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歷代典籍整理和研究工作起步較早，幾乎與新中國同步：1958年，即成立由齊燕銘任組長的“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文革后改名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1983年教育部成立了以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周林為主任的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中國大陸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工作；1984年又成立了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衛生部也成立中醫古籍文獻學術委員會，負責指導和研究中醫古籍整理工作。制訂了中醫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規劃，計劃整理686部中醫藥古。從1991年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開始陸續制定《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1991-2000）和“八五”計劃》、《“十一五”（2006—2010年）重點規劃》和《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與此同時，各省、市自治區也先后成立相應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負責制訂各地方古籍整理計劃，組織古籍研究、人才培訓和出版工作。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數字化卻相對滯后：直到2006年4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制訂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點規劃》才提到“運用現代技術，開展古籍數字化、影印出版和縮微工作，促進古籍的有效利用”；2010年制定的《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分為目標、重點、特點、實施《規劃》的要求和保障措施四大部分，皆未提到古籍數字化及在古籍整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是在所附的古籍整理目錄九大類491個項目中，第九類列有“古籍數字化”的20個項目，約占全部項目的4%。據楊家駱先生1946年統計，僅西漢前至清末的古籍就有181755部，還不包括不在其中的方志、家譜，近來出土的文物、碑刻、簡牘、壁畫、墓葬品以及一些古籍研究類代表性專著研究類著作。據王鶴鳴《中國家譜總目》中介紹，目前全國共發現家譜就有52401種。按這樣的速度，完成國家一級的古籍整理需要九千多年。古籍數字化是一個新生事物，他給人們的閱讀方式、研究手段乃至思維方式都帶來重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計算機強大的儲存空間和自動檢索功能，將徹底改變人腦記憶的限度，這必將使人腦解放出來用于更多的抽象思維活動。因此，古籍數字化不僅對古籍的保存、使用有著巨大的價值，給文史典籍的讀者、研究者帶來極大的便利，代表著古籍保存、使用、閱讀和研究的發展方向，而且對振興中華、實現文化復興乃至實現強國夢，也有著不可取代的意義。按目前的國家一級的古籍整理規劃所設定的目標和整理進度，與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標：“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其差距難以道里計。

　　況且，古籍數字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體系，其讀者與生產者、生產者之間、電子產品與紙質產品、古籍與數字化古籍之間涉及的問題很多，自1991年武漢大學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所陳光祚教授主持的電子版出版物——《國共兩黨關系通史》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來這二十多年間，已經發生和并在不斷產生許多新的問題，涉及對現有的古籍資源調研、規劃、整理、出版和人才培養這樣一個涵蓋各有關領域的中長期規劃；規范、統一的數據庫的標準設置和建設，一系列兼容、通用的計算機處理軟件的研制和開發；針對性更強、有利于古籍數字化的法律法規的調研和制定；調動各級各類古籍數字化整理和生產部門的積極性，又做好其中的協調和監控等等。而現有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僅僅是限于古籍整理的規劃和出版。小組下設的辦公室，則與新聞出版總署圖書管理司為一個機構。也就是說他的工作范圍，多限于出版領域，而上述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則需要教育部、科技部、科研院所、司法部、信息產業部、各大博物館、圖書館等介入和參與，皆需要這些部門的的配合和相互協調。因此由此看來，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更權威、聯系更廣泛、也更專門化的古籍數字化管理機構，或是對現存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進行改組充實，尤其是加強古籍數字化方面的力量，由上述各部門的代表、古籍專家、技術專家、高校和公共圖書館的專家以及一些從事計算機網絡營運的商業機構代表組成，實行對現有的古籍資源調研、規劃、整理、出版和人才培養等在多元化基礎上實行國家整體調控，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這個機構的組成，他的組織體制、知識結構和運作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于我國古籍數字化的成敗將起著關鍵和樞紐作用。因為下面幾個關系到古籍數字化工程的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都必須依靠國家統一管理和調控才能發做到、做好：

