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民族融合
第四編民族融合（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為什么說長城是民族融合的紐帶
長城主要是為防御北方的少數民族而建，是戰爭的產物。歷史上各個朝代向長城沿線廣大地區移民、屯田，長城區域的爭戰本身在客觀上都起到了促進民族融合的作用，因此，長城不單單是軍事防御工程，長城所在區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錯雜居，既互相對抗，又互相學習，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產生了廣泛的民族融合。長城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是民族融合的紐帶。漢民族古稱華夏，其民族基礎由黃帝、炎帝、蚩尤三大部落統一過程而奠定。華夏族大發展是在夏、商、周三個時期。散布于黃河流域和長城流域的各民族，逐漸同化于華夏族中。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相互兼并，華夏族與周圍其他各民族交往越來越頻繁，到秦漢時期便已形成了以華夏為主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直到漢朝以后，華夏族才漸漸稱為漢族。在長城區域兩千年的民族融合過程中，除漢族外，與長城關系最密切的有匈奴、鮮卑、氐、羌、突厥、契丹、柔然、女真、蒙古等十幾個少數民族，他們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長城區域與漢族或其他各民族相互之間相互融合。西漢時期，從匈奴手中奪回的河套等地區，在構筑長城的同時向長城沿線的甘肅、陜西、內蒙古等地大量移民，并將歸降的部分匈奴人遷徙于這些地區，形成了匈奴人與漢朝人交錯雜處，相鄰交往的環境。到東漢時，又將歸附的呼韓邪單于所率南匈奴安排在甘肅東北部、陜西、山西的北部和內蒙古南部的以黃河為中心的地帶駐守。此后，南匈奴經過較快發展。到漢和帝初年，南匈奴總數達23萬余人。在與漢朝人雜處，相互交往的過程中，直至南北朝時期逐漸融合于漢族當中。漢朝不僅有匈奴族，其他如烏桓、羌族也被遷到長城帶的甘肅、陜西、河北等地，為這些民族相互間或同漢族之間提供了交流的機會，創造了融合的條件。到魏晉以后，整個長城帶的各州郡都有大量的各少數民族或被少數民族政權強迫或為生活所迫遷來居住，造成漢族同各民族雜居的形勢。少數民族不僅因各種原因來到長城帶同這一地區的漢族和其他民族相融合，有些還直接參與了修筑長城，如鮮卑族所建的北魏政權是第一個少數民族為統治民族控制北方全部領土的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修筑長城的少數民族。北魏孝文帝時期推行的改革影響深遠，如“均田制”和“三長制”的推行；以及將都城從大同遷到洛陽，推行使鮮卑語言“一從正音”“衣從漢服”、改姓漢姓，八大姓鮮卑族門閥同漢族門閥通婚的漢化措施，使這一時期各個民族無論是上層貴族或是下層勞動人民之間的自然融合，達到新的層次。在經歷了秦漢時期長城帶各民族交錯雜居，進而到北魏和北周初步完成融合的過程后，民族融合走向深入，到唐朝末年的一段時期，已有許多民族如匈奴、東胡、羌、氐、鮮卑、烏桓相繼融合于漢族或其他民族之中。唐末又有其他少數民族進入長城帶，如黨項人從四川西北，青海東部和甘肅南部一帶遷移到陜、甘、寧三省交界處，慢慢發展壯大，逐漸占據了寧夏、內蒙、陜西、山西、甘肅、青海及新疆的大部分或部分地區。到宋初終于建立西夏封建割據政權，西夏民族成份多樣，除黨項族外，還包括漢、藏、回鶻、塔塔爾等民族，進行著長城帶上局部地區的民族融合。而由契丹人建立的遼政權，占據有東起日本海，西至阿爾泰山以西，北至貝加爾湖，南至長城內外的廣大地區，其中心勢力則在長城帶上。遼寧、內蒙及河北、山西的北部契丹人及其他民族也有大量居民被遷居于遼統治下的幽、云等地長城沿線，形成了漢人、契丹人，渤海人等各民族雜居，民族成份更趨復雜的形式，造就了長城帶新的民族融合。金滅遼后，金政權在長城帶的統治得到鞏固的情況下，將女真遷往長城以南和長城沿線，甚至黃河中下游的河南，直至陜西、隴右之地，長城帶上女真人散居各處，與那里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相處，直至融合。明清兩朝，長城帶民族融合的力度和廣度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清朝時期又有大批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進入長城區域，在清朝統治的260余年中他們同各民族人民雜居共處，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經濟、生活、語言、衣著和風俗習慣等文化特質，同其他民族融于一體。由以上史實可知，每一次長城爭戰，隨著某一民族政權對長城區域的控制權的取得，為了實現征服民族在被征服、被占有地區的存在，都大量遷徙本民族的人民去居住，經營開發，拓寬本民族的生存和統治范圍以及擴大本民族影響，以期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這一事實是長城帶民族融合得以實現的基礎，也是長城帶民族融合得以實現的主要表現形式。長城區域民族融合的結果是，不僅有各少數民族融入了漢族，也包括大批的漢族融入了其他民族。這些民族有的作為民族整體失卻了本民族原有的特點，使本民族的特性也發生了變化。總之，長城不但保護了中原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保證了中原地區的強大和統一，而且促進了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高度融合，起到了民族融合的紐帶作用。（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內外民族融合的特點是什么
