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傳統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是以古代文本為依據，涉及版本、目錄、校勘、典藏四個方面內容，其宗旨是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于中國古籍浩如煙海，研究者都需要極大的精力力和毅力，“皓首窮經”，歷十數年或數十年才能有所成就。古籍數字化的興起和應用，彌補了傳統文獻學檢索方式的不足，已經成為古籍整理和文獻研究的必要方式和途徑，為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起了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然而，也帶來了諸多相關的問題。

　　【關鍵詞】古籍數字化；古典文獻

　　傳統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是以古代文本為依據，涉及版本、目錄、校勘、典藏四個方面內容，其宗旨是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于中國古籍浩如煙海，研究者都需要極大的精力力和毅力，“皓首窮經”，歷十數年或數十年才能有所成就。古籍數字化的興起和應用，彌補了傳統文獻學檢索方式的不足，已經成為古籍整理和文獻研究的必要方式和途徑，為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起了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然而，也帶來了諸多相關的問題。

一

　　“文獻”一詞最早見于《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鄭玄的解釋是“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1]南宋學者馬端臨在其《文獻通考》自敘中認為，“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常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2]這應該我們理解什么是文獻學的基礎。

　　所以，“文獻”之“獻”應該是指典籍之外社會名流留下的言談論議章奏詩文等文字資料，而不是單指“賢人，’；孔了所言“文獻”應是指“典籍與賢人的日碑野史記錄”而不是“文章與賢才”。[3]

　　最早的以文獻學命名的著作應該是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他們是這樣定義文獻學：“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述之，故曰文獻學。”[4]傳統文獻學就是文獻整理利用學，就是文獻整理與利用的方法論[5]

　　然文獻學是文獻整理利用文獻的學科，那么，傳統文獻學研究對象也因此變得清楚。鄭鶴聲、鄭鶴春先生所著《中國文獻學概要》以結集、審訂、講習、翻譯、編纂、刻印六章為類。王欣夫先生的《文獻學講義》，主要是目錄、　版本、校勘三個方面。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以文獻的源流與分類、文獻的類別與體式、四部書的構成與演變、類書叢書與輯佚書、文獻目錄與解題、版本校勘與辨偽、文獻的收藏與閱讀等七大類。張舜徽進一步確定了文獻學研究的范圍和任務，“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于研究、整理歷史文　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凡是有關整理、編纂、注釋古典文獻的工作，都是由校讎學家擔負了起來。”“我們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繼承過去校讎學家們的方法和經驗，對那些保存下來了的和已經發現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們提供方便，節省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文獻方面，作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6]

　　董恩林先生進而從性質上將傳統文獻學研究內容歸納為五個方面、五大板塊。即，一、對傳統文獻文本的形體認知。二、對傳統文獻文本的內容實證。三、對傳統文獻文本的文字進行標點、注釋與翻譯，以便讓人們更容易明白其文理，從而準確理解其學術思想內涵。四、對傳統文獻文本的檢索與典藏方法的探討。五、對傳統文獻文本進行二次整理編纂、以求推陳出新的方法途徑的研究。所謂整理編纂、推陳出新，就是不改變原文獻的字詞句，只是通過摘錄文句、抄撮篇章、匯編同類等方式改變原文獻的結構形態、表現樣式，以成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新文獻形式。[7]

　　但是，傳統文獻學研究并不僅僅是版本的考證，圖書的編目和使用，書籍的校勘和辨偽，其宗旨，按照章學誠的說法，而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傳統文獻學的研究就是在這一基本宗旨基礎上展開的。

　　傳統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和宗旨既明，以此為目的的研究都應屬于傳統文獻學的研究。古籍數字化的興起為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徑。

二

　　古籍數字化就是從利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出發，采用計算機技術，將常見的語擊文字或圖形符號轉化為能被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從而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個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信息資源的一項系統工作。[8]