　　一、摸清家底，制定國家的古籍數字化工程中、長期規劃

　　我國古籍數字化的開發必須首先摸清家底，我們到底有多少資源？這些資源的分布情況？有多少散失在海外？海外中國古籍珍本究竟有多少？國家和社會多少資金可以投入和利用？古籍數字化到底該先進行什么項目，中國古籍數字化的基地和研究骨干都有哪些？他們都各有什么優勢？如何使他們的優勢得到互補？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摸底工作，有些部門也開始啟動，如上述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從2009年8月開始全面梳理我國古籍資源，開列古籍整理基礎性出版項目，系統性地影印復制國內未見或稀見的重要古籍等；科技部重大基礎課題—“我國數字圖書館標準規范建設”；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鐸博士承擔的教育部“十五—211工程”項目子項目“《全宋詩》分析系統”等。但基本上是各部門、各系統、各單位各自為之的“戰國局面”，缺乏一個涵蓋各部門一個全國性的總體規劃和具體安排。我國的古籍文獻浩繁，且分布在不同系統和部門的圖書館及其它機構。就海外漢籍而言。且不說眾人熟知的散落于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國立巴黎圖書館的敦煌典籍，已收藏中國典籍文明聞名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就日本收藏的中國古籍而言，就散見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編印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圖書館編印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編印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漢籍分類目錄》、日本內閣文庫編印《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編印的《帝室和漢圖書目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漢籍目錄》、東洋文庫編印的《東洋文庫漢籍分類目錄》、靜嘉堂文庫編印的《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續篇》、《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尊經閣文庫編印的《尊經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等。近日又有日人金文京、喬秀巖主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共十八冊，收錄了四十多個劇本。介紹了該種戲曲在日本的收藏地點，在中國的原來收藏者，及其版本格式以及各種書目的著錄概況。國內則有北京圖書館編印的《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十冊），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主編的《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日本儒學研究書目》，這都需要統一梳理整合，才能真正全面了解我國古籍在日本收藏和流傳情況。至于韓國延世大學全寅初教授主編的《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收錄整理韓國70余種韓國古籍書目所刊載的12500多種中國典籍。2005年由韓國學古房出版后，僅為臺灣以及大陸部分同行友人所知中。如果我們首先不摸清家底，在此基礎上制定一個全國性的典籍數字化長遠目標和總體規劃，以及實現這個規劃的路線圖，我們的制度優越就無法發揮，我們國家隊的實力就無法體現，必然也會影響到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

　　我國臺灣地區漢籍數字化（臺灣地區稱為“數位化”）進行較早，它們在統一規劃方面有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參考：1984年，臺灣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即開始制定“史籍自動化計劃”，1998年“數位博物館專案先導計劃”開始啟動，有關部門有計劃地規劃文獻數字化工作；1999年第二年度“數位博物館計劃”將范圍再次擴充；2000年“中央研究院”受臺灣政府委托，全面規劃“數位典藏計劃”，為這項工作是中長期規劃制定一個路線圖。規劃分為典藏、流通、研究、教學四個方面。其中典藏與流通以保存和傳承典籍為目的，研究和教學則致力于服務當今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如何設計出符合文史學界使用，使古籍數字化資料成為文史學界教學與研究的工具，以提升研究效能和教學效果。如在這個目標規定下完成的大型的中文古籍數據庫，可以提供一億八千萬字的古籍資料計算機檢索服務，為文史學界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

　　在制定一個全國性的典籍數字化長遠目標和總體規劃時，首先應該考慮海內外珍本、孤本典籍的搶救，首先做好這類典籍的整理和數字化；

　　高齡專家研究領域要優先考慮，使他們的業務專長乃至絕學不至隨他們而去，如傅璇琮、孫欽善、王季思、周勛初、董治安等文史專家皆八十以上高齡，他們或在宋史、或在漢代典籍、或在唐詩、或在元曲等皆有絕活并取得驕人成就，應該配助手抓緊將他們研究領域的典籍和研究成果整理出來，用數字化保存下來。

　　數字化產品的公益性和學術性亦需優先考慮。其中一些研究性的學術成果，是為專家學者提供服務；更多的則應是普及讀物，是為普及國學知識、以普通讀者尤其是中小學生為主要服務對象，要盡量實現典籍數字化的免費檢索，并提高其學術含量。政府的資金投入和社會捐助，則是典籍整理過程的學術性和完成后的非營利性的最大保證。臺灣中央研究院開發的《漢籍全文資料庫》，其中就有一類是“人文資料庫師生版”，就是為普及文史教育而向大、中、小學師生免費開放的。中國歷代重要的文史典籍幾乎盡數包括其中，約七千萬字，約占整個《漢籍全文資料庫》文獻數的一半。這可以作為借鑒和參考。