自秦漢起，匈奴、氐、羌、東胡、烏桓、鮮卑等各民族不斷來到長城內外，同這里的漢族交錯雜居，相互交往。漢末魏晉更形成大規模少數民族內遷，形成“關中之人百余萬口……戎狄居半”的形勢；南北朝十六國紛爭局面的出現和形成與此不無關系。與此同時，大量漢族也被迫或自愿進入大漠南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直接變成那里的匈奴、氐、羌、月氏等民族的成員或與之雜居。長城帶各族之間如鮮卑與匈奴、月氏與匈奴、烏孫與匈奴、樓煩與匈奴、烏桓與鮮卑等民族也由雜居到相互吸收，后經隋唐長期交流通婚的積淀，使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姓氏、語言、服飾、生活習俗等都同當地民族融合為一體，匈奴、東胡、羌、羯、氐、烏桓、鮮卑等許多民族不見于史乘，它們的絕大多數融合于漢族或同其他民族一起演化成全新的民族實體。兩宋時期長城帶又一次民族大遷徙，突厥、鐵勒、沙陀、契丹、女真等民族，大規模在長城帶各地流動遷徙；同時強迫大批漢族或其他民族遷往他們原居地，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相互雜處的環境中共同勞動、相互學習。元、明及清初，蒙古、回回、色目、滿等民族再次大遷徙，造成新的雜居與融合。這樣，自唐至明，突厥、鐵勒、沙陀、黨項、回鶻(紇)、室韋、渤海、奚、契丹、女真等民族實體消失，更大的實體即長城帶20余個當代民族全部誕生，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生活在大雜居、小聚居的長城帶各民族，在新的形勢下進行著新的民族融合的跋涉。中華民族在長城內外數千年民族融合的歷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點，即：以農、牧兩大經濟、文化形態民族之間的民族融合為基礎；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之間多元的交流與融合；長城內外民族融合范圍極廣、規模極大；歷代各民族由雜處交流到民族融合數千年經久不衰，最終發展成“你變成了我，我變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今天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共同體。（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區域匈奴族的第一位單于是誰
單于，匈奴語為“撐犁孤涂”，即“天子”之義。中國文獻記載的匈奴第一位單于是頭曼，他大約生于戰國末年。頭曼為匈奴單于時，匈奴已很強盛，東鄰東胡，西鄰月氏。秦始皇滅六國后，派大將蒙恬率數十萬士卒北擊匈奴，頭曼敗，北徙，撤出河南(今黃河河套以南)地。10余年后，秦朝爆發農民大起義，頭曼乘機收復河南地。大約在此期間，頭曼控制了匈奴各部落，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國家。因其最高統治者號稱單于，史稱匈奴單于國。公元前209年，頭曼因欲廢太子冒頓而立閼氏(冒頓后母)所生幼子，被冒頓乘狩獵之機發動政變所殺。（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區域少數民族政權主要有哪些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長城區域各民族所建立的民族政權形式多樣，既有統治地域大小不等的地方政權，又有統治全國的強大封建帝國，也有既與中央王朝保持某種聯系而實際半獨立政權。與秦漢并存的匈奴奴隸制政權，前期獨立存在。公元前33年漢與呼韓邪單于“和親”后，兩大系統民族初步統一，奠定中國統一和疆域的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朝的前趙、夏政權為匈奴人所建；后趙統治者是羯人子孫；前燕、后燕、西秦、南涼、南燕、代、西燕又是鮮卑人建立的政權；前秦、后涼政權為氐人所建；后秦政權屬羌控制；北涼政權族屬則是盧水胡；翟魏政權又由丁零人控制。這些不同族屬的政權走馬更迭，后由鮮卑人統一，建立北魏；北周統治者又是鮮卑人。如此看來，北朝政權絕大多數是古代少數民族所建。經隋唐320余年相對統一后，長城區域又出現由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后唐、后漢和后晉，以及由粟末靺鞨人為主，既是唐朝地方政權，又為藩屬的半獨立的渤海國；由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建立的遼、西夏、金朝與宋朝并立，它們的統治中心或大部地區都處于長城一帶；蒙古族在塞北大漠崛起，穩固占據長城區域以后，以此為基礎建立統一的元帝國，統治中心設在長城內的大都(今北京)；由滿族建立的清王朝，也自長城東北部崛起，乘明末混亂之機占領北京，統一全國，統治長達260余年。（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帶民族的格局是怎樣的
長城坐落在農業和畜牧業兩個經濟、文化腹心的自然交匯處，經歷了中國古代民族發展、形成的全過程。早在西周時期，長城以南的黃河中下游經濟文化處于領先地位，并在此基礎上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以早期漢族為主體的強大秦漢多民族統一的封建大帝國；長城以北畜牧業地區，也于戰國末形成以匈奴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的匈奴奴隸制政權。秦漢的長期統一鑄就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雛形。自秦漢至明清，匈奴、氏、羌、東胡、烏桓、鮮卑、突厥、回鶻、黨項、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反復匯聚長城帶，逐鹿中原，形成古代民族發展的一個又一個高峰，進行一次次民族融合，在融合、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民族實體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實體出現。到元、明后期，長城帶的近代、現代民族實體都先后形成，構成長城帶當代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沿線民族雜居區是怎么分布的
長城帶沿線民族雜居區大致是這樣分布的：北京沿長城地區有漢、滿、蒙古等民族雜居區；遼寧長城附近有漢、滿、回、蒙古等民族雜居區；河北長城沿線分布著漢、回、滿、蒙古等民族雜居區；內蒙古長城沿線除了有蒙古族聚居區外，還有漢、回、滿等民族雜居區；寧夏除了有回族聚居區外，還有漢、蒙古、滿等民族雜居區；甘肅長城沿線有漢、回、藏、東鄉、裕固、哈薩克等民族的雜居區；新疆長城附近除了有維吾爾等民族聚居區外，還分布著漢、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東鄉、錫伯、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俄羅斯、達斡爾、滿等各民族雜居區。（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沿線民族遷徙方式是怎樣的
長城沿線民族遷徙活動的主要方式有：一種是集體遷徙，即某一民族由原居住地遷徙到另一已居住著其他民族的地區，新遷到某地的民族只能夠與其民族雜居或在很小的范圍內聚居；另一種是個體遷徙，即某一民族的少數成員由于謀生、工作、婚姻等方面的原因而舉家遷移、背井離鄉、云游天下而遷居到另外一些民族聚居或雜居的地區，這是近代和當代民族變動的主要方式。（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羈縻政策”
