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對于已經具有漫長歷史的人類而言，文明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價值。文明的進程也已經同時成為一種具有價值內涵的向度，始終是我們可以用之以衡量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的度量化的指標。
文明進程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社會分工日益縝密。隨著文明的進程，科學從人類古老的經濟運作中分離出來，進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各自都出現了眾多分支學科。細密的社會分工之所以可能，不僅僅因為出現了許多學科專門家，還因為或者說更因為各門學科在其由獨立而逐漸成熟的過程中，分別形成了它們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對象；并且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擔負著獨特的，無法為其他學科所替代的人類使命。哲學是如此，數學是如此，美學也是如此。
但是，遠非所有科學研究者都具有這樣的自覺意識，都能清醒而真切地感受到并且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自己所應肩負的人類使命。中國當代美學的走向以及美學界的困惑，正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
中國當代美學界業已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當代美學承擔起了遠遠超乎它本身所應該和能夠承擔的時代責任，在從五十年代中期直到七十年代末的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里，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一批資深美學家們探求真理的聲音，一直體現著當時的大陸中國學人勇敢地突破涵蓋一切領域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極為少見的有自己獨立思想價值的精神追求；隨之而來的社會大變革中，又是以李澤厚為代表的一批在五、六十年代趨于成熟，而到此時更得風氣之先的美學家，起著思想解放的導航者的特殊作用，使得美學在中國又一次奇跡般地成為一門顯學。然而，作為這樣一門顯學的美學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并不輕松，其實也象任何一門過分熱門的學問一樣并不踏實。至少從目前來看，美學又遇到了來自日常生活領域的嚴峻挑戰。美學剛剛從為單純而且即時的政治目的服務、作為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緊箍咒中掙脫出來，卻好象注定要淪為他人的侍妾似的，關于美學如何為當前的經濟建設服務，也即如何將美學商品化與市場化的困惑，又向美學研究者們襲來。不難想象，當年的美學家們曾經那樣理所當然地、毫不遲疑地認定，美學只能為政治服務，只能作為意識形態化的功利性活動的工具，而今天，人們竟然以同樣理所當然的、毫不遲疑的肯定態度，要將美學推向工業社會中的輔助性的工具層面，將它理解為一種可以直接用之以商業活動的思想技巧，要讓美學成為而且僅僅成為社會經濟活動中雖非可有可無卻無獨立價值的附庸。
一個健康的社會，或者說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應該顧及到經濟、社會倫理道德體系以及各項文化事業的協調發展與共同繁榮。易言之，只有經濟領域與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倫理道德體系的同步發展，才能稱得上是文明的進程。假如一個社會片面地只強調道德倫理體系的規整完備，那么，哪怕這種道德與倫理體系再優秀再美好，它也只能支撐起一幢烏托邦的理想大廈；而在這種烏托邦社會中，正因為其道德倫理體系與實際的社會經濟運作過程完全脫節，所以，道德倫理越是受到片面的強化，它對文明的價值越是被片面地夸大，它最終所必然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因為它必然崩潰而將造成的破壞作用也就越大。在這個世界上，在人類文明史上，多數國家都曾經經歷過或大或小的類似的悲劇，更不用說20世紀給我們留下的極其現實又極其慘痛的深刻教訓。