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梁啟超和嚴復有過一場有關文風的公開辯論。
1902年，梁啟超在其所辦的《新民叢報》第一期上，撰文推薦剛剛出版的嚴復譯著《原富》，熱情稱贊這本譯著“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時也坦率批評了這本譯著的復古文風：“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章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纟番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為賢者諱矣�！绷簡⒊鲝埼慕绺锩�，文風創新。嚴復不接受梁的批評，他在答辯文章中說：“若徒為近俗之辭，以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于文界，乃所謂凌遲，非革命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嚴復嚴格地圈定了他著作的讀者范圍，只限于“中國多讀古書之人”，為了迎合這些讀者的愛好，所以他主張文風復古。
這場論辯，雖由譯著《原富》文風引起，但論辯內容，已經越出了《原富》這一譯著文風的范圍，實際上，這是梁啟超、嚴復兩種不同文風取向的沖撞。
嚴復文風取向是復古，是求爾雅。他在致古文名家吳汝綸的信中曾說，他“行文欲求爾雅”。爾的意思是靠攏，他所說的“雅”，是指古文寫作規范。所謂“行文欲求爾雅”，是指寫文章，字要用古代字義，句要仿古代句法，謀篇修辭，要遵從“古文義法”。這個意思，他在其譯著《天演論》的《譯例言》中有具體說明；他對自己的譯文，“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徽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在嚴復看來，要說清楚精深的道理，即使是古代人聞所未聞，直到近代才被人們發現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漢以前字法句法”不可。而如果用現代口語，則根本無法說清。嚴復的文風復古態度，是既明確又堅定，他自然不會接受梁啟超的批評。
梁啟超文風的基本取向是創新，是近俗。他在所著《清代學術概論》里回顧過他文風取向的形成歷程。他說：“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指戊戌政變后他逃亡日本‘專以宣傳為業’）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柬，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蓖┏桥晒盼�，從清初方苞開始，就倡導“古文義法”，追求“雅潔”。梁啟超早就不喜歡桐城派文風，主張寫文章要“務為平易暢達”，當然也就不能認同嚴復的文風取向。
在當時的主流文壇，嚴復、梁啟超的文風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吳汝綸就支持嚴復，著名詩人黃遵憲觀點就與梁啟超一致。
梁啟超說“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這句話，似乎是說嚴復譯書是“為藏山不朽之名譽”而不是“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了。對梁氏這個說法，我們需要依據史實作恰當釋讀。就史實看，當時梁啟超、嚴復寫文章，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救國，他們都是愛國志士。梁氏寫文章，是要“播文明思想于國民”。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是因為書中“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改意焉”（《譯天演論自序》）。嚴復整個翻譯事業，實際都是為了喚起讀者“自強保種”的覺悟，并不僅僅是求個人的“藏山不朽之名譽”。梁氏嚴氏寫文章的初衷，都值得中華后人的思念。梁氏“務為平易暢達”，是要直接呼喚“市井鄉僻”國民。嚴氏譯書，“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是要以這批“中國多讀古書之人”的先知先覺去實現“自強保種”大業。這場論辯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今日反思，難免要為嚴復惋惜。當時如果不用“古文義法”，而用“近俗之辭”譯述新思想，讓更多讀者更直接讀到新思想，對于實現嚴復的“自強保種”宏愿應當是更加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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