羈縻政策指統治者對少數民族實行間接管轄的一種政策，即只要首領稱藩，不改變其原有的制度及統治者的權威。這種政策于周代原則上已確定下來，如西周的臣服制，是周朝對國內諸侯及邊疆民族方國所規定的朝貢制度，它允許邊疆少數民族進行有限度的自治，其首領也擁有對本民族內部事務的處理權。此項政策在以后各朝代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如唐代在周邊少數民族內附部落中設置的羈縻州，明代主要設在東北、西北和四川西部、青海、西藏地區的羈縻都司衛所等，都屬羈縻政策的范圍。（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歷史上的“和親”是怎么回事
在古代，漢族統治者與少數民族首領之間，有時為著一定政治目的需要，通過聯姻締結和好關系，被稱為“和親”。和親作為統治者的一項政策，則始于西漢初。公元前200年，劉邦率軍北擊匈奴，冒頓用計誘使漢兵深入，圍漢高祖于白登。7日后冒頓疑韓王信部將與漢有謀，開圍一角，漢高祖遂突圍。此事件后，漢邊將經常有降匈奴的人，而冒頓也常借機襲擾漢之雁門、云中等地。漢高祖無力還擊匈奴，遂采納婁敬建議，以宗室女出嫁給冒頓為閼氏(匈奴單于的妻子或妾稱閼氏)，并每年給匈奴貢品絮繒、酒米食物，與冒頓結為兄弟。這是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建立和親關系的開始。后為各王朝所效法，如隋唐時，曾與突厥、回鶻、吐蕃、吐谷渾等和親；遼朝與西夏、回鶻喀剌汗王朝均采用過和親政策。該政策終于清代。（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什么
張騫是西漢外交家。漢中城固(今陜西城固)人。奉漢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目的是相約攻打匈奴。他出隴西，經匈奴，被俘。在匈奴10余年，娶妻生子，但始終秉持漢節，不忘使命。后逃脫，越蔥嶺，西行至大宛(今吉爾吉斯費爾干納盆地)，經康居(今巴爾喀什湖和咸海之間)，抵達大月氏。大月氏先為匈奴所迫，故而西遷，此時已定居媯水(今阿姆河)北岸，又統領了大夏，無意報復匈奴。張騫在大夏停留一年多返國，途中又被匈奴拘留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內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他向武帝詳細匯報了西域情況，被授予太中大夫。張騫在大夏時，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逼大夏，建議武帝開西南夷道。后因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公元前123年，張騫以校尉隨大將軍衛青征匈奴，以功封博望侯。公元前121年以衛尉隨李廣出右北平(今河北東北部)擊匈奴，因誤軍期，用侯爵贖罪，免為庶人。后張騫勸武帝聯合烏孫(今伊犁河流域)，武帝拜其為中郎將。公元前119年，他奉命出使烏孫，率300人組成的使團帶牛羊金帛上萬。至烏孫后，又分遣副使赴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鄰國，與中亞各國正式通好。烏孫遣使送張騫歸漢，并獻馬報謝。從此，漢與西域的交通建立起來。（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絲綢之路
早在兩千年以前，我國內地就發展蠶桑業和絲綢生產，而且產品遠銷中亞、歐州各地。中西陸路貿易早在先秦時期就已開始，到西漢時，我國內地與西域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與西亞、歐州等地也有往來，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先后在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同西域各國進行外交和貿易活動，從而正式開辟了我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交通。從此，中西之間官吏使者、商賈販客絡繹不絕，這條橫貫亞洲的古代中西陸路通道主要以運銷我國的絲織品而著稱于世，所以歷史上稱之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歷代在路線上時有變化，但其基本走向是：東起長安，經渭河流域，穿過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爾高原行經今天的俄羅斯中亞和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而通向地中海東岸，全長7000公里。西漢之所以多次修繕長城，保護絲綢之路是其目的之一。根據《史記》、《漢書》的有關記載，當時的絲綢之路基本上就是有長城的地方或有關亭障修筑處。例如大旅行家斯坦因在考察酒泉至鹽澤一段的西漢亭障后感到，西漢王朝修筑過這些亭障的用途就在于“保護政府使節以及商隊的安全和供給他們沿線的給養”。在長城的保護下，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王朝與西域的來往不斷，西漢前往西域的使者、官吏、屯田士卒，商隊及和親公主等相望于道；而從西域出發前往西漢王朝的各國國王、王子、王室子弟、使者、商隊等亦絡繹不絕。可見西漢長城的修筑，不僅抵御了匈奴等的掠擾，而且為中西來往的使者、商人提供了糧食供應和人身財產安全，為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起了重要作用。（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漢在河西長城設了哪四郡
漢朝時稱今天的甘肅、青海兩省黃河以西，也就是河西走廊與湟水流域為河西。西漢武帝與匈奴戰爭的前期，從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為了消滅匈奴的主力，武帝發起了7次較大的進攻作戰，都取得重大勝利。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兩次與匈奴進行的河西之戰，把匈奴打得大敗；當年秋天，匈奴的渾邪王殺死休屠王，率領4萬人降了漢朝。這之后武帝在河西設置武威、酒泉兩郡，并且遷徙數十萬貧民屯居于河西河南邊郡。自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武帝與匈奴之戰后，匈奴受到重創，國力、財力、軍力、都遭受巨大損失；被逐出漠南、河西，失去陰山、祁連山水草豐盛地區，退居漠北荒原。漢朝也因財力緊張，戰馬大大減少，不能迅速恢復重建騎兵兵團。雙方都力避正面交戰。武帝采取以戍防為主，威懾為輔的政策。公元前111年，又在河西增設張掖、敦煌兩郡，與先前設置的武威、酒泉合稱河西四郡。并在河西、河南用大批士卒戍邊墾田。此后10多年里，武帝不僅修繕了秦長城，而且在河西四郡轄境增筑河西長城和外長城及烽燧，亭、障。河西長城東自今永登境與秦長城相接，西經武威、永昌、張掖、酒泉、敦煌以北，到達新疆羅布泊一帶。河西四郡的建置，既加強了西北邊境的防御，又起著開發西域、保護通往中亞的交通大道“絲綢之路”的作用。（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漢設西域都護府的目的是什么