但是，假如我們就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只認定經濟發展片面的人類價值，甚至出于某種同樣烏托邦式的美麗幻想，認定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會帶來文化事業的繁榮與道德倫理體系的重構，那就陷入了另一種經濟決定論的機械文明觀。認為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推動整個社會的文明水平是沒有根據的，相反，如同馬克斯·韋伯所強調的那樣，歐洲工業革命時代經濟的發展正是以“新教革命”這一倫理道德領域的革命拉開其序幕的；或者說，工業革命的整個過程以及它的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始終伴隨著新教倫理的影響與滲透，它們都不是單純的經濟領域中的突發事件。實際上，二十世紀中葉以后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高速發展，也離不開道德重整的文化背景。另一個反面的例子，是經濟上的增長也許更為顯著的中東國家，正因為在經濟收入急劇增長的同時并沒有改變其原有的文化模式，它們在文明進程中始終處于世界的邊緣。這樣兩種反差極大的事實都提醒我們，切忌將復雜的社會發展問題簡單化，切忌以為某種單方面的發展就可以替代或者決定了社會整體上的發展。用中國傳統的視角來看，“倉稟足而后知禮義”只是一種可能性，同時，還存在著“飽暖思淫欲”這另一種可能性。
正如人本身的需要是多層次的一樣，由復數的人組成的社會，就其整體而言，也有著多層次的多方面的需求，實際上我們既不可能在饑腸轆轆時單方面地夸張地強調“仁、義、禮、智、信”的人類價值，也不可能等到豐衣足食時再回頭來考慮文化建設。經濟、道德、文化是人類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三個維度，三種互相之間不可替代的價值，只有它們的同時前進才能稱得上是社會與文明的進程。歷史是公正的，只追求某種單方面的發展而忽視了其他領域的社會價值，遲早會因此而付出代價。
知識分子和人文科學研究工作者應該比一般人更清醒地看到這一點，應該比一般人更切身地體認致力于非經濟的、同時也非道德的人文科學事業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價值。作為對文化發展的價值論意義上的肯定，我們所要做的，便是以學科的獨立發展來使這個社會與這種文化具有更豐富的也更立體的進步。而美學研究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之所以與其它人文學科同樣重要，更因為它由于某種歷史的機緣而承擔了原本不應該由它承擔的責任。其實除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之外，無論美學家們自己是否曾經清醒地意識到，美學也經常起著獨特的作用。
二
在不同時代，人類所面臨的文化課題各有不同。但是在這表面上的差異背后，又存在某些永恒的共性，也許這種永恒的共性出自于今人對歷史的誤讀，但不管怎樣，只因為有了這些永恒的東西，才使得歷史形成為一個整體，成為一條不間斷的時間之流。
人們習慣于從古希臘先哲開始追溯西方美學的淵源。在著名的美學史家吉爾伯特和布恩看來，美學發源于古老的宇宙學傳統。
如果我們想用形而上學的理論來解釋人對美的感受性，就應該作出這樣的解釋：世界，就其本性而說，符合人類本性的感情需要。在古代宇宙學里，正是這種同人的密切聯系，構成了“宇宙”的一個鮮明特征。對于這些思想家來說，就象對于藝術家一樣，宇宙是一個有生命的實體：“萬物都充滿著神靈”。
所以，古希臘最早的美學探索帶有宇宙學的痕跡，它是古代人宇宙擬人化構想的直接產物。在文化與自然尚處于朦朧的初分狀態，人類剛剛從動物的懵懂中蘇醒過來的時代，古希臘人萌發出了最初的美學思想。而正因為美學誕生自宇宙從根本上說“符合人類本性需要”這一理解，所以美學一出現就表現出它的人性意義，就著意于努力探索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的道路。德謨克利特與畢達哥拉斯曾經是這樣做的，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更是這樣做的。我們知道，蘇格拉底與柏拉圖都試圖強化真、善、美的人類價值，他們的高度智慧不僅僅表現在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中，更表現在建立文化人與自然人不同的行為規范；一方面他們尋求揭示人類生活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則渴望建構人類的良知。也正因為如此，古希臘哲學家的那些與現代意義上的美學尚存在相當距離的思想，才會確切地被今人視為美學的先驅。
