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嚴復，就不能不說到北京大學。嚴復和這所名校可謂有著不解之緣。其因緣關系，可溯至大學的初創年代。京師大學堂成立于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是光緒皇帝“廢八股、興西學”的重要舉措之一。而在此一年前，嚴復出于對維新新政事業的熱心，大力協助友人張元濟在京師設立通藝學堂，不僅為學堂命名，還積極為學堂引薦師資，他的侄兒嚴若潛是該學堂的常駐教員，他自己也在學堂作“西學門徑功用”的專題講座。百日維新失敗后，張元濟被革職離京，通藝學堂被并入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1902年，應當時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張百熙之邀，嚴復出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1912年，嚴復被正式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接管大學堂事務。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嚴復自然而然就成為北京大學歷史上第一位校長。雖然嚴復真正掌管北大的時間很短，僅8個月之久，但在北大的百年史中，這幾個月的意義卻事關生死存亡甚為關鍵，嚴復為北大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嚴復剛接手京師大學堂時，正處在清政府統治危機的浪尖上：校舍先被義和團改為神壇，后為八國聯軍占領，學校關閉，師生流離，圖書儀器蕩然無存，存款僅有萬金，處境艱難，大學堂名存實癱。嚴復曾在家書中說：“大學堂每月至省須二萬金，即不開學，亦須萬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學部一文不給，豈能為無米之炊？”無奈此時民國政府新立，國庫一貧如洗，嚴復盡所能自籌，從華俄道勝銀行，借得７萬兩款項。
可是這7萬兩僅僅是杯水車薪。當時的中國，正處于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袁世凱加緊搜刮民脂民膏，縮減其他部委經費，全力支持其軍隊建設，擴大其親信部隊的力量，以此來鞏固他并不牢靠的統治基礎。因此，教育經費成了第一個犧牲品。1912年6月，財務部發布通令，宣布京外各衙門及學校職教員月薪在六十以下者，一律照舊支付，而在六十元上者，一律暫支六十元。這一通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北京大學已有數月領不到經費，辦學情況岌岌可危。
除去缺少辦學經費外，由于民國初期的政治派別斗爭異常紛亂，接著便是有人在報紙上造謠攻擊，再加各種運動差事，嚴復感到難以自全，“極難對付”。他一方面采取了歸并科目，精簡機構等措施來縮減開支，并通過再次借款，來保證日常的教學工作，另一方面，他上書議會，反對財務部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而緊縮辦學經費。他提議，“為今之際，除校長一人準月支六十元，以示服從命令外，其余職教各員，在事一日，應準照額全支。”
孰料，７月７日，教育部下達結束北京大學的命令，稱“大學校自開辦至清末，凡歷十余載。中間更經喪亂，因陋敷陳”，“學生之班次雖增，陶植之成績未著”，“政體既變，各方對大學咸有不滿之意”。同時，教育部還頒行“北京大學結束辦法”（九條），決定學生提前畢業，不授予學位，一律不招新生。
教育事關國運,不可不辦。在英國留學的數年，嚴復已經認識到，歐洲堅船利炮背后，是一整套完善的社會制度，正是這樣的一種社會契約，保護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以及社會其他各項事業，使之有利于促進社會改革。而教育，正是為了服務于社會，為了傳遞有效信息，為了提高整個社會生產力，為了創造出一種生機勃勃的更為先進的社會文化。
嚴復寫下《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帖》直呈當局并向社會吁請支持北京大學辦學。他認為：北京大學自創辦以來，集中了當時的最好人才與最大物力，經過十年的艱苦經營，才獲得了全國最高學府的地位。“一旦輕心調之，前此所糜百萬帑金，悉同虛擲，十分可惜”，辦大學既為造就人才，也為“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至于辦學程度的問題，世界上文明國家各有著名大學十幾所，乃至幾十所，我國僅此一所尚不克保存，豈不令人痛心！而北大設立的各種學科，“是則為吾國保存新舊諸學者起見”，“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無學者”。與此同時，嚴復還寫了《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呈給教育部，詳細闡明創辦新式北京大學的指導思想與改革措施，提出“兼收并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的辦學思想，要使北京大學成為“一國學業之中心點”。
嚴復為尋求北大生存與發展所作努力，得到社會各界和廣大師生的同情與支持。北大文、法、工、農四科的學生代表，聯名提出說帖或請愿書，抗議停辦北京大學，支持嚴復意見，有的甚至提出北大脫離教育部自行辦學的意見。在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下，７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全國臨時教育會”撤銷了擬將北京大學停辦的原決議，并參照嚴復的意見，提出九條解決辦法。為了解決財政的困窘局面，嚴復又一次為籌款奔波，終于從華北銀行借得20萬兩銀子，使北大再次渡過難關。由于嚴復的學問和聲望在海內外有相當影響，同年７月29日，英國教育會議宣布承認北京大學及其附設的譯學館均為大學；倫敦大學也宣布承認北京大學的學歷。北大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由此奠定。
在嚴復的主持和領導下，北大的辦學和改革一時頗有起色。然而，因為派系斗爭等種種原因，嚴復于1912年10月，被迫辭去北大校長之職，離開了北京。在同年11月嚴復為預科學生所撰寫的《大學預科＜同學錄＞序》中，似乎可以看出嚴復當時的無奈心情：“天下之理，非年時之學所能盡；一國之事，非一哄之眾可得專也，敬告吾黨慎之而已。”
從北京大學卸任后的嚴復，漸漸淡出了中國的教育舞臺，轉向了政治舞臺。民國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凱政府參政院參政、總統府外交顧問。似乎與中國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為、林紓等一樣，嚴復晚年的思想趨于保守，從資產階級改良派變成保守派。而他遺言的第一條也強調了這一點：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但是他的愛國之情和憂患意識始終未變。1916年嚴復寫給好友熊純如的信中提及了這種感情：此番英使朱爾典返國，仆往送之，與為半日晤談，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見慰曰：“嚴君，中國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于無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復聞其言，稍為破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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