　　在實現這個全國性的典籍數字化長遠目標和總體規劃時，設定級別、層次，分清輕重緩急，由這個全國性的權威機構組織實施或進行協調，至少有以下幾點需要抓緊進行：

　　第一，將開發和研究團隊根據人力、財力和研究開發優勢分為不同層次，確定不同的研究開發對象。這個權威機構可以自己出面組織國家一級的團隊，或像臺灣由中央研究院出面那樣，以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或著名高校為主組成研究核心，去完成一些重大項目和主干工程，如《敦煌學知識庫》、《兩漢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新疆歷史文獻》、《新疆歷史文獻》、《西北疆域民族地理歷史資料匯編》、《西北疆域民族地理歷史資料匯編》、《中國海疆歷史地圖史料匯編》等歷史文獻圖籍，以及《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大型類書等數字化整理和研究；一些重點高校則可以發揮自己的研究特長、歷史傳統和現有成果，如中國人民大學的清史研究，北京大學的全宋詩，四川大學的全宋文，南京師大的全宋詞，武漢大學的全唐五代詞，陜西師大的隋唐史，北京師大的先秦史等。首都師范大學電子文獻研究所歷時八年完成的《中國歷代基本典籍庫》（包括《隋唐五代卷》、《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卷》、《宋遼夏金元卷》和《明清卷》）以及大型古籍全文檢索數據庫《國學寶典》的完成應該說是一個成功的典范。

　　第二，是為當今社會變革提供急需的歷史借鑒。參與現實文化創造、體現當代人文關懷。在當今社會，一個學科的生命力往往取決于現實生活的需求，因為生活之樹常青，而理論往往是灰色的。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人文學科的確立，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就是能否為當代社會提供其它學科無法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文化功能和人文關懷，能否參與當代的文化創造，否則，它就會缺少生命力，就會被其它學科所侵吞，或被在現實生活中更有活力的相近學科所取代。古籍數字化也是如此，那些為當今社會變革、民族復興以及國家內政外交所急需的一些典籍，應該發揮數字化容量大、傳播迅速、讀者面廣的優勢首先加以考慮。1957年至1962年前后，中國史學會以及一些單位從當時的國家內政和外交需要出發，編輯出版了一批書目索引和題解，如中國史學會主編的《洋務運動書目解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中法戰爭書目解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日戰爭資料書目解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戊戌變法書目解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義和團書目解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福建省圖書館編印《臺灣、琉球資料聯合目錄》（1972年）、《我國南海諸島資料聯合目錄》（1973年），福建師范大學1974年編印《東西南沙群島目錄及重要資料選輯》，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1973年編印《東北地區民族歷史地理文獻目錄》，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等1962年編印《新疆研究參考書目（中文之部）》、1959年編印的《有關西藏的圖書目錄》，云南大學1957年印《云南民族史史料目錄解題》。當時由于紙質書籍的容量有限，只能編出這些書籍的目錄或提要，在數字化的今天完全可以用電子網絡解決原著的容量問題，而這些都是當今社會變革或我國內政外交所急需的典籍或資料。高校、中央和地方研究院所和民營公司可以選擇一種或幾種，集中人力物力，進行數字化研究開發。
　　
　　第三，一些尚未進入主流視野、尚未引起足夠重視，也未進行系統整理，但確有實用價值和寬廣發展前途的一些史料，如地方志，官修、私修史乘中“胡夷志傳”；“佛老傳”中高僧、名道、名剎、名觀；州治檔案刑名錢糧；家譜、族譜；與重大歷史事件、時代轉捩點有關的日記、雜記，如李慈銘、曾國藩、胡適之日記等；一些近來出土的如湖南益陽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湖北隨州周代墓葬中的碑刻、簡牘、壁畫、墓葬品等文物專輯、匯編等。由于電子產品的高科技、容量大、快速、便捷、成本低又便于傳播攜帶等種種優勢，皆是紙質印刷品所難以完成和無法取代的。