在漢代，西域是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地方。西漢時期為了保護西域交通大道的安全和便于對西域的管理，不僅歷時30年，將東起蘭州黃河北岸的“河西長城”逐漸向西延伸至新疆庫爾勒附近，而且還在庫爾勒西的烏壘城設立了西域都護府。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西域的安定，不受匈奴貴族的武力襲擾，兼調解各國內部以及各國之間的矛盾、糾紛。如烏孫國的貴族內部發生矛盾時，西域都護鄭吉和繼任者韓宣都先后積極支持解憂公主及其子元貴靡，從而穩定了烏孫國勢。又如匈奴郅支單于多次興兵襲擾烏孫，奪掠烏孫人民，趕走烏孫的牲畜，嚴重破壞了烏孫人的正常生活。郅支單于還向大宛國勒索歲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假托朝命率軍討伐郅支單于，經過激戰，擊斃了郅支單于，降虜千余人，從而穩定了西域的局勢。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標志著西域地區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轄。（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蘇武在什么地方牧羊
蘇武，字子卿，是個威武不屈，困苦不移的人。漢武帝時任中郎將。曾數度隨大將軍衛青越長城出擊匈奴，后為代郡太守。公元前100年奉漢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威脅歸降，蘇武不從，被幽閉于大窖中，不給飲食。蘇武以氈毛和雪為食，數日不死。又被放逐到北海(今貝加爾湖)牧羊，猶堅持漢節示志，白天依它為杖，晚上與它同床而臥，經年累月，漢節上的毛全都脫落了。歷盡艱難困苦，度過了19個春秋。公元前87年，漢與匈奴和親，匈奴單于不得已放蘇武等人歸漢，公元前81年，蘇武還抵長安，被拜為典屬國。蘇武崇高的氣節受到了漢族和匈奴廣大人民的尊敬，蘇武牧羊北海的事跡被后人編成歌、劇、故事，廣為流傳。（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昭君出塞”是怎么回事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在西漢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各部，到長安朝見漢朝皇帝，向漢元帝請婚，元帝以宮女王嗇(字昭君)出嫁給呼韓邪單于。王昭君容貌豐美，儀態大方，通情識理，深得呼韓邪單于的傾心敬愛，特加稱號“寧胡閼氏”，意思是通過這次和親，將與漢家建立永遠和好安寧的關系。公元前31年，呼韓邪卒，昭君與他一起生活了3年，生有一子，名伊屠智牙師。單于位由呼韓邪的長子雕陶莫皋繼承，是為復株累若鞮單于。雕陶莫皋為呼韓邪大閼氏所生，按匈奴“父死妻其母(非親生母)”的風俗，昭君要再嫁雕陶莫皋，依照中原的倫常規范，她不愿意這樣做，故上書成帝表示不愿改嫁，要求歸漢，漢廷從尊重匈奴的習俗考慮，敕令她：“從胡俗”。這樣昭君又顧全大局與呼韓邪父子兩代結合，再嫁給復株累若鞮單于，并生了兩個女兒。昭君出塞的數十年內，在她的影響下，漢匈關系一直處于和平相處狀態，北方邊郡出現了空前安定的景象。后世把昭君出塞做為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友好關系的象征，并衍生許多動人的佳話。（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區域分布的五胡十六國是怎么回事
東漢以來，我國北方和西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陸續遷到長城以內和黃河流域一帶居住。至西晉時，由于內遷各族長期與漢族交往，逐漸由游牧走向定居的農業生活，但大多保留著部落組織和各自的民族語言習俗。西晉滅亡后，這些少數民族和漢族貴族在北方和巴蜀先后建立了成漢、前趙、后趙、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涼、后涼、南涼、北涼、西涼和夏等16個割據政權，進行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混戰，直至北魏統一北方，這種局面才告結束，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五胡十六國時期。這一時期內北方各少數民族越過長城入主中原，加強了和漢族的交往，促進了民族融合。（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石敬瑭為什么要割讓“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是五代時后晉皇帝，西突厥別部沙陀族。早年隨后唐明宗李嗣源征戰，很得賞識，屢立戰功，被李嗣源招為女婿，官封至河東節度使，駐晉陽，防范契丹。934年，潞王李從珂自立為后唐廢帝，視石敬瑭為心腹之患，發兵討伐他。936年唐軍抵晉陽城南與晉軍對壘，石敬瑭便以割長城沿線燕云十六州，年貢絹30萬匹，錢30萬并認遼主耶律德光為父皇帝為條件，請求援兵。契丹主早也想染指中原，于是便發兵五萬殺奔晉陽，把五萬唐軍殲滅于晉安寨。936年，契丹立石敬瑭為皇帝，建國號晉，遷都開封，史稱后晉。在石敬瑭的慫恿下，遼國出兵滅了后唐。石敬瑭進占洛陽，據有中原，大肆搜刮百姓，將士百姓無不憤慨。941年，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的親將郭威招降游牧于雁門關以北吐谷渾部眾。契丹主得知大怒，遣使向石敬瑭問罪，可他既不敢得罪劉知遠，更不敢有違于契丹主，走投無路憂郁而死。十六個州范圍約相當于以北京和山西大同為中心，東至河北遵化，北迄長城，西界山西神池，南至天津、河北河間、保定及山西繁峙、寧武一線以北地區。燕云十六州形勢險要，是中原北邊的門戶，十六州的喪失，使契丹貴族隨時可以南下長城掠奪，給中原地區人民帶來很大的災難。（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吉思汗是怎么建立蒙古國的