　　“古籍的數字化最早是從計算機技術發達的美國開始的。20 世紀 70 年代末，OCLC 和RLIN 先后推出了《朱熹大學章句索引》、《王陽明傳習錄索引》、《戴震原善索引》等數據庫，到 20 世紀 80 年代以后，中國的臺灣、香港和大陸才相繼開始了中文古籍數字化項目。”

　　臺灣地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發大型古籍資源庫。1984 年，臺灣中央研究院開始的“史籍自動化計劃”，計劃開發《二十五史（全文資料庫）》全文數據庫，后在其基礎上逐漸增加《阮刻十三經注疏》等項目擴展成為包括多種經典古籍在內的“翰典全文檢索系統”等等。1989 年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先后推出《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及《漢達古籍數據庫檢索系統》。[9]

　　大陸的古籍數字化成果要數文淵閣《四庫全書》全文檢索版，《四部叢刊》的全文檢索版以及《古今圖書集成》、《國學寶典》等。

　　古籍數字化的這些成果帶來了文獻檢索方式的革命性的變革，對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起到了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第一、古籍數字化的興起和應用，提高了文獻學研究的效率，彌補了傳統文獻檢索的不足。

　　上文已及，從基本上來看，中國古典文獻學就是版本、目錄、校勘及典藏的研究，具體又涉及到文字、音韻、訓詁、辨偽、輯佚、校勘、注釋和翻譯等。在數字化古籍出現之前，傳統的文獻學家或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者靠的是“皓首窮經”，干坐冷板凳，效率極其低下。他們靠的是手抄、筆記或無數的卡片，這種“獺祭”的功夫，非十年或數十年的不能能有所成就。劉家和在《<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序》中說道：“記得從前有一位學術前輩說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乎動腳找材料。這已很不容易，而現在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以求有所新發現’，這就更難上加難了。”[10]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之作，要想找到你所需要的資料，“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11]，其難度可想而知。茲舉一例。閻若璩撰寫《古文尚書疏證》過程中，其中一句“使功不如使過”，他前后足足用了十九年的時間才找到出處。[12]這種翻檢古籍和查詢之苦以及經歷的時間之長，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和想象。而由于知識和精力的限制，往往使一個問題的研究在幾年或十幾年才能解決。至于民國以后，為了檢索方便，編輯的各種索引、引得、通檢、匯編，如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纂的幾十種引得、《十三經索引》、《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等工具書書，雖然提高了查找文獻的效率，但繁瑣的翻檢工作還是不可避免。

　　數字化古籍的興起和應用，無疑使文獻檢索和查找變得快捷方便。這與要到圖書館翻閱大量古籍的費時費力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比如，《四庫全書》電子版，你所需要的相關信息通過簡單檢索，幾秒鐘之內很快就能查到，這比起之前“獺祭”式的收集資料和利用索引等工具書查閱古籍方便快捷的程度難以想象。再舉閻若璩“使功不如使過”，以閻氏之淵博，用了十九年的時間才在《后漢書》和《唐書》中找到出處，而通過電子檢索瞬間就能查到。無疑，在一定意義上，這使研究者從浩繁的古籍翻檢中解脫出來，而用更多的時間去比勘、思考、研究，更使文獻的輯佚、校勘、辨偽、處理版本異文及相關的文獻考證變得便捷、迅速，這種文獻查找新方式極大的提高了中國文獻學研究的效率，應該說是中國文獻學文獻查找方式的革命性的變革。

　　第二、古籍數字化有利于古籍的應用和傳播，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夠接觸到之前難以看到或不能看到的古籍，從而促進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

　　古籍數字化之前，古籍的應用率相當低。許多古籍不是很難訪尋，就是根本看不到。許多圖書館或藏書樓，為了自身利益或自身考慮，把許多孤本、善本，束置高閣，秘不示人。古籍的收藏和利用之間的矛盾很難解決。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據說，民國期間，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到北平圖書館看四庫全書，后面有兩個帶槍士兵監視。可想而知，當時一般的研究者是無法看到這些書籍的。許多的古籍只能少數人才能看得到，而大部分研究者是無緣接觸的。

