究的空間大大拓展。20世紀以前的戲曲研究者大多對域外的情況所知甚少，戲曲研究的“參照系”主要是本國的文學藝術現象。許多研究者視戲曲為“詞余”——詩體之一種，側重從聲律和語言風格等層面去品評作家作品之高下，使用的批評范疇大多援自詩論、詞論和文論，只有李漁等少數曲論家注意從“劇”這一視角去研究戲曲。因此，古代曲論中的許多論斷對抒情言志的散曲也是適用的。20世紀的古典戲曲研究將戲曲納入世界戲劇體系乃至世界文化體系之中去加以審視，把刻畫人物的戲劇與抒情言志的詩歌明確區分開來，側重從戲劇人物的刻畫。戲劇情境的構筑、戲劇語言的運用、戲劇審美形態的辨析、各民族戲劇的不同特征和道路等與戲劇“本體”密切相關的層面去展開研究，從而大大拓展了戲曲研究的空間，也深化了對戲曲的認識。
就其消極的一面言之，大者亦有二：其一，長期“言說”他人的“話語”，不僅導致戲曲批評“失語”，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弱化了理論創新意識。20世紀古典戲曲研究成就卓著，但缺陷也是毋庸諱言的，至今未能創造出一套屬于自己的話語便是顯證。20世紀的古典戲曲的研究雖有與世界接軌的進步意義，但由于缺乏強烈的創新意識和保持民族個性的自覺意識，其研究成果對世界戲劇學的輻射力有限。其二，有些研究者用“貼標簽”的方式去“研究”古典戲曲，熱衷于證明“新學語”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忽視對戲曲藝術把握，有時甚至造成對戲曲作品的歪曲，前人曾經格外重視但在“外來之觀念”視野之外的某些研究層面——如戲曲聲律研究，倍受冷落。這種削足適履的“研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戲曲“本性”的遮蔽。
21世紀的古典戲曲研究仍然要大膽汲取“外來之觀念”，同時也需要充分利用國學資源。
《中國中華報》200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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