成吉思汗是古代蒙古族首領、軍事家和政治家。其父也速該為乞顏部落首領。9歲時，其父被仇人毒死，其部落受人挑撥而四散分離，只得隨其母月倫及少數忠實的部眾艱難度日。曾先后投靠勢力強大的克烈部王罕，又依附扎答闌部首領扎木合，逐漸積蓄實力。1179—1186年，與王罕、扎木合出兵5萬，大敗蔑兒乞部，隨后，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1189年，被乞顏氏貴族聯盟會議推為可汗，并初建護衛部隊。同年，與扎答闌部扎木合等作戰，兵敗，史稱“十三翼之戰”。1196年，在斡里扎河(今蒙古國烏勒吉河)之戰中，與王罕及金國軍隊配合，大敗塔塔兒部，被金帝封授“札兀忽里”(官名)稱號。1200年，聯合王罕擊潰泰赤烏部、哈芹斤部等11部族聯軍。1202年與王罕聯兵，大敗乃蠻聯軍，消滅塔塔兒等部。在追擊泰赤烏部時，中箭負傷。1203年，王罕與其子受扎木合挑唆，欲謀害鐵木真，未果。同年，與王罕大戰于合蘭真沙陀(今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北境)。兵敗后在班朱尼河(今克魯倫河下游呼倫湖西南)一帶收集殘部，恢復元氣。當年秋，乘王罕不備，突然襲擊，王罕兵敗，出逃被殺，克烈部亡。1204年，建立怯薜軍(護衛軍)，整頓軍馬，與乃蠻部決戰，在納忽昆山(今鄂爾渾河以東土拉河西一帶)擒殺部首太陽罕，乃蠻部亡。1206年在斡難河源召開大會，被推舉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國。從此以后長城帶第一次出現強大而統一的蒙古族，結束了自匈奴以來，鮮卑、柔然、突厥、回鶻等部落和民族興衰頻繁、聚散無常的局面。蒙古控制了東起興安嶺，西迄阿爾泰山，南抵陰山，北達貝加爾湖的廣大地區，將這些地方統稱“蒙古地區”，居民統稱“蒙古人”。（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兀良哈三衛與明王朝的關系怎樣
兀良哈三衛是明長城東部地區蒙古部落之稱，明初朱元璋設立朵顏、福科和泰寧三衛，因三衛地處兀良哈，故明稱兀良哈三衛。三衛轄地原在嫩江流域及大興安嶺南衛。靖難之役，明成祖朱棣曾借助它們的騎兵為先鋒，立有戰功，因此被允許在大寧地區(當今內蒙古赤峰、遼寧朝陽、河北平泉一帶)放牧。明中后期，三衛逐漸深入長城以南，成為長城腹地居民。明代把三衛看成為防御蒙古的東部藩籬，實行羈縻政策，授三衛首領以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等職，頒予敕書以朝貢，且規定每年兩貢，每次各500人之優待，還開設開原、廣寧等馬市。三衛雖有時寇掠明邊，但總的來看尚能服從明中央王朝的管轄。明末，后金興起，三衛陸續歸服于清。（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為什么說“隆慶議和”是一次重大決策
“隆慶議和”是明王朝同蒙古俺答部結束軍事對立局面的歷史事件。由于議和達成于隆慶年間，故史稱為“隆慶議和”。1570年俺答之孫把漢那吉自聘了一個姑娘準備結婚，這時，俺答把已許配給蒙古族另一部落首領的外孫女，留下做自己的妻子，而將把漢那吉所聘的姑娘嫁給了那位首領，把漢那吉氣憤之下跑到大同鎮長城的敗胡堡投明。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撫方逢時，對把漢那吉以禮相待，并將此事速報朝廷，他們還提出應該給把漢那吉封官加爵，如俺答來要孫子則必以縛回投降過去的幾名漢人做交換條件，在內閣高拱和張居正的積極努力下，隆慶皇帝批準了這一建議，授把漢那吉指揮使的官位。俺答本來正為把漢那吉生命擔心，準備用武力討還孫子，可又怕明廷先殺了把漢那吉，這時明廷派使者到俺答駐地，告訴他朝廷優待把漢那吉的情況，同時表示愿意送還把漢那吉，但希望俺答把叛人擒獻朝廷以表誠意。俺答為朝廷所感動，答應了明廷的要求。次年，隆慶皇帝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并批準了在長城沿線多處開辟市場同蒙古族進行貿易。隆慶議和之后，結束了在長城沿線燃燒了幾十年的戰火，直到明末長達70多年的時間里蒙古族和明王朝始終保持著和好的關系，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軍事沖突。（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三娘子對蒙漢團結作出過哪些貢獻
三娘子是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晚年所娶的一位年輕、美麗的妻子。她出身在蒙古族的烏審部，自小游牧在長城腳下，深知蒙漢人民對和平的需要和渴望。著名的隆慶議和，就是在她的力促下達成的。1581年俺答汗死后，三娘子深明大義，根據蒙古族風俗和明朝要求續嫁并輔佐至第三代順義王，極力維護與明朝友好關系，發展長城沿線互市貿易，被明廷封為“忠順夫人”。她畢生參與掌握兵權，忠誠不渝地長期貫徹執行隆慶議和，對長城內外蒙漢兩族人民安定團結、發展經濟作出很大的貢獻。例如1587年六月，俺答之孫扯力克曾經率軍數萬，陳兵長城下，聲言有馬八千匹，要明朝按價購買，否則就要攻進關去。當時正值下了十幾天的大雨，邊墻多處坍塌形勢十分危機，大同巡撫鄭洛急與三娘子聯系。通過三娘子之力使扯力克撤回軍隊。三娘子和明朝不少官員都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如宣大總督吳兌和大同巡撫后任宣大總督的鄭洛，他們與三娘子常通函柬，友情甚篤。由于這些交往，不少涉及明蒙之間政治和軍事上的糾紛，得以及時解決，避免了訴諸武力。這對蒙漢人民都是有利的，受到蒙漢兩族人民的尊敬。1606年三娘子去世，被葬在今包頭市薩拉齊鎮東20公里的美岱召，今召內東北隅的“太后廟”里尚存有三娘子的骨灰塔。（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康熙皇帝為什么不主張修長城
清朝滅明之后，關于修不修長城爭議頗多。順治年間，不少大臣提出要加強北部防御能力。但康熙當政之后，終于下決心停止了長城的修筑。他在兵部等衙門奏議修復古北口一帶長城的奏折上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實豈無邊患，明大修長城，最終滅于我”，因此，康熙吸取明亡國的教訓，決定不再興筑長城。后來康熙曾在一首詩中譏諷秦始皇修長城，雖然工程浩大，費盡了民力，但是仍然沒有保住天下。因此，他便改變了統治的政策，采取了道德教化和拉攏人心的“懷柔”政策，來拉攏蒙、藏各族的上層，又利用宗教信仰，用思想統治的辦法代替浩大的長城工程。這項政策包括優給廩祿、減免徭賦，封以爵位官職，保證他們的世襲權利等等。還規定他們輪流到北京或承德見皇帝，觀光賜宴，待遇很優厚。康熙還特別重視蒙族上層，他強調“滿蒙一體”，讓皇室子女和他們通婚聯姻。又在蒙族、藏族中扶植黃教，尊崇活佛，優禮喇嘛。各地大興土木，修建了許多喇嘛廟，也是想利用宗教進行統治。這些措施，當時受到朝野上下的擁護，也取得了積極的效果。（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清朝治理長城區域各民族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清據康熙制定的“不專恃險阻”，長城“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的籌邊指導原則，加強對長城帶各民族的治理。一是克服分裂，加強統治地位的斗爭。1646年，進一步綏服漠北蒙古，康熙初平定察哈爾部反叛，1684年，諭達賴喇嘛來漠北協同清調解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之爭，加強了清對漠北的統屬關系。