　　古籍數字化的興起和應用，使許多過去被當做文物的珍本、善本、孤本又重見天日。通過電子古籍，一般的普通的研究者是很容易接觸到之前無法看到的書籍，這在以前是很難想象的。從《四庫全書》、《國學寶典》到《古今圖書集成》、《四部叢刊》，以及各類國學網站包括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翰典全文檢索系統”，古籍數字化使讀者的受眾范圍擴大，有效地解決了古籍的收藏和利用的矛盾，從而促進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

　　第三、古籍數字化開啟了中國文獻學研究的新視野和新觀念。

　　傳統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以紙質版本為媒介，主要涉及版本、目錄、校勘、典藏四個方面。古籍數字化的應用，使相當多的研究者在很多時候主要依據的是電子的文本，這在一定意義上，使傳統文獻學研究的對象內容發生了改變，研究者也因此提出了電子文獻的說法，如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專章闡述“電子文獻的檢索和利用”。而在目錄學和版本學都因此也出現了新的內容。而在研究方式上，電子檢索的應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查找文獻的方式，使一些研究方式更容易運用，如統計法在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的應用。于是，有人提出，對古籍電子版本進行著錄和對比研究的古籍電子版本目錄學，[13]并必將誕生一門新的學科：古籍電子文獻學[14]。這種提法是否合理，有待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學科發展的檢驗，但畢竟隨著古籍數字化的興起和應用，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視野在擴大，觀念也在更新。

三

　　雖然，古籍數字化已經成為文史研究者查閱古籍的重要途徑，為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手段。但是，毋庸諱言，古籍數字化在一定意義上也帶來一定的問題。

　　第一、嚴重或完全依賴電子古籍和電子檢索方式，忽視或漠視原始紙質文本的利用和考察。

　　說到底，數字化古籍只能是紙質文本的電子翻版，先進的有效的檢索方式也只是一種利用古籍的技術和手段。在現階段，完全看不出能夠取代傳統文獻學研究方式的跡象。中國古典文獻研究最終還是應該以原始紙質文本為依據。且不說，當前電子文獻的在技術上有許多未解決的問題和障礙，有許多錯誤之處，如《四庫全書》電子版總是把“元”轉變為“符”，但僅就原始紙質文本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內涵，電子文本是無法做到的。忽視或漠視原始紙質文本而僅僅依賴電子文本或檢索方式，熱衷于資料的比勘，而不從原始文本入手，當然可以迅速造就出大批的低水平的中國古典文獻研究者及其成果，而對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和發展并沒有好處。

　　再者，電子文獻學的名稱雖還有待商榷，但若以文獻學研究的對象和內容論，很難說存在所謂的電子文獻學。原始紙質版本才是文獻學研究的最終依據和基礎。

　　第二、重視檢索而不注重文化知識系統性的學習，研究者不讀或很少閱讀原典，古籍閱讀和理解能力嚴重下降或喪失。

　　既然錯誤地認為電子古籍及其檢索方式就代表古典文獻學研究的一切，那么，以方式作為過程和目的，必然會得出文獻學是一門檢索的學問，文獻學就是檢索學，而文獻研究基本功的訓練和系統的文化知識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古典文獻的考證和辨偽往往需要研究者淵博的知識和對歷史文化背景熟稔為基礎，單純的檢索給予我們的只是零散的信息，其對文獻研究的有效程度依賴于研究者的素質。文獻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不是先進的檢索手段所能實現的，數字化古籍并沒有脫離傳統文獻學范疇。