　　第四，利用現有典籍和數字化的獨特優勢開發特色項目。如為閱讀尤其是研究提供某種資料使用上的便利的“引得”。這種圖書類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燕京大學曾經做過紙質產品，該校專門設立一個“引得編纂處”，從1933年到1948年十五年間編輯出版了48種“引得”。有的“引得”對象是專書，如《周禮引得》、《周易引得》、《論語引得》、《孟子引得》、《水經注引得》、《杜詩引得》、《毛詩引得》等；有的是史籍中某個專項內容，如《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食貨志十五種綜合引得》、《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引得》、《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有的是典籍研究資料，如《文選注引書引得》、《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春秋經傳引得》、《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清代書畫家字號引得》；有的是某類典籍的綜合匯編類，如《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等；有的則是典籍研究著作的“引得”，如《考古質疑引得》、《諸史然疑校訂附引得》、《藏書紀事詩引得》等。這些門類眾多的引得為閱讀和研究提供了極大地便利，如1933年出版《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將十五種藝文志和五部禁毀書目所收先秦至清末四萬余種圖書按書名和作者編成綜合索引，并附筆劃檢字，甚便檢查；1937年出版的《禮記引得》，以上海錦章書局1926年影印江西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的文字為準，凡名詞及較重要的動詞、形容詞皆列為目，下引含有該目的句子，句后標明篇、節。各目按中國字庋擷編排，附筆劃和拼音檢字，查考便利。又附《禮記篇次、節數表》和《開明版禮記節數與他版禮記頁數互推法》，以便查找其他版本。但由于戰亂和解放前夕這所美英基督教會大學的關閉，造成典籍編纂的中斷。1960年，中華書局曾影印了其中的幾種，現在的古籍數字化可以利用自己的高科技優勢將其數字化，也可以開辟另一些典籍或典籍研究類著作的引得。
　　
　　發揮典籍數字化的高科技優勢，其手段當然不只是以上幾種，譬如我們還可以利用計算機對某些歷史場景進行模擬，通過虛擬復原使研究得到比較直觀的參考。例如浙江大學計算機科學系與敦煌研究院合作，模仿海外的《古埃及虛擬旅行大百科》（Egypt Antique 3D 2004 DVD），制作的“敦煌石窟虛擬重現與壁畫修復模擬”研究，除了利用虛擬現實技術實現了敦煌石窟虛擬展示，使人徜徉于古代敦煌種種佛教場景之中，還利用壁畫復原與演變模擬系統完成了壁畫圖像色彩的數字化復原與歷史演變過程的模擬。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在世博園中也完成了電子復制模擬和再創造。《史記》、《漢書》等史志的本紀、列傳，佛老傳、高僧傳中的人物故事，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的詩意和情節也都可以照此辦理，應當說典籍數字化的領域是相當廣闊的，只是需要我們更新思路、開拓視野。

　　二、統一標準，整體調控

　　在古籍數字化總體目標和規劃設定后，如何制定一個國家統一標準和由國家權威機構進行統籌協調則至關重要。

　　規范、統一的數據庫形式是數據庫的生命所在。古籍資源數字化一旦進入大規模實施階段，必須依托于一系列兼容、通用的計算機處理軟件。如果沒有規范的機讀目錄格式，數據庫就無法進行交換，無法真正實現國家乃至世界范圍內的資源共享。目前很多單位都在做古籍書目數據庫或古文獻資料數據庫，并自造了相當數量的字庫，但這些數字化古籍其處理軟件基本上還是各自封閉的，由于古籍資源數字化處理軟件的通用程度低，導致的結果是重復研制開發屢見不鮮，不僅延緩了古籍資源數字化的進程，還造成了有限資源的極大浪費。由于建庫的標準各不相同，在技術上很難與其他數據庫融為一體，造成知識體系的割裂。也由于書目數據不準確，造成不同的書被著錄成一種書，或者是一種書被著錄為多種書的狀況，給讀者的使用和研究帶來極大不便。有的開發單位出于知識產權和商業利益的考慮，故意不采用通行的行業標準，自行設定相關的數字化加工與組織標準，給數據共享人為地設置了很多障礙。致使一些數據庫涵蓋的文獻資料頗為有限，遠未能實現對全國范圍內的整體檢索，古籍數字化成果的利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開發研制網絡環境下古籍整理通用軟件系統，建立一個規范、統一的數據庫，實在是古籍數字化進程中的當務之急。

