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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書法江湖
康有為，字廣廈，廣東南海人，故又稱為“南海先生”。他是中國近代史上“公車上書”和“戊戊變法”的領袖，與其學生梁啟超一起合稱“康梁”。康有為一生，除了政治經歷曲折坎坷以外，在學術上也是建樹頗豐的，其中他的書法藝術和理論對中國書壇的影響就非常大。
和那個年代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康有為幼讀詩書，并跟隨祖父習字。直到他三十一歲那年赴京應試，因為塘沽口封凍無法乘船南歸，他于是暫留北京。正是在此期間，他接觸到了大量的“漢魏六朝唐宋碑版”，大大地開括了眼界，以至于“多游廠肆，日購碑版”。經過大量地臨摹和與名家交流，康有為對書法的認識有了質的變化，他從此放棄“帖學”，成為一個“碑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所謂“碑學”，就是研究、學習碑刻的書法藝術。這里所說的碑包括石碑、摩崖刻石（直接刻在山崖上）、石經、墓碑、墓志、造像碑，以及宋以后的刻帖等。歷史上以南北朝時期的碑刻成就最高，尤其是北朝，所以后世有“北碑”、“魏碑”之稱，這一時期碑的形制更加規(guī)范，碑文書體也完成了由隸書向楷書的過渡。中國書法這一傳統(tǒng)藝術能夠不斷的繼承和發(fā)展，古代碑刻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為了探索、研究“碑學”書法藝術，康有為遍臨歷代名碑，如《石門銘》、《經石峪》、《六十人造像》、《云峰石刻》等。還根據(jù)自己的心得，寫下了著名的《廣藝舟雙楫》二十七篇，這部論述書法理論、提倡“尊碑論”的專著在社會上影響非常大，甚至還波及到日本。
康有為什么要提倡“尊碑論”呢？這是因為在明清封建的科舉制度下，文人為了求取功名，以畢生的精力去研究和書寫那些端正死板、一絲不茍、缺乏生氣的院體字，沒有變化和創(chuàng)新，導致書法的日趨僵死，失去了應有的藝術價值。后來隨著金石學的興起，有不少文人都在提倡“碑學”，康有為是其中影響最大的。對于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他不但敢于從理論上大膽提出自己的觀點，更從實踐中創(chuàng)寫出了獨特風格的“康體”，這一點是十分可貴的。
康有為寫的“康體”體闊勢寬，平正端莊，中宮收緊，下部疏散，結體疏密得宜，字風渾厚雄放，有縱橫奇宕之氣。從三個字可以概括“康體”的主要特點：“重”、“拙”、“大”。所謂“重”，指的是渾厚、凝煉，有金石之感；所謂“拙”，指的是古樸、率真、有生澀之感；所謂“大”，指的是險峻、舒朗，有高遠之感。康有為的文章天下稱道，他寫的“康體”字大氣磅礴，筆下生波瀾，文風書風相得益彰。
來源：沃爾德釣魚論壇
奇逸人中龍 N9j-~ [W3`q——康有為的書法
0P mJ|j J%\yS,H(M ●薛元明
,s H2H ]v |&W QC y3B 康有為，原名祖詒，字廣廈，又字長素，號更生，晚年別署天游化人，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清光緒年間進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廣東望族，世代為儒，以理學傳家。自幼失恃，受教于祖父。康有為生活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鴉片戰(zhàn)爭后的中國，政治腐敗，經濟落后，民不聊生，強敵環(huán)列。康有為青年時代博覽群書，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后在龔自珍、魏源“今文派”經學和西方資產階級“新學”影響下，在廣州創(chuàng)辦“萬木草堂”著書講學，成為19世紀后期中國政治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他與梁啟超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萬國公報》，建立強學會，發(fā)行《強學報》，為維新變法制造輿論。先后7次上書，請求變法圖強，申述以君主立憲為主體的救國方案，感應時勢，在翁同和等支持下，發(fā)起了以強國為宗旨的“戊戌變法”。后人了解康有為，大多基于“戊戌變法”。事實上，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書論家。他于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tǒng)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祟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yè)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一般人難以望其項背。他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詩歌創(chuàng)作，想象奇特，辭采瑰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tǒng)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和《歐洲十一國游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后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因為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后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guī)。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xiàn)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shù)壑茝捅龠\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yōu)楝F(xiàn)實的侏儒。
變法失敗后，康有為開始周游列國。目前在瑞典驚現(xiàn)“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游歷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他周游列國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分子當中是屈指可數(shù)。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啟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aX9I+jV6z'Y0F&I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巨子身份，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shù)百年來書家創(chuàng)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chuàng)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面。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chuàng)作需要發(fā)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chuàng)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xiàn)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象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fā)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chuàng)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咤風云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于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學的發(fā)展已是風起云涌。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贊，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同時也說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處，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fā)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
|0Zi+@{}就康有為的創(chuàng)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云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fā)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xiàn)，迥然異于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jié)奏流動，也不同于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于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蕩，否定四平八穩(wěn)的創(chuàng)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征表現(xiàn)。就創(chuàng)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lián)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面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松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xiàn)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綜合來看，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fā)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chuàng)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并不是最杰出的碑學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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