　　因此，中國古典文獻研究者應該具備文獻學和文獻研究的基本功，在版本、目錄、校勘、典藏，包括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辨偽都要有一定的基本訓練，起碼在其中某一個方面要能熟練地掌握和應用，不是只要懂得電子信息技術和檢索技能就能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古籍數字化后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青年人整體占籍閱讀能力的下降乃至喪失。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急功近利世風的影響下，越來越多從事古代歷史、文化史、文學史研究的人，或急于成名，或急于完成學業，不認真讀書，只知從他人的著作、文章中輾轉摘抄一些古籍段落，輕易成文，而本身的閱讀力卻在不斷下降。近年來的‘國學熱’‘讀經熱’，正是在青年人整體傳統文化興趣和功底都喪失殆盡的形勢下采取的應對策略，它是非常態的，是不得己的。一旦古籍完成數字化，就有可能助長這種不讀原典的風氣。當一些青年人發現可以非常輕易地得到師長們費盡九牛一虎之力才能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的研究資料時，他們還會去孜孜以求地讀經典、看正史嗎？數字化將有可能造就一批學術懶人，這是可以預料也是能夠容忍的，但是以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古籍閱讀能力、理解能力的下降乃至喪失為代價，來換得數字化，那么這個代價也太大了，相信是大多數人都不愿看到也不愿接受的。”[15]雖然，古籍數字化不是這種問題產生的根源和罪魁禍首，但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必然從后備人員上影響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和深入。

　　第三、當前的數字化古籍并不能覆蓋所有的古籍，目錄學“即類求書”在文獻學研究中還有重要的作用和價值。

　　當前，古籍數字化已經成為古籍有效利用的新方式。電子版古籍如《四部叢刊》、《國學寶典》、《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已經成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研究資料。而各種古籍資料庫和網站也在迅速增加，給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方便。

　　然而，中國古籍數量之大，很難在短期內完全實現數字化，即使沒有人力和資金的限制。“大量的大型叢書成了被電子技術遺忘的角落，成了電光、激光普照不到的地方。”[16]因此，當前數字化古籍無法覆蓋所有中國古代的文獻。我們需要的許多資料還躺在圖書館或藏書樓。因此，我們不能以電子古籍作為所謂文獻研究的全部，它僅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為此，研究者須從傳統的文獻入手，利用傳統的研究方式和手段去尋訪書籍。在電子信息技術時代，在數字化古籍蓬勃發展的今天，傳統目錄學還是有它的用武之地。“即類求書”，結合已有的電子文獻，才能更好地發揮文獻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的。

　　總之 ，數字化古籍是中國古典文獻能夠得到充分和廣泛應用的手段和途徑，也是新時期整理和研究文獻的必要的式，并為文獻學研究開啟了新的視野和觀念，必然對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起到積極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然而，文獻學不是檢索學，古籍數字化只是一種利用古籍的技術和手段，不能取代原始文本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扎實的文獻基本功和淵博的知識，數字化古籍并沒有脫離傳統文獻學研究的范疇。

注釋：

[1]楊伯峻.《論語譯注》[M].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6頁.

[2]馬端臨.《文獻通考》自敘[M].中華書局1986年版.

[3]董恩林.《傳統文獻學幾個理論問題再探》[J].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 2008年第5期.

[4]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董恩林.《論傳統文獻學的內涵、范圍和體系諸問題》[J].史學理論研究 2008年第3期.

[6]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 . 中州書畫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7]董恩林.《論傳統文獻學的內涵、范圍和體系諸問題》[J]. 史學理論研究 2008年第3期.

[8]毛建軍.《古籍數字化概念的形成過程探析》[J]. 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 2006年第22期.

[9]郝淑東、張亮、馮睿 《古籍數字化的發展概述》[J].? 情報探索 2007年第7期.

[10]邵東方.《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序[M].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黃遵憲.《黃遵憲手札》.上海圖書館藏。轉引自楊天石《黃遵憲與蘇州開埠交涉》，學術研究，2006年第1期.

[12]閻若墟.《潛丘札記》[M]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薛亞軍.《古籍電子化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影響》[J].? 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

[14]毛建軍.《論古籍電子文獻學研究范疇的確立》[J].?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 2010年第5期。

[15]彭國忠.《古籍數字化后帶來新問題》[N].? 中國文化報/2008年//3月//2日/第002版

[16]彭國忠.《古籍數字化后帶來新問題》[N]. 中國文化報/2008年//3月//2日/第002版

（作者單位：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杭州　31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