　　目前，如此現狀已引起國家相關部門的重視：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其中明確要求制定古籍數字化標準，規范古籍數字化工作，建立古籍數字資源庫。2011年，文化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古籍的數字化建設；2012年5月22日，由文化部主辦，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承辦的“全國古籍數字化建設與服務工作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國家圖書館相關負責人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省級圖書館館長及有關專家出席研討會，就全國古籍數字化合作服務機制、國內外古籍數字化保護利用、古籍數字化成果共享方式和古籍數字化標準規范等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但所有這些，只是給古籍數字化和資源共享帶來希望和曙光，還需要一個國家級的更權威、聯系更廣泛、也更專門化的古籍電子產品和網絡管理機構去貫徹、去落實。因為要想建立一個完整的中國古籍數據庫，并保證數據庫的質量和查詢服務效果，首先就必須統一建庫標準和規范：要有規范的著錄條例、數據庫格式、編目軟件使用字庫，還要有統一的古籍分類法，這些標準的制定不僅要由圖書情報界、信息產業界和與標準相關的軟件開發商參與，而且也要有從事古籍整理的專業人員參與，只有這樣才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共享古籍文獻的統一平臺。因此必須有一個上述機構出面，指導從事古籍數字化的主要單位，在全行業進行計算機古籍整理通用系統的研制開發，制定統一的數據格式要求，實現標準化、規范化，在此基礎上進行分工合作。對古籍原本進行鑒別和統一著錄，執行統一的分類表和分類原則，建立可共享互惠的資源體系。

　　臺灣的古籍數字化在地方政府重視下，目前已逐漸成為有計劃、有標準的規范性操作。在資料整合方面，為了方便不同資料庫之間資料的交換、流通，建立了對設資料的標準格式，并進一步發展為后設資料與XML技術相結合，以提高資料檢索的完整性和精確性，可作為我們制定統一標準的參考。

　　古籍數字化在制定統一標準的同時，還需整體調控和統籌協調。我國古籍數量龐大，且往往分散各地，僅由一個單位或組織來負責完成某一專業領域內的古籍書目數據庫建設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多方合作才能進行。古籍數字化建設必需動員各方面力量，群策群力，相互協調，相互配合，這就需要上述的權威機構來門來整體調控和統籌協調，不然就會導致重復開發和資源浪費。無庸諱言，在今天的各種數字化產品中，內容的大量重復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開發單位各自為政，多以商業利益為核心，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片面追求規模與宣傳效應，致使古籍的數字化集中于“少數”常用特別是叢書類的古籍，大家一擁而上、重復建設，而大多數學術界需要的古籍的數字化無人顧及。例如文淵閣《四庫全書》紙質版發行后，1998年以來先后已有多家進行過影像數字化，繼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書同文公司與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電子版后，陸續有武漢大學出版社的光盤版、“中美百萬冊書數字圖書館”的網絡版等。還有一些機構曾經也進行過相同的工作，只是由于各種原因最后沒能面世。至于像《二十五史》這類規模稍小但更常用的文獻，其數字版本就更多，幾乎現在稱得上數字化項目的產品都全部或部分包含了它們。這種重復在人力和財力上都是一種浪費，它提高了開發成本，同時相應減少了對其他可開發項目的投入。同時，由于基礎工作和專業人員準備不足，使這些電子產品也存在許多質量問題。從整體上也使古籍數字化的進程因為“程序錯亂”顯得有點“步履蹣跚”。

　　所以，我國古籍數字化建設應在權威機構主持下，協調好各個開發單位的工作，鼓勵合作開發，共建共享。最近，港臺地區古籍數字化系統出于商業利益或其他考慮，為了方便大陸讀者和研究者，逐漸使用大陸出版的古籍點校本，將自身的數字化技術優勢和經驗與大陸的資源優勢和古籍整理人才優勢結合起來。如香港迪志公司與北京書同文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研發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在具體實施上，應分清輕重緩急，在權威機構主持下，根據規劃有步驟分階段有條不紊的進行。首先應該進一步完善古籍書目數據庫，有了古籍書目數據庫，不僅簡化了古籍的檢索方法，增多了檢索途徑，而且可以極大地方便讀者，提高服務效率；其次是大規模總結性古籍檢索工具的數字化，總結性的、權威性較高的古籍工具書，如《辭源》、《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版刻圖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中國歷史地圖集》、《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等，這些工具書本身或許并不能稱為古籍，但卻是人們充分地利用古籍資源、打開古籍資源寶庫的有效的參考工具和引導工具，是實現古籍真正數字化的基礎。再次是計算機古籍整理通用系統軟件的研制。開發古籍資源數字化一旦進入大規模實施階段，必須依托于一系列開放、兼容、通用的計算機處理軟件，如OCR軟件、校對軟件、標引軟件、檢索軟件、研究支持軟件等。