從奧古斯丁直到文藝復興的10個世紀里，歐洲思想史幾乎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同義詞。但是，正如人們說整部歐洲哲學史都是柏拉圖的注腳一樣，中世紀基督教在哲學上的信念主要來自柏拉圖和柏拉圖主義。在歐洲中世紀，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美學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現代人喜歡用夸張的口氣談論中世紀的黑暗，實際上，哪怕是在基督教的禁欲主義思潮在歐洲大陸占據最顯赫地位，滲透到人們生活所有方面的時代，美學也在其中彈奏著一連串的不諧和音。在奧古斯丁和圣·托馬斯與阿奎那的著述中，我們固然可以看到許多冠冕堂皇的神學討論，證明美學來自上帝或者是上帝的光輝的塵世表現；但是同時，我們也隨處可以看到種種經過巧妙偽裝的精神走私，使后人不得不驚奇于在那種意識形態背景下美學居然也能對人類生活做出那樣的貢獻。實際上，由于中世紀美學家有意將美與上帝聯系起來，使他們有可能為處處體現著感性生命力，因之與基督教禁欲主義在精神深處強烈抵觸的藝術與情感活動作各種各樣的辯護，為藝術以及人類情感生活的存在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明。于是，在上帝的幌子下，他們很巧妙地為人類生活的豐富多彩，為文化的整體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奧古斯丁以來的眾多中世紀美學家，就不會有但丁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藝術，而客觀地說，但丁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們恰恰是以與中世紀美學家們同樣的方式，披著神學的外衣來高揚其人文主義精神的。歐洲近代藝術家與美學家們在中世紀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都不曾丟棄這種將基督教糖衣包裹在表現人類情欲的感性沖動外面，以避免各種道德抨擊的手法。今人很少會忘記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風潮，但是如果今人還能指出中世紀的美學就是那黑暗時代的一道人文主義曙光，看到美學在中世紀起到的遠遠超出學術與學科本身的歷史作用，看到美學在那種特殊背景下曾經擔負起特殊的人類使命，對美學史的認識會更加深刻。
美學的成熟恰好是人文主義在歐洲建立穩固統治地位的標志。成熟的美學幾乎使藝術活動的非功利特征成為自明的公理，而這條人造的公理，意味著文明發展史上，人的某些活動被賦予了超越單純生命目的的意義。我們或許可以把青年馬克思的美學思想看作這個美學新時代的終結，馬克思在談及美學問題時，時刻不忘建構他關于人的“整體”的理想，他深刻地指出了“屬人的活動”與人的自然活動即單純出于生命存續目的（包括群體生命存續目的）的活動之間的本質區別，強調人的本質力量與無機自然界之間的本質區別，在科學技術第一次表現出其推動文明進程的巨大作用之時，馬克思就以其美學的敏感，意識到工業社會中美學家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給文明敲響警鐘，防止被機器異化而成為后來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
17、18世紀的歐洲已經超越了蒙昧時代，美學的興趣也并沒有一如既往地沉浸于使人脫離自然的束縛。17、18世紀的歐洲崇尚理性。崇尚理性首先是為了肯定人的價值，宣稱人不是由上帝任意撥弄的無足輕重的低等生物。但是另一面，對理性的無限崇拜，又意味著將人的感性與情欲視為理性的對立面，看作理性需要抑止與戰勝的敵人。這樣，人割裂了自身，實際上借助了對自身自然屬性的否定才獲得了對另一些文化屬性的褒揚與肯定，人性的完整受到了破壞。美學則毫不遲疑地擔負起了溝通人類理性與感性的任務，從鮑姆嘉通到康德、席勒、謝林以及黑格爾，這種溝通始終是這個美學全盛時代的主題。在席勒看來，“理想的人”絕對不能通過扼殺人性和按照抽象的道德模式生活的方式實現。“理性要求統一，自然要求多樣性，兩套立法都向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正是通過美學，這些了不起的哲學家找到了將形而上的絕對法則與形而下的實際人生聯系起來的中介，提出了對人更加豐富更加完整的認識與理解。在歐洲社會整體因為文藝復興運動而邁入近代，歐洲經濟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進而進入工業時代的大背景下，美學始終作為人類良知的代言人，提醒世人注意工業革命可能帶給人類的負面影響，在那個時代，我們就分明聽到了那以后一直回響在近現代社會的精神追求的呼聲，它時時提醒人類切切不可忘記人與社會的健康的整體發展。
