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盛行圍棋與六博，韋曜《博弈論》描寫當時的情景說：官僚士大夫“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以至“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面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棋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

　　這種狀況引起吳太子孫和的注意。孫和身邊有一個叫蔡穎的人，性嗜圍棋，“直事在署者頗斅焉”。孫和見此很不以為然，他常說“士人宜講修學術、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陳壽《三國志·吳書·孫和傳》）。有一次，孫和宴會群僚，特意談到博弈，認為博弈妨事費日而無益于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孫和說：“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然后為歡？”于是命侍坐八人，各著論以矯之。中庶子韋曜退而作《博弈論》，孫和看后很中意，還拿出去給賓客傳看。

　　韋曜字弘嗣，吳郡云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椽，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博弈論》是一篇“應命”文章，宣傳的自然是孫和的觀點。

　　韋曜批評愛下棋的人說：

　　然其所志不出一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征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然后，韋曜告誡人們說：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勛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弈矣。

　　韋曜的論點，通俗的話解釋，即圍棋于士大夫安身立命沒有什么用處。從世俗的觀點看，圍棋自難與“方國之封”、“萬人之將”相提并論。人生在世自然應首先考慮前途與事業的問題，即“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勛在盟府”。故韋曜的論點在封建時代有很大的誘惑力。即使在今天，我們仍可以感覺到韋曜論點中那種冠冕堂皇、義正辭嚴的力量。如果一言以蔽之，說韋曜反對和否定圍棋，那是不甚恰當的。對韋曜的論點應一分為二，其可取之處在于，對那些不以圍棋為職業的愛好者來說，應將圍棋擺在生活的正確位置上。如若因下棋荒廢學業，耽誤工作，那就是錯誤的。韋曜的論點也有很大的不足，他與賈誼，劉安一樣，投有認識到圍棋的積極作用，即圍棋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對于他的智力和性格的發展，以及對于他學業和事業的追求方面，都有不可輕忽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