　　三、創新思維與時俱進、修訂和制定相關法律法規

　　古籍數字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體系，其讀者與生產者、生產者之間、電子產品與紙質產品、古籍與數字化古籍之間涉及的問題很多，而且還會不斷會產生新的問題，如古籍的“文獻保真”和“文獻整理”的界定和處理原則；典籍的電子產品與典籍本身的關系；典籍版本的選擇以及所涉及的典籍持有者與電子產品生產者之間關系；典籍已有的紙質產品和電子產品之間著作權的界定；如何體現數字化過程中古代典籍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特殊性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典籍數字化過程中發生的新問題，都無成規可循，必須通過制定相關法規加以解決。制定相關法規時我以為應該有兩個基本原則或前提：第一，要認識到古籍數字化是一個新生事物，他給人們的閱讀方式、研究手段乃至思維方式都帶來重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計算機強大的儲存空間和自動檢索功能，將徹底改變人腦記憶的限度，這必將使人腦解放出來用于更多的抽象思維活動。這對振興中華、實現文化復興乃至實現強國夢，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因此法規的制定，應從愛護和扶植出發，有利于其生存發展，成長壯大；也必須有利于對其規范、調控和統籌協調，使其能健康地、沿著正確的軌道前行。第二，必須創新思維與時俱進，對于數字化過程中的上述問題及時研究、及時解決，而且能有前瞻性，不應該拿過去的紙質出版物的相關法律法規照搬照套，這樣才能典籍數字化這個新生事物起到保護和扶植作用。如國學時代公司（即國學網）與中華書局圍繞訴“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電子產品侵權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訴訟方中華書局告國學網電子產品《二十四史》、《清史稿》侵權。理由是這兩部書是在古籍作品的基礎上經過中華書局創造性勞動而派生出來的作品，是演繹作品。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兩部古籍的整理本在分段、標點、校勘中，相似度超過50%以上就基本可認定為實質性近似，因此可認定國學網電子產品《二十四史》、《清史稿》侵權。被訴方國學時代公司則認為古籍的點校相似是古籍整理必然現象，點校作品之間不會有較大差異。古籍本身和加注過標點的文字，其技術處理仍是文獻本身，并不形成獨立的表達，不存在著作權。如果有著作權也只應在“校記”中，但“校記”只是在帶有考辨性質并有自己觀點時才有著作權，如果僅僅是列舉，同樣不能享有著作權。如果對加注了標點這種“標點”給予著作權保護，勢必會形成一種不合理的壟斷，阻擾和延緩古籍數字化的進程。但結果是國學網敗訴：2012年8月31日受理法院北京海淀區法院一方面認定“本案中，中華本與國學本在內容上都屬于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進行點校的版本”，“本案中，上訴人（指中華書局）認可國學版并非對中華版點校本的直接復制”；但又判定國學本“二十四史”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復制、發行了中華本“二十四史”，判國學停止使用，賠償2萬。其理由是“本院認定中華書局公司在本案中主張的以分段、加注標點和文字修訂的方式完成的‘二十五史’點校作品具有獨創性，其點校作品應當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此案的判決一出，引起古籍整理界、法學界和國學用戶的廣泛關注，相關消息屢屢見諸媒體。被訴方自然不服上訴，正在走法律程序，結果尚未可知。導致這樣的判定原因可能很復雜，也許就像被訴方所聲明的那樣，這不是“簡單的知識產權之爭，而是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文化資源之爭，壟斷和反壟斷之爭，國企和民企之爭”（尹小林《世紀知識產權第一案的是與非——古籍〈二十四史〉知識產權案七問》，見《國學網》2012.10.9）。但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古籍、古籍整理紙質產品與古籍整理數字化產品與三者之間的關系則是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說，導致這場訴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古籍數字化與高科技緊密相連的一條通往未來之路，其中蘊藏著無限生機，自然也蘊藏著巨大商機；二是有關古籍數字化出版物的法律法規滯后，也由于缺乏上述的一個國家級的更權威、聯系更廣泛、也更專門化的古籍電子產品和網絡管理機構去進行政策性指導和協調調控，結果雙方矛盾越演越烈，直至對簿公堂。從前者來說，一些熱門的古籍如唐詩、宋詞、史記、漢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各家出版社皆蜂擁而上，出版的各種紙質出版物不啻百十種，由于皆以古籍為本，其間的“分段、標點、校勘中，相似度”多遠遠超過《著作法》規定的50%以上，但似未見哪家出版社為李白、杜甫文集的版權產生爭論，更未見過法院的相關判定。就以中華書局與國學網的《二十四史》侵權之爭來說，1996年，由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出版過《二十四史》的簡體字點校本，遠早于中華書局2000年發行的簡體本“二十四史”，其間的“分段、標點、校勘”相似度并不少于50%，但并未偶見雙方由此引起訴訟。至于訴訟方曾提到的國學網電子產品《中國歷代筆記》，這類紙質產品更多，我說見到過的就有古小說叢刊（12種）（中華書局1979）、《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中國筆記小說文庫》計八種（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刊行社）、《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出版社2000年）、《筆記小說精品叢書》（重慶出版社2005）、中國小說史料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歷代筆記小說叢書》（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歷代筆記小說叢書》（齊魯書社），這還不包括一些斷代的筆記小說叢書，如臺北：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大象出版社《宋代筆記》、魯迅《古小說鉤沉》、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張友鶴《唐宋傳奇集》，也未見因“分段、標點、校勘”相似度相近而產生紛爭和訴訟。再說，“千家注杜、百家注韓”也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就是標點斷句，也是古已有之，只是不同于汪原放以后的新式標點，稱為“句讀”而已，韓愈就曾將標點句讀視為古文知識中的小道，說過“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因此上述爭論的產生原因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電子產品容量巨大、攜帶方便、價格低廉、便于使用和傳播等高科技帶來的優勢！

