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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吳小如先生的一篇短文《記兩位老師的談話》中，回憶林庚先生（字靜希）的一段談話："同靜希師談話是從當前師資青黃不接的情況開頭的。靜老慨嘆道：‘當年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教我的老師劉文典，陳寅恪這些大師，都沒有文憑。'"林庚先生的話點出兩點：其一，劉文典是學術大師，其二，劉文典是沒有文憑的學術大師。這樣的大師我最欣賞，因為真正的學術并不寫在文憑上，而真正的大師往往不屑于文憑的有無。這樣的大師決不希求用文憑來證明自己，他們通常用自己來證明自己。
劉文典幼年入讀教會學校，奠定了良好的英文基礎，以后擔任《民立報》翻譯，《新青年》英文編輯，蓋伏筆于此。十七歲入安徽公學，受教于陳獨秀，劉師培，國學根底培植更深，而熏陶感染，思想革命激進，博涉廣獵。二十歲東渡日本，留學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同時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與魯迅同為及門弟子，中西之學，無不探求。灰心政治以后，轉而治學，執教北大，一面教書，一面從事古籍校勘和研究，積數年之功，終有所成。一九二三年第一部專著《淮南鴻烈集解》出版，學界普為重視，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長編》中提到："今年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收羅清代學者的校注最完備，為最方便適用的本子。"足見胡適對于劉文典的學力贊佩有加，所以在后來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時，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嗇地把《淮南鴻烈集解》寫入其中。
后來劉文典出版《莊子補正》10卷時，他最佩服的陳寅恪欣然為序，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陳寅恪推許如此，可見劉文典治莊子所達之深度，無怪其挾莊子而狂放睥睨。雖然他才力雄厚，性格高傲，治學之時卻有所寬厚之處，他的《淮南鴻烈集解》，據胡適講，解釋原文，凡是與前人相合的都歸功于前人，前人錯的地方，卻"不輕斥其失"，甚至因為有些宋明藏本，清代學者俞樾不易看到，而代為隱匿他的失誤，所以胡適說他"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于學者求誠之意矣。"這使人覺到很奇怪，其實正是他對于佩服的人，佩服太過，而不惜為之遮掩瑕疵。
劉文典治學嚴謹，著作豐碩，但他有一點常常為人所詬病，就是寫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從不標點，致使讀者雖知其書為好書，而難以卒讀，說他"作者不關心讀者"。不但一般讀者如此品評，胡適也說他"標點尤懶，不足為法"。但他很固執己見，有人勸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標點符號，也應該用圈點分句，使讀者容易讀通，便于理解，他卻說，既讀不通，何必讀呢？其實他大約是有意要跟陳寅恪看齊的，他最推重陳寅恪，而陳寅恪寫文章，也是用古文，也從不喜歡加標點。但也許陳寅恪學術成就更為深廣，使人高山仰止，忙于膜拜，所以就想不到去批評他了。
劉文典不但是學者，同時也是老師。他講課很有特色，所以上過他課的人都念而不忘。譬如他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有次在課堂上對學生講，要把文章寫好，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紛紛不明所指，他解釋說："‘觀'就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聽聞之后，學生們無不應聲叫好。
但他上課也有不妙的地方，因為他嗜吸鴉片，有時候上課煙癮來了無法過癮便狂抽香煙，由于發音多通過鼻腔，所以發音含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他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因為他上課引證繁富，一堂課只能講一句，所以他 教《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玄虛的《海賦》。
但他煙癮不來的時候，講課是很精彩的，有一則關于他的"劉文典先生三易其地講紅樓"可以約略見之。據一位曾親聆這次講座的學生回憶說，屆時早有一大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尚未黑，但見講臺上已燃起燭光（停電之故），擺著臨時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等上講臺，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他斟茶。劉文典從容飲盡了一盞茶，然后豁然起立，像說"道情"一樣，有板有眼地念出了他的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于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 ......而他對于"蓼花汀滁"的解釋是："元春省親游大觀園時，看到一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屬意寶釵了。......"這樣的燭光講座，真算是風趣十足，足以流傳廣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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