長城西北的漠西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合并其他三部，控制了天山南北兩路，占有新疆、青海、漠北等廣大地區，借助沙俄勢力進兵喀爾喀蒙古，其后繼續東進烏珠穆泌，威脅北京。康熙帝于1690年親征，大敗噶爾丹，迫使其敗逃科布多(今蒙古國西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陸續平定了噶爾丹，擊敗了噶爾丹策零、阿睦爾撒納，平定了準噶爾。1759年又平定大、小和卓木，穩定了長城區域各地的統治，結束了長期混亂的局面。二是眾建分治，改革民族地區管理制度。清對長城區域少數民族地區行政機構的設置，采取因地制宜，“眾建之而分其力”的分治政策。1661年改理藩院為與六部平行的中央機構，專管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數民族事務；設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寧夏、伊犁將軍和烏里雅蘇臺定邊左副將軍，下設副都統、城守尉等分駐各地；蒙古則分為內屬蒙古、外屬蒙古兩部分，內屬蒙古即“大清國”建立以后歸附和被征服的蒙古，對其編設旗、佐，直隸內務府管轄，屬于清皇室的內屬旗；外藩蒙古包括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清汲取歷史上中央王朝統治北方少數民族的經驗，對外藩蒙古采取“眾建分治”政策，實行盟旗制度，作為統治蒙古的基本社會組織形式，盟旗之間無統率之權，軍政大事一律由中央政府獨攬。三是完善封建國家民族政策。清汲取了強制漢族剃發與易服的教訓，對長城區域其他各少數民族采取“從俗從宜”政策，不改變其“衣冠制度”；竭力擴大宗教影響；對少數民族實行“恩威并濟”的懷柔政策；對入關前歸附于清并在統一全國之戰中積極效力的內蒙古王公貴族給予優待，地位幾乎與滿洲貴族平等，可在中央機構擔任要職；承認外藩蒙古王公的原有社會地位，分別封為王，貝勒、貝子、公、臺吉；對維吾爾族上層也封以爵號；通過建立朝覲制度，少數民族王公貴族輪班來京朝覲，到木蘭圍場扈從圍獵、接受賞賜，去避暑山莊朝覲、赴承德燕宴，以懷柔政策達到“建威削萌”的目的。繼續實行滿蒙聯姻，加強滿蒙聯盟。采取一些特殊的經濟政策：對蒙古只取“九白之貢”，不收賦稅；對新疆則“薄其賦”，糧租只收準噶爾和大小和卓木統治時期的1/10，放寬內地與新疆的貿易限制，大力推廣屯田；大力開辟驛路，廣設臺站，形成以北京為中心、通往長城各地的交通網。四是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社會秩序的安定以及因寺廟建筑用工、蒙古上層招募耕墾、屯田的發展和“闖關東”“走西口”等，大批中原農民來到塞外，促進了大漠南北與東西的農牧業和手工業空前發展，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康熙中期，內蒙古南部的一部分牧民從游牧轉向半農半牧生產，農業有了相當發展，河套、西剌木倫河流域、東北、新疆以及蒙古一些地區大批農田開墾出來。災荒之年，內蒙古所產谷物“京師亦常賴之”。長城以北的手工業在清朝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皮革、靴帽、氈制品、柳編織品、首飾、金銀制品、馬具、釀酒、榨油、糧食加工等手工業也都有一定規模的發展。金、銀、銅、鹽、堿、煤等采礦業和森林采伐業都有較大發展。木材、口鹽、堿大量運銷中原各地，活躍的商業貿易往來于萬里長城一線。清朝“旅蒙商人”迅速發展，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已達20余萬人。中原和江南的綢緞、布匹、茶、煙、糧食、金屬器具、陶瓷制品、供佛用器等轉運至大漠南北的東自黑龍江中下游，西至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又將各種畜產品、貂皮等野獸裘皮、貴重藥材、牲畜等運銷長城以南各地。商業的繁榮、商路的開辟與延伸，促進了長城區域城鎮的發展。北京是全國的貿易中心，其他除寧夏(
銀川)、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張家口之外；漠南的多化諾爾、八溝(平泉)、建昌(塔子溝)、烏蘭哈達(赤峰)、集寧、百靈廟；漠東的呼倫布雨爾(海拉爾)、臚濱(滿洲里)、卜奎(齊齊哈爾)、墨爾根(嫩江)；漠北的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長城西部地區的秦州(今甘肅天水)、蘭州、西寧、哈密、烏魯木齊等都是重要的商業城鎮。長城以北的文化獲得了發展，漢文被滿、蒙古、達斡爾等族廣泛學習和使用，出現了康熙、乾隆等書法家；曹雪芹、尹湛納希等文學家；明安圖等科學家；留下了呼和浩特金剛座舍利寶塔天文圖刻石、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建筑藝術群等。（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多倫會盟是怎么回事
1691年五月份，清康熙皇帝為了加強長城以北的邊防和對喀爾喀蒙古的管理，在多化諾爾即現在的多倫與內外蒙古各部貴族進行了會盟。當時烏蘭布通戰役剛結束，康熙皇帝就親自主持內外蒙古克圖王公大會，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都到會。康熙帝檢閱了八旗兵，會上通過幾項決定：一是規定喀爾喀蒙古須遵行清朝的法令；二是給喀爾喀蒙古王公以汗、郡王、貝勒、貝子等爵號，取消原有的濟農、諾顏等名號；三是在外蒙推廣旗盟制度，在喀爾蒙古設立35旗；四是正式承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格根為外蒙古大喇嘛，確立他的宗教地位。這次會盟改善了喀爾喀蒙古各部與清政府之間的關系，也使清王朝對漠北地區的管轄得到加強。（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為什么說外八廟是民族大團結的象征
在承德避暑山莊的北面和東面，依次排列著11座廟宇，呈眾星拱月之勢，環列在山莊外圍。其中第一座溥仁寺建于1713年，至1780年建成須彌福壽之廟共歷時66年，由于這11座寺廟中有8座朝廷派駐喇嘛，由理藩院發放銀餉，因此，習慣上人們稱之為外八廟。這些廟宇吸收了漢、藏、蒙古、維吾爾等族藝術文化特點，造形奇特，富麗堂皇。實際上，外八廟的修建，是當時清朝帝王政治活動的產物，是聯系邊疆各少數民族，團結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政策體現。清初，正是清王朝上升時期，到了康乾時代，雖然在政治上穩定了中原，鞏固了清王朝的政權，但與邊遠少數民族間的隔閡還沒有完全解決，于是清王朝對蒙古、西藏、新疆各民族采取了團結與懷柔的政策。如達什瓦爾內遷按達廟，土爾扈特部萬里東歸與普陀宗乘之廟，到班禪六世朝見乾隆等，都是這一政策的生動體現，從而增強了各民族對清王朝的向心力，消除了歷史上長城內外民族間的對峙狀態，維護了民族間的團結，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外八廟是康乾時期民族大團結的象征。（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土爾扈特萬里回歸是怎么回事