　　至于后一個原因，國學網的創始人尹小林上述的文章《世紀知識產權第一案的是與非——古籍〈二十四史〉知識產權案七問》中曾坦承自己“曾是中華書局的作者，和書局的幾位領導都是好友，訴訟過程中許多人曾出面勸兩家和解，為什么不能和解呢？苦苦思索后，終于悟出點道理：我們各自肩負的責任太大，不能輕言放棄”。這當然是個理由，因為或許如文章中所指出的：該案的最終判決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古籍數字化的發展走向。但有關古籍數字化政策法規的滯后應該是更直接的原因。因為具體到《二十四史》、《清史稿》這類電子產品，從技術層面上來說，只是對古籍《二十四史》、《清史稿》進行數字化處理，包括分段和標點，主要用于檢索統計，不是對《二十四史》、《清史稿》進行校勘研究，本質上只是原文展示，并不涉及著作權；由于沒有做全面校勘工作，因此也不存在對古籍整理研究類紙質產品的侵權。關于這些方面，應該有新的專門針對古籍數字化電子產品的司法解釋。其實，上述的侵權理由是依據1991年《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五條對“整理”的解釋：“指對內容零散、層次不清的已有文字作品或者材料進行條理化、系統化的加工，如古籍的校點、補遺等”，該條在2002年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中已被完整地刪除，現在再以此依據來判定新作品尤其是電子產品侵權顯然是不正確的。

　　另外，如果有一個國家級的更權威、聯系更廣泛、也更專門化的古籍電子產品和網絡管理機構，進行政策性指導和協調、調控，也可以避免或減少上述矛盾的發生。因為文獻、文獻的紙質整理和數字化加工，三者應該是共存共通的。古籍數字化應該與紙質圖書在統一標準規范的框架下進行細化，通過協調機制或某種法律法規形式達成共享協議，使所有的資源能夠在同一平臺上使用并互相調用，這樣不但是紙質出版物和電子出版物之間做到互利互惠，而且不僅節省加工成本，又方便用戶的使用，可謂一舉三得。