三
相比較而言，東方美學成熟得太晚了。在中國，要到清末民初的王國維，才可以說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美學研究。但是在中國學術發展的漫長歷史中，那些涉及美學與藝術的研究活動，仍然起到了西方美學曾起過的那種特殊作用。
中國從先秦時代開始，至少在觀念層面上看，就是一個十分重視禮教的社會。春秋戰國時代據稱“禮崩樂壞”，而禮教則在社會整合方面到過積極作用，這一積極作用實際上離不開萌芽狀態的中國美學。我們知道，孔子以及早期儒家都非常重視通過“六藝”來進行審美教育，而詩、樂則是“六藝”中最能切入人類心靈深處的藝術活動。孔子雖然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但是孔子詩教的核心畢竟在于“溫柔敦厚”，用現代語言來說，孔子之所以提倡人們學詩，是為了使人從野蠻狀態走向文明狀態，使人性更加溫文爾雅。音樂也是如此。孔子認為音樂（尤其是雅樂）能使人內心世界中和有節，因而更是作為一個高尚的人所必須修習的技藝。在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以及儒家最初的美學探索，其要旨就在于如何使人更加有教養，更文明化，更加具備藝術家的素質，換言之，他們正是在尋找一條建構文明社會的藝術途徑。儒家的藝術觀念與它具有一定程度禁欲主義色彩的倫理道德觀念有內在的一致性，但是至少在孔子的時代，詩樂抒發人的自然情性的特殊價值并沒有被孔教淹沒。在以后的儒家思想發展史中，這種對藝術的美學興趣漸漸讓位于對藝術社會學功能的關注，儒家的藝術研究也偏離了美學軌道，但是藝術畢竟與人類情感生活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血肉關聯，哪怕是宋代的道學先生如宋朱二程之屬，在涉乎藝術問題時，畢竟也不得不正視人的情感與欲念，這就使得堅固的理學道德體系也沾上了些許人性的色彩。
而在中國美學思想史上，以老莊思想為源泉的道家學說，顯然以倡導對人生的藝術把握與體認為已任。雖然在近兩千年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儒家以其經世致用的積極態度，始終保持了最廣泛與最強有力的影響，然而道家所擁有的美學意味相當濃厚的精神追求，分明內在地支配了文人士大夫以及社會整個文化精英群落某種特殊的價值取向，使道家思想也構成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精神歷程中不可分割的核心部分之一。道家立足于出世的精神向往，其意在于使士大夫的人文追求超越于卑瑣的實際人生之上，超越于社會治理與經濟活動的實際運作之上，通過這一超越，道家確立了它對人的感性生命無比的珍惜，對生命進程的著意把握。
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古代社會，由于儒家從漢代以來片面地強化社會規范與片面否定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性，它原來所擁有的積極的人文精神也就日漸失落。作為這種社會現象的有益的補充，道家以它非常富于美學意味的思想追求矯正了這一偏向。在這個意義上說，道家對藝術非人工化、非技巧化與樸實無華的要求，完全不同于遠古時代藝術尚處于自然狀態時的自然與質樸；道家之所以要高揚返樸歸真的美學思想，正是因為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社會道德規范對人性的壓抑極大地妨礙了人類文化的健康發展。換句話說，道家的人生理想與藝術理想之所以始終表現出強烈的美學色彩，正是因為其中對道德規范的反抗之聲，出現在一個脫離了人類蠻荒時代的文明社會中，在這樣的背景下道家思想高揚人類生命的自然欲求，要求正視人類真實的感性需要，順從心靈深處的呼聲，決不是要讓人類重新回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狀態，而正是希望人們在接受文明社會加之于人的所有文化枷鎖的同時，在心靈深處不要忘記，一個健全人格的完成還有賴于諸多正常的情欲獲得充分的滿足。
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兩千年來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成為儒家的同義詞，文人士大夫階級之所以沒有徹底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中國的學術研究之所以沒有完全變成經世致用的純技術層面上的探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道家的美學研究與藝術研究，或者說在接近于美學層面的藝術與人生價值論，明確地表現出了與現實人生的距離；而在封建統治機器越來越強大，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控制日趨嚴厲的這兩千年里從老莊發端的道家美學思想，對于減緩文化人格的病態而言，確實功不可沒。