土爾扈特是厄魯特(衛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從今新疆塔爾巴哈臺地區徙居額濟勒河(今俄羅斯境伏爾加河)下游。遭沙皇俄國欺凌達一個半世紀，沙俄一直以武力進攻、威脅利誘等手段，妄圖吞并、制服土爾扈特人。土爾扈特人始終頑強抵抗并保持同祖國的密切聯系。1771年1月5日，不堪沙俄凌辱的土爾扈特人為了維護民族生存，在渥巴錫率領下，毅然踏上重返祖國的征程，他們沿途沖破俄軍圍追堵截，渡過烏拉爾河，沖破哈薩克和巴什基爾人的攔阻，歷盡千辛萬苦，歷時近8個月，行程萬余里，于當年7月17日抵伊犁河畔，悲壯征程勝利完成。乾隆于長城腳下的木蘭圍場召見渥巴錫等四位首領，又在避暑山莊萬樹園賜宴，親寫“土爾扈特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碑永志。土爾扈特萬里回歸，譜寫了各民族心向祖國和民族團結的光輝篇章。（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走西口”的說法是怎么形成的
“走西口”是指清代山西、陜西等地的破產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冒禁翻越長城，到內蒙古西部地區去謀生的一種活動。清朝初期，長期鎮壓農民起義和抗清的斗爭，客觀上造成了北方長城以內生產的極大破壞，各地田地荒蕪，屋房殘破，人丁流亡。所以大批的山西、陜西、甘肅和部分河北的破產的農民、戰敗的農民起義軍，或“攜男挈女”，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離鄉，由殺虎口等處冒險越長城，“走西口”，去歸化“覓食求生”。流民從土默特向西，或向蒙民租地墾種，或入大漠私墾，形成了“走西口”的遷徙群體。（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闖關東”的說法是怎么回事
“闖關東”是指清中葉關內破產流亡農民，冒禁越長城到我國東北地區謀生的一種活動。嘉慶、道光年間山東、河北、山西和河南等省的逃亡饑民、破產農民、手工業者背井離鄉，成群結伙，扶老攜幼，從山海關等關隘，私越長城，“走東口”“闖關東”，大批涌到內蒙古東部、遼寧、吉林、黑龍江、烏蘇里江以東等地“覓食求生”，他們有的開荒種地，從事農牧業生產；有的進山采金開礦淪為“溝民”；還有的從事商業、手工業、餐飲業。清咸豐以后，隨著東北清軍大半奉調入關，“封禁”失敗，“闖關東”者規模更甚。如今山海關東1公里處民間口傳的“歡喜嶺”和“流淚溝”等地名，道出了當年闖關東者“入時歡喜出時愁”的辛酸歷程。（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抗戰時期伊盟事件是怎么發生的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將領陳長捷在長城一帶制造對內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殺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稱“三·二六”事件。駐東勝的國民黨伊克昭盟守備軍總司令陳長捷、第26師師長何文鼎等，頑固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政策，無休止地敲詐勒索，掠奪牲畜、財物，排擠抗日的蒙古族武裝，扣發蒙古保安隊官兵糧餉，對蒙漢人民實行血腥統治。又以解決伊盟駐軍糧食為名，強墾蒙古族牧地，終于釀成“三·二六”事件。1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薩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隊下級軍官勞賴(老瑞排長)帶領官兵發動武裝起義，起義隊伍包圍札旗國民黨“伊盟保安隊長官公署”、“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即“綏境蒙政會”)等機構，搗毀“綏遠蒙旗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扣殺一些國民黨反動官員、蒙奸。接著，4月中旬烏審旗保安隊官兵也舉行起義。兩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積極支持起義隊伍，許多投入游擊戰。事件發生后，陳、何軍隊對起義軍民進行血腥鎮壓，燒殺搶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動全國。中共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政治和物質上支援蒙古族軍民。迫于壓力，國民黨當局于10月接受起義軍的要求，停止開墾，將陳長捷撤職，事件得以平息。（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抗戰時期伊盟事件是怎么發生的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將領陳長捷在長城一帶制造對內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殺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稱“三·二六”事件。駐東勝的國民黨伊克昭盟守備軍總司令陳長捷、第26師師長何文鼎等，頑固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政策，無休止地敲詐勒索，掠奪牲畜、財物，排擠抗日的蒙古族武裝，扣發蒙古保安隊官兵糧餉，對蒙漢人民實行血腥統治。又以解決伊盟駐軍糧食為名，強墾蒙古族牧地，終于釀成“三·二六”事件。1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薩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隊下級軍官勞賴(老瑞排長)帶領官兵發動武裝起義，起義隊伍包圍札旗國民黨“伊盟保安隊長官公署”、“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即“綏境蒙政會”)等機構，搗毀“綏遠蒙旗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扣殺一些國民黨反動官員、蒙奸。接著，4月中旬烏審旗保安隊官兵也舉行起義。兩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積極支持起義隊伍，許多投入游擊戰。事件發生后，陳、何軍隊對起義軍民進行血腥鎮壓，燒殺搶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動全國。中共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政治和物質上支援蒙古族軍民。迫于壓力，國民黨當局于10月接受起義軍的要求，停止開墾，將陳長捷撤職，事件得以平息。（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歷史上長城沿線商貿城鎮是如何分布的