　　四、培養兼跨古籍和計算機兩專業的古籍數字化專門人才

　　古籍資源數字化是傳統學術方法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古籍數字化過程中，版本選擇、文字校勘、文獻辨偽和考證是其前提和基本功，從事古籍數字化工作的人員也必須要有古典文獻學的基本知識。因此，它需要一批既有古漢語、古代文史知識、懂得古籍整理又精通計算機技術的人才。而目前的現狀卻是古籍整理專業人員不懂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人員缺少古籍知識。大學是培養古籍數字化專業人員的主要基地，但目前的培養模式卻是割裂的：圖書館系開設的專業是文獻學、目錄學、信息學、傳播學、管理學、經濟學。現在也要求掌握文獻信息搜集、處理、研究、開發與傳遞的技能，但卻沒有計算機軟件與理論、計算機應用技術的專門課程；計算機系倒是開設的專業計算機應用技術、信息管理等專業，但又缺少文獻學、古代漢語、中國通史、中國文學史等古籍數字化必備的課程和專業，就是文史積淀較厚的清華大學，其計算機系也只有計算機系統結構、計算機軟件與理論、計算機應用技術三個二級學科。目前部分院校的信息管理學專業雖已開設了古籍數字化課程，但這些課程都不是針對古籍整理專業的學生而開設，而是面向人文學科學生的信息基礎素質教育，主要是為了指導學生了解并能夠檢索和利用古籍中的文獻信息。培養兼跨古籍和計算機兩專業的古籍數字化專門人才應是當務之急，它關涉當前古籍數字化的進度、質量，更關涉他的前途與未來！

　　另外于古籍數字化的早期階段，技術問題是古籍數字化關注的焦點和問題集中所在，形成了目前活躍在古籍數字化研究中的專家，絕大多數屬于圖書館界和信息管理界，而真正從事古籍整理的文史專家則很少參與，甚至有的專家還以不會網絡，只用筆書寫而孤芳自賞。技術實踐進展迅速，理論研究相對滯后，尤其是系統理論研究和指導的缺乏，是目前古籍數字化領域的一大弊端。古籍數字化并不是數字化古籍，決不是單純的計算機技術工程。他是古籍領域的一場革命，涉及到使用者、制作者和管理者諸多方面的一場顛覆性變化。

　　對使用者來說，計算機網絡只是一個平臺，他所提供的一切資料都是機械的、死板的，最終還要靠人腦來判斷、分析和升華。數據資料能否發揮功效和發揮多大功效，要是人的學養和智慧而定，而這種學養和智慧則是以國學學基本功的學習和訓練為基礎的。計算機和網絡的超鏈接功能，會使我們的線性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發生改變；也會由于使用搜索引擎尋找一切資料的快速便捷，會使我們失去掌握、分析、消化、運用典籍、資料的能力，從而使我們的論著失去思想、獨立見解、創新能力甚至個人風格，變成資料的搬運工和建筑工，計算機和網絡的超鏈接功能，“剪切”、“粘貼”、“復制”的方便容易，也更方便、更容易使一些學者墮落成為“剽竊者”和文章“裁縫”。急功近利、浮切躁進、剽竊冒功、因人成事卻居功不韙這些社會病同樣存在于在古籍數字化的進程之中甚至蔓延泛濫著，這都是古籍數字化這三十年來不爭的事實。

　　對生產者來說“古籍數字化”也并非是簡單地“數字化古籍”制造者。不僅需要技術的不斷改進和創新，更需要演進歷程的重新審視和反思。從古籍數字化對象的選擇，到與古籍內容相關的參考資料和輔助工具的選定和制作，到國學知識的編寫、普及的舉措，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活”，他需要眼光、需要胸懷，需要一種悲憫情懷和獻身精神，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參與現實文化創造，體現當代人文情懷。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古代典籍數據化學術中心的確立，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就是能否為當代社會提供其它網站或資料庫所無法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文化功能和人文關懷，能否參與當代的文化創造，否則，它就會缺少生命力，就會被其它學科所侵吞，或被在現實生活中更有活力的相近類別所取代。道理很簡單，因為“生命之樹常青，而理論往往是灰色的”。所有這些，都需要對古籍數字化進行理論思考和探討。這種思考與探討不僅要有技術層面的研究和設計，更要有人文精神的滲入和前瞻性研究，這都需要在計算機技術尤其在古代文史方面有深厚的學養，有專業能力，更有人文精神，去研究現實問題，其開拓創新未來，這才會使古籍數字化這項事業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和無限寬廣的未來。

　　臺灣在古籍數字化初期，在主要依靠信息技術人才的同時，也有超前意識。他們以“研究助理”形式開始培養懂得古籍的專門人才以協助數位化進程。1998年，全臺“數位博物館專案先導計劃”啟動后，臺灣分北、中、南、東四片開設一系列“數位博物館素養培訓班”，臺北大學更是設立專門專業，培養兼跨古籍和計算機兩專業的古籍數字化專門人才。這方面經驗亦可供參考。

　　（本文是在2013年8月15日“第四屆中國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作者單位：安徽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