四
20世紀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時代。因為科學技術的發達與觀念的更新，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工業化與科技文明的突飛猛進使西方文化被涂上了神秘的理想主義色彩，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民族，而也正因為此，文化多樣性正面臨消失的命運。
工業化和科技文明，以及“后工業化社會”的來臨，給我們創造了難以估量的物質財富，一個世紀以來人類物質文明發展的步伐以極其驚人的高速向前邁進。而令人憂慮的精神危機也同時出現了，因為精神文化的發展遠遠趕不上經濟的發展，人類的生存境遇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相反，技術的發展使戰爭對人類的毀滅性打擊更驚心動魄，化學工業正在破壞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更嚴重的問題在于現代人普遍感到心靈的空虛和焦慮不安，對這世界以及身處的文化，對人生的意義感到普遍的絕望。僅僅靠工業文明并不能拯救人類，所以在今天的時代，讓人類文化健康發展的必要性，比起以往任何時代來都更迫切地擺在我們面前。
誠然，中國目前在經濟與工業發展方面離發達國家相距甚遠。但由于外來文化的沖擊以及某些特定的現實原因，我們所面臨的精神危機并未因經濟的落后而減輕多少。所以，當代中國美學家也面臨著與西方美學家同樣的歷史使命，甚至，正由于經濟處于高速發展的起步階段，而對經濟發展的渴望主要地是受到西方豐裕的物質生活吸引；更由于已經來臨并將繼續到來的經濟起飛實際上建立在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傳統文化整體上的懷疑乃至揚棄的基礎上，單方面的經濟發展也就更容易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真空，故而，中國當代美學家應該背負起的歷史責任，比起西方美學家來要沉重得多。
美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始終以其特殊的人文關懷為己任。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無論東方抑或西方，美學總是與深邃的人文關懷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肉聯系，這是美學的精神內核，是美學的本體價值，同樣也是美學的人類意義，是美學對人類文化所作出的最大貢獻。固然，它也曾經生發出了諸多技術性的分枝，但是在根本性質上則一脈相承。如果今天還有人愿意討論美學問題，那么我們首先應該討論的，決不是如何使美學市場與商品化，討論美學應該如何去為經濟發展以及科技革命服務，而應該討論在現代社會背景下，以及即將來臨的高科技社會中，美學將如何體現自己的人文關懷。美學所能體現的人文關懷，大則至于在高科技背景下人性如何戰勝機械的壓抑，高速運轉的現代社會中人如何調適其情感生活，機器化環境中人如何發揮其個性與創造性，也就是說人類將怎樣豐富自身的審美能力，以成為馬克思所說的“整體的人”，使文化成為一種健康的生氣勃勃的文化；小而至于在我們居住的具體生活空間，在人際交往中，在藝術創造與鑒賞活動中，在我們的服飾打扮，以及生產流程安排與城市布局中，如何處處把人的豐富而完整的需要擺到首要位置。社會經濟越向前發展，這些問題必然會顯得越加突出，美學研究也就越有意義。
當然，我們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美學的人類價值與意義會更清晰地凸現出來，并不是說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每一個具體從事經濟與技術活動的人，都會更深切地感覺到美學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美學的意義與價值深寓于文明進程與文化發展的要求之中，因而，它是也只能是代表了人類良知的知識精英們、尤其是其中專業從事美學研究工作的那一小部分人自覺的精神追求。而實際上，20世紀東西方的美學家（真正意義上的美學家）們也正以其深邃的人文關懷從事著這樣的精神追求，美學并沒有在來自各方面的沖擊下忘卻了自己的使命。
|
web@guoxue.com