在長城線上歷史上形成了許多商業貿易城鎮，大多數位于萬里長城一線南側的農業區，比如明代著名的互市重鎮撫順、開原、張家口、大同、榆林、銀川、蘭州、武威、張掖、哈密、吐魯番和天水等地，都是當時歷史上各民族商業貿易、物資集散的中心，也是農、牧業經濟區的重要聯結點，這些都在長城帶歷史的商業貿易中起著重要作用。（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漢代長城沿線的主要貿易對象是誰
漢代長城沿線的主要貿易對象是匈奴族。匈奴族是一個以游牧經濟為主的民族，畜牧業比較發達，農業相對落后，手工業則更加原始，內地的一切手工業制品，如絲綢、漆品等都是他們極為喜愛的物品，完全仰賴與漢族互市獲得。漢中央朝廷則利用匈奴統治階級“嗜漢財物”的心理，以互市、和親作為羈縻之策，與匈奴族互市往來于長城之下，但匈奴族統治者貪圖財利對漢廷沿邊的騷擾活動不斷。武帝時對匈奴的幾次用兵，此后匈奴族勢力日漸削弱，大部分西去。到東漢年間鮮卑、烏桓游牧族代之而起，成為那時的主要經貿對象。（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沿線的“關市”是怎么回事
關市是在長城區域內歷代政權于邊境關口開設的內地與邊外諸民族或外國的貿易市場。西漢與匈奴“和親”后，即通關市，以繒絮、金、錢、糧食、酒、茶等換取匈奴的馬、牛、名貴毛皮及畜產品等。其后，歷代延續不斷。歷代關市受政府的嚴格控制，定期定時開放。歷代王朝或政權，在邊境和平或安定時期，都在邊關設關市，以利貿易、互通有無。在不同時期又稱“絹馬互市”“榷場”“馬市”等。絹馬互市是唐朝與回鶻(回紇)以絹易馬的貿易活動。亦稱絹馬貿易。絹馬互市的主要方式為進貢和回賜。而且回鶻使節大都兼做買賣，隊伍龐大，少者數十人，多則數百或千余人，所帶馬匹從數千匹至數萬匹。絹馬互市影響深遠，密切了唐與回鶻的關系。榷場是宋金元時期邊境的貿易市場，屬互市市場。榷場內的貿易由官吏主持，除官營貿易外，商人進行交易須納稅，交牙錢，并須領得證明文件方可進行貿易。到了明代馬市空前繁榮，明朝依照前代遺制，逐步加強“馬政”和“茶法”，制定嚴密的茶馬互市制度。政府經常派“茶馬御史”到各地巡視，以實現國家對茶馬貿易的壟斷。隨著長城內外物資交換的發展，各民族之間的貿易范圍更廣，規模更大，次數更多。關市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互通有無、友好往來的產物。它在歷史上對長城內外、內地與邊疆、漢族與蒙族、農業區與牧業區的經濟交流與發展，一直起著積極的重要作用。（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區域的節日風俗主要有哪些
長城區域節日豐富多彩。春節是我國北方最盛大的節日，長城帶地區的漢、蒙古、錫伯、裕固、赫哲、鄂倫春、鄂溫克等民族居民當農歷新年到來時，有祭祀祖先、守歲、向長輩拜年、親友互相祝賀新年等習俗。其他一些民族也有特定的日子作為新年節日，藏族的新年節日是藏歷正月初一；哈薩克、柯爾克孜族的新年——那吾魯孜節和塔吉克族的新年——切脫恰特爾節是每年的春分日。在長城區域，春節前后是農閑之時，為了表達對于未來一年收獲的美好愿望，各族群眾對于這個節日的重視程度超過其他節日。長城區域通行的其他節日還有正月十五燈節、四月初五清明節、五月初五端午節、七月初七乞巧節、八月十五中秋節、九月九日重陽節、臘月二十三灶王節等。這些節日都以農歷為標準計算的。另外，穆斯林民族都要過伊斯蘭教的三大節日——開齋節、古爾邦節和圣祭節；蒙古民族牧民每年夏秋季要舉行那達慕節日的慶祝大會。（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長城區域少數民族在狩獵方面都有哪些習俗
長城區域的各民族在傳統上以不同的經濟活動為主。鄂溫克族經濟中狩獵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他們崇拜熊神，獵熊儀式非常繁瑣，既有不能說“打熊”“熊死了”等這類話語的禁忌，又制定有狩獵、熊肉分配規矩。滿族有捕捉和訓練狩獵用的獵鷹“海東青”的習俗，對于捕捉訓練獵鷹的時間都有約定俗成的規定。蒙古、滿、錫伯等民族過去均有圍獵習俗，講究代工合作，怎樣分配任務，如何射殺獸類動物等，均有傳統辦法。鄂倫春、鄂溫克等民族在得到獵獲品后，保存著原始共產主義平均分配食物的習俗。（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雁門關外的民俗有哪些特點
晉北雁門關外，俗稱塞外，歷史上一直是中原地區同北方邊塞地區的接壤地帶。這里以漢族文化為主體，大量吸收和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成分，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現象。房屋坐向，舊民房多為坐西向東。這是契丹人的習俗。契丹人崇拜太陽，建房坐西向東，為的是每天一早就能迎接太陽的升起，沐浴陽光。大同市保存完好的遼代建筑上下華嚴寺即為坐西向東。著裝喜穿皮衣。解放初期，農村人，包括婦女在內，普遍穿“羊皮襖”“毛氈鞋”，戴“毛氈帽”。這固然與當地養羊、產皮、產毛和氣候寒冷有關，但也明顯是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穿著習慣的濡染，也可能是當時條件下的一種引進。雁門關外人大量殺牲吃肉和喝酒，過年過節，親朋上門，紅白喜事，隆冬天寒，都要喝酒吃肉。長期以來，雁門關外一帶既保留了漢民族沿河水穩定居住的傳統種植的產業習慣，也沿襲了游牧民族養騾馬牛羊的家庭養殖方式，形成了典型的地域性農牧混合經濟形態。正月十五鬧元宵，農村和小城鎮盛行土攤子秧歌，踢鼓子拉花。過去傳統廟會，多配合以牲畜交易為主要內容的騾馬大會，同時組織文藝活動。文藝活動多以愛情戲耍為基調，形式多為“二人臺”和“耍孩兒”帶有濃厚的草原邊塞風情。宗教信仰也較普遍。北魏和遼代雁門關外佛教盛行，云岡、上下華嚴寺、應州塔寺、靈丘覺山寺的建筑可以證明。道教以北岳恒山為代表。解放前，各縣城和較大的農莊，都有三清觀、真武廟、老爺廟、財神廟、奶奶廟等。文廟各地都有。龍文化也非常突出，有九龍壁、五龍壁、三龍壁、一龍壁等。雁門關外曾經是各部民族戰爭的交戰區，燃點烽火是古代軍事防務上傳遞信息的重要手段和自我保護的神圣符標，因而，壘旺火成了當地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至今不衰。過大年、鬧元宵娶媳婦、重大喜慶活動，都要壘旺火，大型旺火可達幾層樓高度，寓有迎喜接福，慶賀升平，祛邪除惡，旺氣通達之意。（選自著名長城專家董耀會著《萬里長城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